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變職能中建設服務型政府
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前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樞紐。轉變政府職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也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勝負手”，事關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乃至政治各方面。轉變政府職能能不能到位，直接影響其他領域重點改革的推進。李克強總理2014年3月13日答記者問時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想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點。他還指出，2014年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而且要加快推進“權力清單”公佈，界定權力的邊界，防止濫用權力。
一、行政管理體制滯後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給政府管理帶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比如，市場機制作用範圍擴大，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關係更加複雜；不同社會羣體利益訴求差異擴大，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公共服務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滿足多樣化需求的壓力增大；社會流動性增強，流動人口規模擴大；互聯網迅速普及，信息傳播更加快捷；公衆環境意識增強，環境問題引發的羣體性事件增多，等等。應該說，與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相比較，與到2020年建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相對照，轉變政府職能的任務重要而緊迫，主要體現在政府與
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等關係還沒有完全理順，尚存在對市場秩序的規範和監管力度不夠、對微觀經濟活動直接干預過多、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後、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履職重管理輕服務等問題。
（一）可能會導致的三個衝突
如果以上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很有可能激化以下三方面的衝突。一是經濟增長與利益分配的衝突。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複雜過程中，一方面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另一方面如何分配社會利益成爲所有社會成員關注的焦點。政府如何掌握和控制好利益分配的槓桿，成爲現階段遇到的最大難題。如果政府與民爭利、政府行爲不規範，只能進一步激化矛盾和衝突。二是政府的不廉潔行爲與人民羣衆公平意識的衝突。市場經濟培育了社會成員的自強、自立、公平、競爭的全新意識，他們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廉潔、高效。但一些政府官員恰恰在這個漸進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腐敗現象，致使老百姓對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形成心理上的衝突。三是社會發育水平提高與政府社會控制能力下降的衝突。在計劃體制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高度合一，政府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現在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非營利組織、民間社團組織逐漸發育起來，客觀上要求政府減少干預。政府一方面要控制社會、保持穩定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讓民間組織能夠相對快速地發展，這對政府來說是一大考驗。
（二）政府承擔巨大的壓力
第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壓力。今
天經濟高增長是以“三高”爲代價的，即資金高投入、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靠戰略口號還不能變爲實際的行動。中央政府曾經明確提出要用集約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替代粗放式的增長，但是到今天這個問題仍沒有徹底解決。其根本原因在於這種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與官員長期以來形成的“政績觀”存在衝突，包括對官員的選拔任用的價值標準、選拔體制、考覈標準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員的價值追求等。第二，化解社會矛盾的壓力。現在社會不穩定因素很多，一個小小的事件可能會釀成一個大問題。這其中原因也許很多，但是從政府管理的角度來講，最主要有兩大原因：目前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程度已經超出了社會的承載能力；政府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平正義出了問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共正義像天平一樣，如果天平出現了不適當的傾斜，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目前中國的現實是，中國社會上層在精英化，但中國社會廣大的老百姓在碎片化，在制定政策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爭取公共政策的能力在不斷下降。第三，提高政府自我控制能力的壓力。這方面政府來自社會的壓力主要在兩個方面：政府有沒有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腐敗現象；政府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財政支出行爲。
鑑於以上問題，就要求政府強化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等職能，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只有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把該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變化，更好地滿足人民羣衆的新期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