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把革命的涵義擴展成推翻和建設兩個階段，就會得出與陳文強相似的判斷。那就是：立憲派可能會轉變成革命的同盟軍；立憲派的壯大對於國家建設是有益的；在中國這個宗法社會，立憲派是維持地方的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而這個判斷又有個前提，那就是要在立憲派中區分出憲政派和保皇派。雖然在目前看來，似乎二者是合而爲一的。但隨着形勢的發展，以謀求更多政治利益爲目標的工商人士與鄉紳組成的憲政派，和死硬的滿漢官僚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卻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觀者清來形容陳文強是很恰當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浮躁與狂熱齊飛，不安與騷動共舞。能夠冷靜思考，並意識到推翻滿清只是國家有可能強盛、崛起的開始，要解決的問題既多又難的，恐怕只有對革命不夠激情、樂觀的陳文強了。
“到現在爲止，我賺的錢已經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變了很少人的生活狀況。”陳文強感慨又無奈地連連搖頭，“上海，只是一個上海，在中國地圖上只是那麼一小塊，而要使這裡的民衆活得象個樣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國各地的民衆，你覺得要花多少錢才能讓他們有衣有食，怎樣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讓他們擺脫貧困？只要革命一成功，這些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嗎？”
“革命是勢在必行的，這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宋教仁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大環境不改變，花多少錢也不會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說施行和落實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說不革命。而是說要考慮得具體些。”陳文強微微皺起眉頭，說道：“把事情設想得過於簡單，困難估計得過於輕鬆，顯然是有害無益的。慷慨激昂的口號是容易喊的，可具體的解決辦法呢，現在看來是很空洞、不切實際的。復興會要體現出自身的成熟和先進，看問題的目光長遠。就不妨在細節上多下功夫。”
“文強，你說得再詳細一些。”蔡元培在旁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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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會起事失敗後，黃興、宋教仁率大批成員逃至上海。準備赴日避難。通過章士釗和蔡元培，黃、宋等人與復興會進行了接觸。爭執、辯論是不可避免的，有轉變思想的，也有固執己見的。華興會成立時間太短。顯然還談不上組織嚴密、思想統一。
沒錯，宋教仁便是轉入復興會，並留在上海的原華興會中的一員。而這也不併意外，從歷史上他能頂住一些留日學生罵他賣黨交結官吏，拒絕日本當局的重金收買，以民族大義爲重，毅然把自己縝密考證所寫的《間島問題》一書提供給清政府，使日方製造的謊言和僞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方面。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時，宋教仁對清廷搞立憲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獨到的意見。他認爲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憲，因爲立憲國家的一個基本要求——國民權利義務平等——是清廷無法做到的。清朝定製，漢人都要繳納地丁糧，而滿人非但沒有納稅負擔，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糧供養他們，這怎麼能做到義務平等呢？清朝的另一個定製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滿漢平均，有的部門甚至爲全部爲滿人所操縱，而全國人口滿人只佔漢人二百分之一，這怎麼能做到權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僅學識好，在革命中還是個身體力行者，這讓蔡元培、章士釗自嘆弗如，視其爲可頂替自己，並會比自己幹得更好的復興會領導核心的人選。特別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論與陳文強倒有相近之處，更讓蔡元培等人堅信宋、陳二人在以後的配合工作中會比較默契。
事實上，就在陳文強在南洋各地訪問遊歷時，宋教仁已經是作爲接班人在進行培養，接觸到了復興會更多的資料文件，以及一些核心機密。等到陳文強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薦告知後，他又秘密觀察了一番，終於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釗的建議，接納宋教仁爲復興會新的領導核心的成員。
至此，陳文強才以真正的身份與宋教仁會面，宋教仁也終於知道了復興會二號人物“孫威”乃是在科學和工商領域風頭越來越盛的陳文強。
可惜的是，在陳文強不在上海這段時間裡，復興會雖有擴大，但也有令人遺憾之事。比如黃興決定暫時保持華興會的獨立性，已經率部分華興會成員避難日本；陶成章則仇滿之心既深且固，欲與江浙同鄉另立革命團體，但與復興會則願採取聯盟合作。
“反滿排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雖然很能激起漢人義憤，很能鼓動起革命風暴，但後遺症也是很大。象復興會這樣，把“反滿排滿”定義爲“排滿者，排其皇室貴族也，排其腐敗無能官吏也，排其殘暴苛民之士兵。若夫列爲編氓，從事百業，相從牧耕，是滿人者則豈欲事刃其腹哉？”同時，復興會還把以強權凌鑠百姓的漢人官吏列入反對目標之中，“爲專制政府之爪牙，刮取民脂民膏以自肥，殘苛待民以爲晉身之階，暴橫或更勝滿人，實該殺也”。
