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謬論”
“歪門邪道”
諸如此類的斷語傳入使得郭嵩燾長鬆了一口氣，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說，至少在漢王的耳中並不是“離經叛道”之言。漢王的感嘆傳入他的耳中，只讓他不由只覺一陣詫異。
“一個人？”
“沒錯！”
點點頭，朱宜鋒繼續向前走着。
“當時的“歪門邪說”實在是數不勝數，但也就是商鞅這位所謂的法家奇才將“愚民之策“變成一整套切實可行的之策，將西陲弱國秦國一下子打造成爲了強國，而秦國也正是憑以商鞅的“愚民之策”，橫掃六國，一統中國，從那時起，任何學說在實際取得成功的法家學說面前都黯然失色！”
同樣熟讀史書的郭嵩燾聽漢王提及商鞅，提及秦國時，只是低頭不語的跟在漢王半步之後，而談性正濃的朱宜鋒則繼續說道。
“商鞅爲何要愚民呢？”
在反問之後，朱宜鋒又自問自答道
“在《商君書?定分篇》中就給了答案。“民愚則易治也”，因爲“愚民”這個政治學的目的看起來很簡單老百姓愚蠢了，也就容易治理了，如《商君書》中所言“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而如何制民呢？”
“必先弱民！民弱方纔易制！”
郭嵩燾毫不遲疑的答道。
“所以《商君書》才“弱民”之篇，“民弱國強，民強國弱”，總之，要想使人民聽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讓其富有，也不讓其強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說到這，朱宜鋒不禁想到那個在一個半世紀後，因爲一部“僞紀錄科教片”而被無數國人爲之激動、自豪、狂熱的“大秦帝國”，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們中口的那個“偉大”的“大秦帝國”開啓了“愚民”源頭呢？
“治國，如果開導人民的知識，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學識就會增長。百姓學識的增長，則不會去攻打敵國，就產**邪。所以其纔會在《商君書》中言稱“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奸”……要瓦解民間已經形成的道德風氣，以統一百姓的思想，這是國家強大的基礎，所謂的“《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學識，統一思想，除此之外，還要禁止大臣、諸大夫遊學、遊仕，閉塞人們獲得知識和信息的途徑，儘可能地讓人民愚昧無知、不好學問，使他們專心聽從國家的安排和規劃。正所謂“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遊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無從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注：《商君書?墾令》）”
脣角輕揚着道出這番話來，朱宜鋒的臉上露出嘲弄之色，這就是中國古代“農本主義”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農爲本”而是“愚農不知”。
“可怎麼樣讓老百姓變成愚民呢？僅僅不讓老百姓不受教育還不夠，還得錮民。自然也就有了其書中所言“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
禁止民衆自由遷徙，他們就會愚昧無知，那些不安分的到處遷徙，擾亂農事的人就會失去混飯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實實種地。這正是中國統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寶。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遷徙還不夠，還要將老百姓變成貧民，正所謂的“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須通過限制商業，使百姓保持貧窮，以避免其因富而縱不易役使。“重農抑商”其目的並不是爲了維持“農本”，而是爲了弱民，爲了制民。可是這麼幹，百姓並不樂意，食色性也，百姓並不甘於貧困，畢竟人都向往好日子，這個時候，怎麼辦？如何維持統治？”
搖頭冷笑着，朱宜鋒又一次引用《商君書》中的話。
“所以纔有了“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有了“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可如此民衆自然會反抗，這也就是有了秦國的重刑，“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也。秦國之強，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燾適時的補充一句，而朱宜鋒深以爲然的點頭說道。
“所以，後世的統治者，纔會吸取秦國的教訓，但在吸取其教訓時，卻又念念不忘秦國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董仲舒適時的出現了！”
提及董仲舒的時候，朱宜鋒的眉頭微微一挑。而郭嵩燾同樣也因爲漢王的話鋒轉換，而驚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漢王爲何會提及董仲舒。
“就學說上來說，與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爲核心不同，儒家學說的根本是“以民爲本”，最爲代表性的一句話就是“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時，朱宜鋒不禁流露出些許笑容，
“這段話很有意思，其實是孟子給齊宣王下套，齊宣王的一棄、一已，一個斷交、一個撤職，可換成國家的時候，他就左顧言它了，儒家站在民衆立場上，國君不能治好國家，也得負責下臺，並沒有愚民來維護統治者進行統治的含義。那個時候的儒家創立者，不是阿附權貴之徒，而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不會爲了政治利益去出賣人格，爲國君出謀劃策。無論是孔子也罷，孟子也好，其學說中盡是“養民”和“教民”。“教民”則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卻變了味！”
此時，兩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燾更是不時的皺着眉頭，今天漢王的每一句話，在他震驚之餘，更是發人心省。
“秦國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漢隨秦制，其實只是將“愚民”之道加掩飾罷了，漢宣帝爲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說了”霸王道雜之“的明言。而後來董仲舒爲討漢武之歡喜，篡改儒學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裡”之說，就是以儒家構建社會綱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標榜的仁義道德爲統治合法性建立基礎並增進認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實踐，則延續秦律中的法家之學，也就是”漢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對“愚民”有着豐富而充分的論斷，“民弱而國強”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歷代王朝說的是儒家仁義，可是制度上卻是法家馭民使用的霸術。”
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學”的原因，這是因爲法家作爲政治、行政體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衆接觸並不多，這些黑暗的內容都是統治階級秘不示人的“法寶”，人民只能看到統治者宣揚的儒家仁義道德，而發現自己被愚弄後，就會認爲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們，所以說儒家愚民是不對的，儒家是爲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鍋。
“也就是從董仲舒爲討漢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綱五常”以爲其統治篡改儒家學說起，孔孟時代儒家的內容也在不斷地被各個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時，高皇看到《孟子》的時候，看到民本思想時候，勃然大怒，憤怒地下令從書中刪去大約相當於《孟子》全書三成以上的內容，這種刪減確實是儒家一步步淪爲統治者的統治工具，並通過科舉制度傳遞給更多知識分子“奴性”，成爲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說先前是驚訝，那麼在聽到漢王提及高皇刪改《孟子》時，郭嵩燾更是被嚇了一跳，就在他欲爲朱元璋辯解時，朱宜鋒伸手打斷他說道。
“雲仙，高皇當年刪除非孟子原文85條，將剩下100多條，編了一本《孟子節文》，雖說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但是卻未強刪令天下《孟子》，只是規定不考《節文》之外的文章，是爲了讓大明政權千秋萬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並沒有想到，中國正是毀於其刪書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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