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什麼，是依賴地下派幫搞暴動和暗殺，利用公開報刊搞鼓動和宣傳？還是培養、訓練出忠誠敢戰的軍隊，推翻舊王朝，建立新國家？
或許二者都是，但除此以外呢，被一些革命黨視爲保守、落後，痛罵以狐媚爲虎倀、無恥之尤者的立憲派，所進行的實踐活動，難道不是一場革命嗎？
從動機上來說，清廷雖然是希望以立憲來換取萬世一統、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結果都是各種力量較量後的妥協，並不是設計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設立諮議局和資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馴服的諮詢機構，可是孽種一旦誕生便會自行滋長，它們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監督功能的話，它就不再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引進西方民主的運作方式對破除中國傳統政治的固習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選舉制度破除了傳統政治的非競爭性，議會政治挑戰了專制統治的非公開性，組織政黨克服了民衆參政的非組織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權體制下的非自主性。
從諮議局、資政院、組織政黨和地方自治等實踐活動來看，籌備立憲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則民衆（主要是地方士紳）的政治參與熱情將持續升溫，最後將象洪水一樣無法阻擋。
換句話說，政治改革一旦啓動，便只能前進而不能倒退，否則民衆爆發出來的能量是極其可怕的。
總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些來自於結構性的變化，不是革命，勝似革命。在立憲黨人和民衆的的努力下。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專制體制向現代民主體制逐步轉型，看起來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按照預備立憲的計劃安排，一九零八年各省開始籌備諮議局，一九零九年便舉行諮議局選舉。在官方文件中，諮議局和資政院都是實行議會民主的過渡機構，諮議局對應的是地方議會。而資政院對應的國家議院。由此，立憲派也就迅速行動起來。
早在一九零六年，“預備立憲宜先組織政黨”的呼聲便此起彼伏。先是張謇、湯壽潛等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以迎合清廷的預備立憲；一九零七年三月，康有爲、梁啓超又以保皇派爲班底成立了帝國憲政會，初具政黨之雛形。
一九零七年四月十二日，陳文強倡議並組織，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人發出邀請，各省憲政同志會的首腦齊聚上海。召開大會。
參加人數最多，覆蓋範圍最廣，準備極爲充分，立憲派或者稱之爲憲政派，開始初建政黨，大力推進憲政發展。
在陳文強看來，立憲派就應該叫憲政派才更準確，對憲政的狂熱程度。與革命黨的沉迷暴力不相上下。聽起來是互不相容，但從最終目標上看。卻是殊途同歸。
再說得明白一些，憲政派不過是年紀老成、持重謹慎的革命黨，而革命黨隨着年長、成熟，或者拋棄了暴力之後，與憲政派也沒有什麼區別。
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滿清朝廷交權、放權。只不過在目前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當其中一個手段沒有作用時，溫和派變爲激進派，和平派變成暴力派，也是可以預見的發展和轉變。
而陳文強努力推進憲政運動，便是要倒逼清廷。清廷若是妥協。放權、讓權的話，把權力和平地爭取到憲政派手中自然比在清廷手中要好；清廷若是敷衍拖延，則是在激怒憲政派，破滅憲政派的希望，把他們推向革命黨的陣營。
所以，陳文強是絕不會滿足於清廷所提出的立憲時間表的。建立政黨，選舉諮議局議員，成立諮議局，籌辦地方自治，成立資政院，速開國會……他和智囊們已經按照西方國家的民主歷程大致設計出了步步緊逼的策略，每一步驟都要抓緊完成，以使清廷沒有拖延的藉口的時間，儘早地暴露出愚蠢、短視、專制的真面目。
由於是首次開如此規模的大會，會場次序未免有些亂。但到會人員或舒緩或激烈的發言，偶爾也會被時起時落的拍掌聲和哄笑聲所打斷，會場氣氛倒頗爲的活躍和自由。
雖然對外並未號稱政黨，但成立的“全國憲政會”已經具備了政黨的雛形，最重要的是把各省的立憲派聯合了起來，聲勢大張。
作爲倡議人和主持人，陳文強不愧是立憲派的新秀旗手，他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憲政會入會章程》、《會員守則》、《憲政會內部選舉辦法》等文件，使立憲派具有自己的標籤，而不再是在語言和行動上予以區分。
而立憲派不僅有了機關報《時報》，也有了統一的領導機構，選舉出了總會和各省分會的幹事，使憲政會由鬆散走向聯合與團結，由各行其是到一致行動，有了脫胎換骨的進步。
對這些改變，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人是深爲讚許，他們認爲非如此不能壯大聲勢，不能敦促清廷儘快立憲。而全國憲政會的召開，使立憲派不再是江、浙、閩、湘、粵紳商的小圈子，而是幾乎擴大到全國，以後更將大量吸收會員，甚至是支持立憲的官員，從而把勢力從民間蔓延至官府。
大會就陳文強提出的議案進行了討論表決，《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等文件相繼修改通過，將交由憲政審查館核議，然後敦促朝廷正式頒佈實施。
可以說，這些章程、規則的推出，是憲政派的主動，而不是靜等朝廷的憲政審查館的擬定。時間提前了，倒逼也就形成了。加之當時的新聞限制未嚴，其輿論的公開助威，不僅能緩解信息的非對稱性，還可在民衆中造成更大的聲勢。
這樣一番運作下來，老子便是鐵桿的立憲派了。陳文強親執酒壺。在爲期七天的大會的閉幕酒會上爲衆位憲政迷、老前輩斟酒。嗯，應該說是鐵桿的憲政派才更準確。