顯然，相對於復興會的理智，陶成章提倡“爲我仇者，不僅滿帝一人，凡滿洲人皆爲我仇也”，則已經在“反滿排滿”問題上走得太遠了。
志同道不合，即便現在勉強加入，日後的分裂也是可以預見的。所以，陳文強聽了蔡元培的講述，雖覺有些遺憾，卻也沒有太大的失落。而對宋教仁，陳文強則覺得可能是自己最得力的臂助。
“說得更詳細一些。就是希望復興會能打造出一位有關革命理論方面的權威、導師，或者組成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本涵蓋了憲法、憲政、法律條文等在內，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具有的大多特徵的理論性書籍。”陳文強思索着緩緩說道：“到目前爲止。對於革命者來說，大部分都缺乏一個系統的認識，只是停留在膚淺的階段，先幹了再說，更是一種通病……”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
而陳文強卻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在世人面前描繪出了一個憲政國家的形象，指出建立憲政國家的大概方案。並且將把這個憲政國家要採取的針對社會各階層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一一列舉出來，針對商人的有《商法》。針對工人的有《勞動法》。針對農民的有《土地法》，針對士兵的有《兵役法》，針對學生的有《教育法》………
“說到底，革命是要改變不公、黑暗的現狀，並且對大多數人都將是有益的，這便是我要向世人闡述的主要內容。”陳文強講解完畢，總結道：“我覺得，只這樣清楚明白地讓別人瞭解革命是關係到自身的好事。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纔會對我們要進行的革命放心，纔會支持並擁護我們的革命行動。”
“這恐怕是一個相當潔繁的工作。”蔡元培思索着說道：“而且將是一個需要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沒有幾年的工夫——”
“世界各國有很多成法可以借鑑參考，我倒覺得困難之處是在如何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陳文強淡淡一笑，說道：“至於修改完善，那當然是不可避免的。況且，我們可以集思廣益，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意見，歡迎他們來討論，來暢所欲言嘛！”
“這倒是個辦法。”宋教仁一直在思索，此時點頭贊同道：“口口聲聲喊着建立民國，這個民國到底是怎樣的呢？歷史上多有造反，或者稱之爲革命，但變的始終是朝代，是政權的名稱，是社會的皮毛，不變的是封建社會的黑暗、壓迫、腐敗和不公。如果將來人民的地位並沒有因爲換了‘民國’這一標牌而有所提高，那咱們呼籲的革命也就失去了本意。”
“果然有學問，說得就是比我好。”陳文強伸手一指，大加讚賞。
“嗯，讓大多數人都看到革命的好處，期待革命的成功，也就有了參與的熱情，文強的意思我明白了。”蔡元培露出了笑容。
“對，大家都參與。”陳文強笑得暢快，“學生，工人，農民，商人，士兵，還有你們這些大學問家，都摻和革命，那才熱鬧不是。”
“熱鬧？”宋教仁對陳文強用的這個字眼感到新鮮，又有些好笑。
“你們嫌不雅，用別的詞語也行。”陳文強笑着起身，“復興會正在籌劃的大事估計你都知道了，如果沒意見，咱們就繼續幹下去。嗯，沒別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外面傳聞，滿清朝廷要封賞你，你怎麼看？”宋教仁望着陳文強，直截了當地問道。
“給就接着嘍！”陳文強滿不在乎地說道：“反正又不是實職，反正我也沒花大錢。有了官身倒是更好，去瓊州建立基地豈不更方便了。”
“不計毀謗，但求問心無愧。”蔡元培拍了拍宋教仁，並不意外地說道：“我猜得不錯吧？文強肯定是這樣的回答。”
“只要對革命有益，不用考慮我的名聲。”陳文強望着宋教仁，鄭重說道：“但復興會要打造包裝一位革命設計師，或者是最權威的革命理論家，奠定復興會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鶴卿兄，鈍初兄，你倆潔身自好，大節無虧，是最適合的人選。”
宋教仁和蔡元培對視了一眼，輕輕搖頭道：“倒不必是一個人，可以是一個理論班子，用化名也未嘗不可。”
“肯定是要用化名，起得響亮些。”陳文強笑着建議道：“不管是否正確，外界已經基本承認革命的北辰，那咱們就作革命的太陽，光芒萬丈。”
……
中國近代憲政思想的大抵與國家富強聯繫在一起，即“富強爲體，憲政爲用”，憲政成爲了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力避“滅國亡種”危險的“法寶”，從此與中國救亡圖存的民族訴求相結合，並在清朝統治的最後十年形成了強大的立憲思潮和立憲運動。
憲政真的是一副醫治國弱民貧、政治腐敗的特效藥？憲政與富強孰重孰輕，如何平衡，這個在後世依然爭執不休的難題，至今也仍然困惑着陳文強。
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立憲、立法，這是中國步入文明的必經步驟，民主憲政也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人人都可以學得到的一種政治習慣。而且，不管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憲政是必須要加以討論和麪對的首要問題。
當然，這些理論方面的事情，包括宣傳鼓動，他都不會耗費太多的精力，因爲自有這方面的人才去完成。他呢，作爲復興會的財政支柱，以及很好的掩飾身份，自有他該去完成的任務。
奮鬥了將近兩年，一九零四年對陳文強來說是個屢有收穫的年頭。鑑於他與德國化學、電力、醫院等方面的大量合作，以及陳文強聲望日盛，再加上合作發明的異煙肼給德國帶來的聲譽和利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並邀請他在適當的時間前往訪問講學。
而滿清朝廷的封賞已定，以光緒帝之名下詔書，褒讚陳文強“洋務嫺熟”，賞花翎三品頂戴、四品京堂候補。與陳文強同時得到朝廷封賞的還有承攬潮汕鐵路的僑商張榕軒，承攬滬寧鐵路的國內鉅商祝蘭舫。
對外既有學位上的國際認同，在內又有官身紅頂，工商經營也效益日增。有錢，有官，有學歷，陳文強的行動更加方便，前往瓊州的事情也加緊了佈置和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