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字汝止，號心齋，生於1483年（明憲宗成化十九年），卒於1540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泰州安豐場人。
他出身於鹽場苦役家庭，自己當過商販，由於經商“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又，王艮自小喜讀儒家經書，多能“發明自得，不泥傳注”，中年受學於王陽明，接受和發揮了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王艮終生講學，門徒甚多，當時以王艮的思想爲中心形成了一個泰州學派。王艮則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泰州學派除王艮之外，主要的代表人物尚有王襞、林春、王棟、徐樾等人。他的著作有《王心齋先生全集》。
一、明哲保身的認識論
王艮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這是對《大學》中所講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發揮。
王艮又說：“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至於如何保身呢？王艮認爲：“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這就是說，要保住自己的身就必須要愛人、敬人、不惡人、不慢人，只有這樣才能在社會上保住自己。在鼓吹“安身”的同時，王艮還鼓吹“安心”，他說：“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而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
所謂“安身”是保住自己，所謂“安心”是要人們安於自身的現狀，這裡從字面上看，他是把“安身”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實際上只有“安心”才能“安身”，“安心”比“安身”更爲根本。這完全是宣揚一種奴才哲學。他鼓吹的“明哲保身”的根本目的，說到底，還是在於要保住“君父”。當然，這樣的思想也反映了一部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在坎坷的仕途中，經常害怕在官僚之間互相傾軋中遭到貶逐、失意，甚至革職喪生的思想情緒的，據王心齋年譜注中說：當時王艮作《明哲保身論》，“時同志在宦途，或以竦死，或譴逐遠方；先生以爲身且不保，何能爲天地萬物主；因瑤湖北上作以贈之”。王艮此論是爲朋友王瑤湖“轉官北上”贈別而作，其闡發的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確實是反映了這樣一批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情緒的。
王艮認爲，統治者要治國平天下首先就在於要修身正己，只有己正了才能正物。他論證這一思想說“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因此必須先安身才能安天下國家。然而又怎樣纔是安身正己呢？王艮說：“止至善者，安身也。”又說：“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已矣。”
所謂“止至善”，所謂“端本誠心”，無非也就是要統治者講封建的倫理道德修養那一套。所以王艮在回答弟子問“止至善之旨”時，說：“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陽明先生辯之悉矣。”
明德親民這正是宋明道學家們所一貫倡導的東西。而王艮還進一步地解釋《大學》說：大學止字即是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所謂據於德，即是“據仁義禮智信五者心之德”。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他所講的“安身立本”的實質，就是要統治者帶頭來提倡封建道德，以維護封建統治的秩序。在這點上，王艮自己也是講得很清楚的，他說：“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誠如示掌之易矣。”
王艮還提出明哲保身是良知良能的思想。他說：“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這一思想也是從他“安身立本”的思想出發的。既然安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那麼也只有保身才能保家、保國、保天下。這也就是他說的“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
王艮的哲學思想就是爲他這一套政治主張提供理論根據的。
二、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
泰州學派的一大特點是，他們經常在民間講學，所以在這一學派中，還有一批本人就是勞動者的信仰者，如樵夫朱恕、陶匠韓貞、田夫夏廷美等，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泰州學派的幾個主要代表人物王襞、王棟、韓貞的思想。
王襞，字宗順，號東崖，生於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死於1587年（明神宗萬曆十五年），爲王艮的次子。王襞繼承父業，終生不仕，從事講學活動，擴大王艮思想的影響。
他的哲學思想主要是宣揚王艮的良知說，他說：“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王襞這種“良知自能感應”的觀點，是同他的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分不開的。他認爲：“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他反對一切人爲的造作，反對任何向外求的學問，而主張良知的“自然流行”。他說：“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飢來吃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得此豈容一毫人力與於其間。以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以障之耳；故有滯之心。烏足以窺聖人圓神之妙。”
在他看來，良知的妙用是否能發揮，就在於心中存不存成見。如果心能做到空而一無所見，那妙用就能自然流露，否則良知就爲“存見所障”。所以王襞反對一切人力安排，而主張“以不犯乎爲妙”，所謂“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很顯然，這是在把王艮的“不借安排”說推到了極點，這是在宣揚一種敵視一切知識和理性的矇昧字義的哲學，其實質仍然是在宣揚事親事君約一套封建道德觀念，與“飢來吃飯，倦來眠”一樣，爲人性所固有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而已。