“文強。”被推爲憲政會會長的張謇伸手叫着，親熱地把陳文強招到座位上。
這一桌都是立憲派的重量級人物，也是現在憲政會的核心。正會長張謇、副會長鄭孝胥，庶務長雷奮，副庶務長劉春霖。江蘇分會會長湯壽潛、湖南分會會長譚延闓、湖北分會會長湯化龍、四川分會會長蒲殿俊等。而陳文強呢，是廣東分會會長，還兼着憲政會秘書長一職。
“長江後浪推前浪，年輕人哪，最有出息的便是文強了。”張謇不掩讚賞之色，笑着說道：“不僅僅是憲政專家，工商經營亦是無人能比，手中還有槍有人，咱們這些老傢伙呀。以後就指望他們了。”
“是啊，文強這商團，還有這鐵路巡警，可都是精悍武裝。”譚延闓點着頭，“有了這，咱們這些立憲派才能夠硬氣些，不被別人看成光耍嘴皮子的秀才、書生，朝廷呢。也要看重咱們一些。”
立憲派雖然在各省都漸漸壯大，也多是身家殷實的工商士紳。但軟肋便是缺乏槍桿子。上海商團應該是首先的嘗試，然後推廣到全國各商埠，算是立憲派控制到手的武裝力量。而陳文強借修路組建起來的鐵路巡警，則被立憲派視爲掌握在手的第二支武力。
“諸位前輩說得是。”陳文強笑着說道：“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們不是要造反，可手中也要有保護自己的力量才比較安心。況且。這預備立憲之事，很可能一波三折，並不象大家想的那般容易。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進程中，起初反反覆覆也是平常。咱們呢，能多積蓄些力量。再發動民衆，這立憲運動推進起來，朝廷也必會認真一些。”
“是啊，咱們不推動，朝廷會積極立憲？”鄭孝胥搖頭道：“七年，十年，朝廷的立憲預備期竟如此遙遠。苟能實事求是，三年之久，又何事不可預備？”
三年，這幫傢伙還真是夠操切的。陳文強腹誹着，卻連連點頭，“拿到手裡的豈肯輕易放棄？這憲政的主旨便是要朝廷讓權、放權，雖然迫於形勢要立憲，但朝廷中那些位高權重的親貴哪裡會積極主動？是非要有人在後面推着，才能不斷前進的。”
“立憲是大勢所趨，除了朝中的親貴，越來越多的官員還是傾向於此的。”湯壽潛捋着鬍子，緩緩說道：“現在憲政會成立，幾與政黨無異，日後簽名、請願、示威，總要搞出聲勢，使朝廷拖延不得。”
“稍安勿躁。”張謇向下壓了壓手，說道：“憲政會通過的各項章程已經送往京城，且看憲政審查館核議的消息。凡事呢，都要一步一步地來。而首先呢，是咱們要掌握憲政知識，把工作做好，讓朝廷沒有敷衍的藉口。比如說這選舉吧，地方督撫肯定不知如何操作；咱們呢，也有很多人茫然無措。這是不行的，咱們既是立憲派中堅，便要擔負起指導和領導的重任。”
“季老所言極是啊！”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雷奮比較年輕，在大會上最喜發言，又好辯論，是相當活躍且有憲政知識的人物，對張謇的話深表贊同，“可以想象，中國第一次辦選舉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亂。咱們已經把相關的規則和方法都制定出來，各地要指導選舉工作的人員，咱們會內同志自然是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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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着這些憲政迷的憧憬，幾乎都是樂觀、振奮的言論，陳文強不想澆冷水，畢竟這是推動着社會發展、政治進步。但他還有其他的目的，此次召開憲政大會便想趁機敲定。
如果說中國的封建歷史是圍繞着政治權力鬥爭而展開，不理解帝王心術就無法洞察中國歷史的精髓。那麼，到了現在就大有不同，清廷的中央權威在衰落，新政又搞得怨聲載道，最主要的原因在陳文強看來還是財政問題。如果運用金錢的機謀，是不是就能加速這個腐朽王朝的覆滅呢？
貨幣戰爭、金融危機，顯然對於清廷，對於大多數的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比憲政還要陌生。也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威力，不知道如何防範。陳文強未必是要製造一場金融動亂，但他很想用貨幣手段來控制金融，控制市場，從而打擊清廷的財政。
當時中國市場上流通的貨幣之混亂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除了傳統的紋銀、銅錢和來自外國的各種銀元外，地方強人還“私鑄”錢幣。除了這些金屬貨幣外，市面上流通的還有各省官辦、商辦銀行和錢莊以及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設想採用金本位。除了統一幣政的動力外，國際市場銀價下跌也是主要推手。但這卻遭到了地方督撫們的普遍反對，張之洞成爲他們強有力的代言人。張之洞從“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國底層民衆多以銅錢進行結算，用金本位顯然離題太遠，不切合實際，而讓超出自身實際價值的銀幣流通於市，等於鼓勵成色不足的貨幣流通，也等於變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銀賤雖不利於償債，但有利於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從長遠而言有利於富國強兵。
任何改革，包括統一貨幣改革，都不僅僅是經濟學議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議題。滿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撫們對財政改革作出貢獻，一方面又謀求中央集權試圖逐步削弱他們的勢力，所作所爲無異於與虎謀皮，其間又有滿漢扞格的心結，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這與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先行中央集權，再推行各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鮮明對比。
面對來自地方的強大反對意見，使清政府只好決定暫時維持銀本位制，而將希望寄託於統一銀幣的標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