鄧芝是東漢名將鄧禹之後，於漢末時入蜀定居，但無人瞭解起用他。當時益州從事張裕善於相面，鄧芝請他給自己相面，張裕對鄧芝說：“你年過七十，會位至大將，並封侯。”鄧芝得知巴西太守龐羲好結交士人，便前往依附他。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劉備入主益州，鄧芝任郫（pí）城府邸閣督。一日，劉備經過郫城，和鄧芝交談後，感到十分驚奇，擢升他爲郫令，後升遷爲廣漢太守。任內清廉、嚴謹，頗有治績，於是入朝爲尚書。鄧芝被諸葛亮出使吳國，孫權果然感到疑惑，不立即接見鄧芝，鄧芝便自己上表求見孫權道：“臣這次來也是爲了吳國，不只是爲了蜀漢。”孫權於是接見他，對鄧芝說：“我原本誠心想與蜀漢和親，但恐怕漢主年幼，國小而大勢困頓，如果曹魏乘虛進攻，不能保全自己，所以我感到十分猶疑了。”鄧芝答道：“吳、蜀兩國結合擁有四州的地方，大王您是有名於世的英傑，諸葛亮亦是當代特別傑出的人才。蜀有重險可固守，吳有三江可阻隔，結合這兩個長處，成爲脣齒之邦，進可併力奪取天下，退可鼎足而立，這是自然的常理。大王現在若想委身向魏，魏必定要大王您入朝朝拜，最少也要求太子前往爲質子，若不遵從命令，就有理由討伐，我國必定見有利而順流進發，如此，江南之地便不再是大王所有了。”孫權沉思甚久才說：“你所言甚是啊！”便與魏斷絕關係，與漢連和，派張溫前往訪問。
魏黃初五年（224）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今江蘇蘇州）人。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東吳有名的名士，作爲中郎將出使蜀國，張溫臨走時，孫權對其說：“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張溫便告辭了。張溫即將返回時，文武百官都前往爲他餞行擺宴。衆人到齊後，惟獨秦宓未到，諸葛亮幾次派人催他，張溫問：“他是什麼人？”諸葛亮說：“益州的文人學者。”秦宓到後，張溫以能言善辯著稱，自號爲“吳國第一嘴”。他入蜀後，自以爲才氣無雙，伶牙無二，態度十分傲慢。張溫說：“秦大人，名稱學士，而心中未曾‘學事’”張溫又問：“您學習嗎？”秦宓說：“五尺高的孩子都學習，您又何必小看人！”張溫說：“先生既然誇下海口，說自己天文地理無所不知，那就讓我以‘天’爲題來請教你吧！”說完，便問：“天有頭嗎？”秦宓知他要讓自己難堪，但憑自己淵博學識，自不肯讓他難倒。於是便答：“有頭。”張溫又笑問：“你說天有頭，那頭在哪一方？”秦宓說：“在西方。《詩經·大雅·皇矣》篇中說：上帝‘乃眷西顧’，據此推論天的頭在西方。”張溫接着又問：“天有耳嗎？”秦宓說：“上天居高而聽低。《詩經·小雅·鶴鳴》篇說：‘鶴鳴於九泉，聲聞於天。’天若是沒有耳朵怎麼能聽見鶴叫？”張溫又問：“天有腳嗎？”秦宓說：“有腳。《詩經·小雅·白華》篇說：‘天步艱難’。沒有腳怎麼能行步？”張溫又問：“天有姓嗎？”秦宓說：“怎麼能沒有姓！”張溫說：“姓什麼？”秦宓回答說：“姓劉。”張溫顯出驚訝之色問：“你怎麼知道的？”秦宓說：“天子姓劉，據此知道。”張溫見這些問題沒難倒秦宓，就又突然問道：“太陽是出在東方吧？”秦宓答道：“太陽是出在東方，可到西方就落下去了。”張溫見沒難倒秦宓，紅着臉不再作聲了。這場論辯，張溫歪問，秦宓歪答。不僅將《詩經》中涉及“天”的句子信手拈來，而且寸步不讓，搶佔主動地位。當張溫問及“天姓什麼”的時候，他當即答“姓劉”，“天子姓劉，據此知道。”這看似談“天”，實際是擡高蜀國的地位，因蜀國皇帝是劉姓。這就等於明着告訴張溫，只有我們蜀主纔是主宰天下的王，你還威風什麼？然而，張溫也非等閒之輩，