王棟，字隆吉，號一庵，爲王艮的族弟，曾任南城訓導、南豐教喻、山東深州學正等職，所到之處，並以講學爲事。他宣揚的主要是王艮的格物說。
王棟認爲“先師（王艮）之學主于格物”，並且認爲“孔門傳授無非此學”。他解釋格物說“格物是止至善功夫”，又說：“格物原是致知功夫，作兩件拆開不得。……先師（王艮）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
這是說，格物與致知本就是一個功夫，格物之本即是安身正己，恢復自己原初的良知；格物之末即是用自己的良知來度量天下國家；所以說格物原是致知功夫，兩者是分拆不開的。這種對格物致知的解釋，完全是對王艮的格物說和良知說的進一步的發揮，把格物與良知的關係從理論上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罷了。
王棟發揮王艮學說，還表現在他對王艮的樂學說的闡發上。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生於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死於1585年（明神宗萬曆十三年），江蘇興化人。韓貞家庭貧困，原有茅屋三間，後以茅屋抵償，“遂處窯中”，“以陶瓦爲業”。然而韓貞深受王艮學說的影響，“慕朱樵（指受業於王艮的樵夫朱恕）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王襞）。”
他的思想保存在《韓樂吾集》中。韓貞一生“以化俗爲任”，常趁秋後農隙時節，在鄉村聚衆談學，以歌詠演唱的形式在人民羣衆中間宣傳王艮的唯心主義思想，鼓吹老百姓應當安貧樂道、樂天安命的說教。他宣揚說：“世路多歧未許遊，得休休處且休休。”“人生安分且逍遙，莫嚮明時嘆不遭。”“偷個閒時取個歡，莫將愁事鎖眉端。”
王艮當時從自己的唯心主義良知說出發，寫了一首《樂學歌》，歌中唱道：“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慾縛；私慾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這即是說，人心本樂，只爲私慾所障而不能自樂，所以要人們學樂，克去私慾，恢復天真之樂。這就是要人們不去正視現實的階級壓迫的苦，要消除自己的一切，而去自我陶醉於所謂的自己的本心之樂。這完全是王艮爲剝削階級給勞動人民開出的一副精神麻醉劑，要老百姓安於貧困、安於受壓迫的自我安慰劑罷了，
王棟則進一步地發揮了王艮的這一思想，他說：“孔門教弟子不啻千言萬語，而記《論語》者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是夫子教人第一義也。蓋人之心體奉自悅樂，本自無慍；惟不學則或幢幢而慮，營營而求，忽忽而恐，慼慼而憂，而其悅樂不慍之體，遂埋沒矣。故時時學習，則時時復其本性，而亦時時喜悅。”
這是說，人心之體本自悅樂，只是因爲不學而不能復共本體，悅樂之體也就埋沒了，所以“一時不習則一時不悅，一時不悅則便是一時不習，可見聖門學習，只是此悅而己”。他最後的結論是：“學不離樂”爲“孔門第一宗旨”。把學樂問題提高到如此重要地步上來加以崇揚，是泰州學派的一大特點，其思想實質無非就是要叫人們樂於去按照自己的本心良知，即封建的道德觀念從事一切活動而已。
三、李贄的主觀唯心主義及其對社會政治的批判
李贄，原名載贄，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生於1527年，死於1602年。福建泉州人。他的祖先曾航海經商，父親靠教書爲生。李贄爲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創始人是中國明代學者王艮，屬於陽明學派的分支，被稱爲“左派王學”。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犟，善於獨立思考，不受程朱理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他做過二十年小官，晚年專門寫書講學，對當時的道學家多有揭露，對封建禮教的部分內容也有所批判，因而遭到統治者的迫害，最後自殺於獄中。在這樣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出現了李贄的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等。
明代後期，政治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上層統治集團極端昏庸腐朽，只知荒淫玩樂，完全不以國計民生爲意。宦官把持朝政，一般官吏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貴族豪強、官僚地主階級，對於廣大農民、商人、手工業者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人民陷在水深火熱的悲慘情況之中，階級矛盾日益激化。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替封建統治階級製造幻想的哲學家，越來越空疏、虛僞。程朱學派的人只知背誦煩瑣的教條，藉以鉗制人民的思想；陸王學派的人，吹噓“本心”，宣揚良知，藉以麻痹人民的意識。至於那些根本不談學問的官僚，更是卑鄙無恥。專門趨炎附勢，壓榨人民，只求升官發財，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明代後期，商品經濟和手工業都有空前的發展，在東南江浙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據《明實錄》中記載，萬曆年間，蘇州紡織業最爲發達；其情況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當時蘇州的織工有幾千人之多，都是靠出賣勞力來維持生活，都是“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這種紡織業手工工場的情況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當時城市手工業者與小商人，稱爲“市民”，逐漸形成爲一種力量。
李贄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危害性。他指出，貪暴的君主固然是擾民的，而所謂仁者也是害民的。所謂“德禮刑政”都是束縛人民的工具而已。德禮（道德與禮教）是鉗制人民思想的，政刑（政治與法律）是束縛人民手足的，都是擾害人民而使人民不得其所，乃是社會動亂和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又說：“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刑法和教條，都是擾害人民的。李贄這些言論都是對於封建主義的所謂德治禮教的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