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月色下，與陶成章懷有同樣疑惑、煩悶情緒的還有一羣人，便是長沙起義失敗後，潛往上海，準備東渡日本的大批華興會成員。
歷史上，華興會是中國內地建立的第一個地域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開“中國內地革命之先聲”。這與興中會首先從國外開始，然後再向國內滲透發展是不同的。
一九零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五月，黃興作爲軍國民教育會的運動員，從日本回國。先到上海，結識了包括《蘇報》主編長沙人章士釗在內的大批新派人士。隨後返抵湖南長沙，受聘爲明德學堂教員。數月後，他以過生日爲名，約集宋教仁、劉揆一、周震鱗、翁鞏、秦毓鎏、柳聘農、柳繼忠、胡瑛、徐佛蘇等，在長沙保甲巷彭淵洵家舉行秘密會，建立名爲華興會的反清革命團體，對外僞託興辦礦業，稱華興公司。
憑藉着黃興等人身體力行的努力，以及優秀的組織能力，華興會迅速建立了相當龐大但不夠嚴密的組織系統，成員絕大多數是從日本留學歸來或在國內學堂肄業的進步知識分子。黃興等還爭取了湖南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醴陵縣人）的合作，另設聯絡會黨的外圍機關同仇會，構成了華興會的基本隊伍。
隨着華興會組織規模的擴大和參加人數的迅速增加，其領導者便開始籌劃武裝起義，準備擇機發難。最後共同商訂了長沙起義計劃，決定於慈禧太后70壽辰、湖南文武官員齊集省城萬壽宮五皇殿行禮慶時起事。省城內以武備學堂學生爲主，並聯絡新軍和巡防營以爲策應；省城外由哥老會分兵五路響應，向長沙進軍。
農曆八月中秋節，瀏陽普跡市的牛馬交易會熱鬧非凡。劉揆一受黃興的委派在此主持了莊嚴的授將儀式，正式封馬福益爲少將，並授予馬福益所部長槍二十支、手槍四十支、馬四十匹。其時，觀者如潮，大家情緒極爲振奮，議定只等上海大批軍械運到，即提前起義。
但這樣大的動靜，再有大量會黨會聚長沙，起事的風聲已爲官方所察覺。當局立刻開始了對華興會的偵緝和搜捕。頓時，長沙城內緹騎四出，一片恐怖。馬福益走避湘西，大批華興會成員則易裝潛往上海。
華興會成立之初，黃興等人是邀請了章士釗的。但章士釗那時已是復興會會員，基於保密原則，只能是去信委婉相拒。等到黃興等人來到上海，章士釗請示了組織，才報出身份，並進行爭取工作。
相對於復興會比較完整的政治綱領和組織規範，華興會則顯出了很出不足之處。比如華興會的主張主要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卻沒有細緻而明確的政治綱領；其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爲口號，撲滅滿清之意更濃，卻少了之後對於國家道路的思考。
如果從組織的嚴密性來看，華興會更是差復興會更多。雖然現在只是管中窺豹，華興會衆人也看出復興會在上海的勢力很大，對於外人加入更是很審慎。可不象他們，擴充雖速卻也敗在魚龍混雜之上。如果不是會黨敗類通風告密，如果不是起事太過招搖，如果——挫敗之後的反思是肯定的，特別是在有了對照物——復興會，便更是如此。
“驅除韃虜，聽起來聲勢很壯，但卻把全部滿人包括在內，打擊面太廣。更爲嚴重的是容易使日、俄侵佔滿蒙尋得藉口。既要造反，卻又不能不講民族團結，滿州既處日、俄勢力之下，蒙古向爲俄人範圍，西藏也幾乎成了英人的囊中物。我們要振興中華，就不能不將眼光放長遠，既要看到眼前，又要兼顧將來。”章士釗耐心地解釋道：“如果只爲革命，只爲痛快，卻使國家有分裂之虞，豈不成了千古罪人？”
“行嚴的思路我明白了一些。”宋教仁補充道：“他的意思是說：打倒滿清只是手段，而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最終目的是使中國富強，使中華民族重新崛起。”
“鈍初說得不錯。”章士釗點了點頭，說道：“我們要推翻的是滿人貴族的封建統治，準確的定義之後，才能夠有明晰的目標。排滿殺滿固然痛快，且頗得人心，然現時革命已非封建時代的舉旗造反，若大肆宣揚，必然深入人心，輕易難改。我等立志推翻清廷政權，本是挽救危亡，若任意殺戮，甚至婦孺不免。此則暴徒行爲，不但爲國際上所反對，且必定惹起種族仇恨，爲列強瓜分之方便。”
“滿洲亦爲我中華之固土？”黃興皺起了眉頭，這個確實不能怪他，當時很多人都不把關外認定爲中華之地，連革命的北辰也不例外，黃興也是號召“凡屬炎黃種子，急宜奮起圖存，誓驅韃虜出關”。
出關，也就是將滿人逐出了山海關便是勝利。這種想法非常普遍，根據則是自康熙年間至光緒年間兩百多年來，大致維持不變的內地十八個省份的政治制度。界限主要是長城，不包括東北三省及新疆、內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其它地區。
可以說，在日後建立民國的疆域問題上，復興會在戰略眼光和思維上，已經領先於其他革命團體，並且與大多數革命者的認知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