他的“太陽出自東方”一問，其實也是貶低蜀國。因爲吳國居東，蜀國位西。不料，秦宓反脣相譏：“雖然出自東方，可到西方就落下去了。”這場論辯以張溫的失敗、秦宓的勝利而告終，秦宓以雄辯的口才、淵博的知識，滅了對方的威風，長了本國志氣，也爲後世留下一段佳話。張溫不得不佩服其口才說：“先生口才，在下佩服。”秦宓也回敬說：“先生也算吳國名辯，才華我今天也見識了。”張溫離蜀時候，諸葛亮又派鄧芝回訪吳國，孫權對鄧芝說：“如果天下太平的時候，兩個君主分別統治，不是很快樂嗎。”鄧芝卻對他說：“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如果魏國滅亡之後，大王還未深識天命。那爲君之人就各自去光大自己的仁德，爲臣之人各自竭盡自己的忠誠，而爲將之人則握棰擂鼓，爭戰纔剛剛開始。”孫權大笑說：“您確實很真誠。”孫權在給諸葛亮的信中說：“丁厷言辭鋪張浮豔，陰化不能完盡；能和合兩國的人，只有鄧芝。”
鄧芝爲了蜀吳兩國友好建立了良好關係。
就在張溫回到吳國時候，張溫之前向孫權引薦的暨豔，擔任選曹郎，官至尚書，負責官員選拔考覈。暨豔看到蜀國與吳國通好，北方戰事平息，內憂卻在加劇。吳國的朝堂上多半是吳會豪門的子弟，很多還是靠着爺爺、父輩的勢力濫竽充數。暨豔對副手選曹郎徐彪說：”我們應該進行改革。”暨豔個性耿直、剛正不阿，喜歡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爲依據，所以平時容易得罪他人。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官吏考察(彈射百僚)，並以主公身邊地位最清貴的郎官爲重點(核選三署)。暨豔的措施非常嚴厲，考察稱職的不到十分之一，不稱職的都被連降幾級，有“經濟問題”的全部改爲“軍吏”。軍吏爲下層小官，常與士大夫對稱。此舉引起了朝野上的震動不安，紛紛向孫權上奏，競相說暨豔專用私情愛憎，不根據公理辦事，爲首的有陸遜、朱據等人勸阻暨豔：“天下未定，應以功補過，棄瑕取用，表彰清白者以激勵污濁者，足以阻止勸誡他們，如果一時間全部罷黜，恐怕會有後患。”孫權感到憤怒與不安，下令：“讓兩人自殺吧。”剛剛回國立功的張溫作爲推薦人牽涉當中，又因自己在蜀國得到了諸葛亮的最高待遇，讓孫權很反感，於是以“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爲理由，將溫下獄。孫權還下令說：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兇醜，專挾異心……豔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裹，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專炫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濡須督駱統對孫權這樣處理張溫，頗爲不平，上表爲溫申理，把孫權所加給張溫的罪名，一一辨駁。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今浙江義烏）人，年二十，就擔任烏程相，任內有政績，使得民戶過萬。又遷爲功曹，行騎都尉。曾勸孫權尊賢納士，省役息民。後出任爲建忠中郎將。淩統卒，統領其部曲。因戰功遷偏將軍，封新陽亭侯，任濡須督。稅徵徭役繁多，加之瘟疫流行，民戶減少。駱統於是上奏說：“臣聽說君主治理國家，以佔據疆土爲強富，控制威福爲尊貴，發揚德義爲榮耀，永垂胤嗣爲大福。然而，財物需要靠民衆生產，強盛依賴民衆力量，威權要借民衆勢力，福祚要仗民衆殖養，德行要借民衆興盛，仁義要賴民衆推行，這六個方面完全具備，然後才能順應天命、傳承福祥，保佑王族鞏固國家。《尚書》有言：‘百姓沒有國君就不能相互安寧，國君沒有百姓就無法開疆闢土。’推理來討論，就是百姓因君王治理而安定，君王因百姓幫助而立國，這是不可變更的法則。如今強敵尚未消滅，天下尚未安定，三軍有無盡的戰爭，江邊有不懈的警備，賦稅徵調，一向積累苛煩，加之瘟疫造成的死喪禍災，郡縣空虛，田野荒蕪
。聽到所轄城邑的報告，百姓的戶口日益減少，又多是殘老之人，少有青壯之夫，聽到這種情況之後，爲臣心中如火焚急。思慮考究其中原因，主要怪於小民不明事理，他們既有安土重遷的習性，而且又因先後出外當兵的人，活着的就生活困苦沒有溫飽，死了就拋屍露骨不能歸葬家園，故此他們更加眷戀故土，害怕遠行，把出門遠行看得與死亡一般可怕。每次徵調勞役，那些貧窮人家負擔沉重的人先被派送。稍有財產的人，就出家中錢財來行賄賂，不顧傾家蕩產。輕率剽悍之人就逃亡深山險惡之地，與盜匪爲伍。百姓困苦虛竭，飢號愁躁，憂愁煩躁就不安心生產，不安心生產則更加招致貧窮，更加貧窮則生活毫無樂趣，故此口腹餓急了，那奸邪之心就萌生，而叛逆的人也越來越多。臣又聽說在民間，如果家中生活不能勉強自給的話，生下兒子，大多不去撫養，就連那些屯田兵士，因爲貧困也有很多人拋棄孩子。上天送育這些孩子，而作父母者卻將他們殺害，既擔心這種情況會冒犯天地、撼攪陰陽，又想到陛下開創的國家乃是無盡功業，強鄰大敵不是一下子可以殲滅，邊疆防守不是個把月可以撤除，而民兵不斷減損，後生者不得養育，這不是堅持長久年月，最終取得成功的好情景。國家有百姓，猶如船行水上。水平靜則船安穩，水攪動則船不安，百姓雖愚但不可欺騙，雖弱但不可強壓。所以聖明君主都重視他們，是因爲禍福由他們所決定，故此作君主者要溝通與百姓的信息，以便根據時事民情來制定合宜政策。當今官長居於接近百姓的職位，但他們卻以辦事周到爲能事，向他們所取的超過目前國家的急需，很少有人再能以恩惠來治理，符合陛下上天有覆蓋大地般的仁義，佈施勤勉體恤民情的仁德。官吏的政務、百姓的習俗，日益頹敗，漸至衰微，其勢不能再推延過久。治病要趕在病情未惡化之前，除患要趕在禍患未擴延之際。希望陛下能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抽出一點空閒，留神深思，補救不足，深謀遠慮，撫育剩餘之民，增添人財之用，使國家事業與三光（日、月、星）同輝，與天地等齊。爲臣駱統這個大願能夠實現，也足以死而不朽了。”孫權深受感動，對他的意見特別重視。駱統的反駁，孫權所怪罪張溫的事則是佔不住腳的，但是張溫也同意暨豔的做法，孫權只好新帳舊賬一起算。暨豔最初的推薦者，是做了31年吳郡太守的朱治，丹陽朱氏也是江南豪族。朱治從孫堅的時代起，就跟孫氏合作了，連孫權當上孝廉，還是他舉薦的。就在暨豔案發的那一年，朱治病死了。據說孫權一向很敬重他，到頭來卻對他有點不滿。爲什麼不滿？僅僅因爲他推薦了暨豔嗎？這個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後六年，張溫被孫權棄用，病卒。暨豔死了，東南豪族的官二代、官三代們可以官復原職了，但別高興得太早，給張溫的判決書是怎麼寫的：你到底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何圖兇醜)，專門和我過不去(專挾異心)？張溫和暨豔不同，出身於吳中望族張氏，雖然暨豔是他引薦的，他也支持暨豔的整肅運動。
張溫的失敗，並非他做的不對，只緣他敢同不良現象作鬥爭，所以引起了力量大、人數多的保守派的反對。至於暨豔銳意改革的失敗，也是同樣情況。當暨豔不計個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貪鄙時，著名大臣陸遜、朱據、陸瑁等都曾勸阻，認爲事情辦不通，且會招致禍患。暨豔只從刷新政風考慮，而不顧個人安危得失。所以張、暨的失敗只能說明：（1）孫權統治集團暮氣已深，雖志於改革之士亦無法有爲；（2）《三國志》卷55《陳表傳》言：“後豔遇罪，時人鹹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豔不僅不是壞人，並且還爲正人君子所同情；（3）張溫、暨豔之遇禍，再次說明到了孫權統治的後期，孫權在用人方面的優點已逐漸由缺點所代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