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封建地主階級，經過秦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後，一方面繼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儒家學說，擡出了孔子，鼓吹綱常名教，推行“陽儒陰法”或“陽德陰刑”的兩手政策。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至漢武帝在位時，中央政權日益鞏固，社會趨於穩定，整個社會逐漸形成大一統的局面。面臨新的社會形勢，漢朝統治者希望以一種擴展進去的積極政治學說取代漢初的“無爲”黃老思想，化解社會矛盾，鞏固中央主義政權。董仲舒應時改造儒家理論，儒家強調皇帝的權威，而董仲舒利用神權使這權威合法化。董仲舒在法律方面，主張“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輔。董仲舒的理論學說是在先秦儒家基礎上，吸收各家學說中有益成分的以儒法合流爲特色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
董仲舒主張的“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思想被漢武帝採納，並以此爲核心，形成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影響了以後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他們把孔子說成是“神”的化身，大肆宣揚天命鬼神、災異等迷信，總之，提倡儒家神權論，以鞏固封建主義的統治。西漢的地主階級當權派，拋棄了戰國以來地主階級在革命時期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傳統，走上了鼓吹神學唯心主義的道路。以鼓吹“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唯心主義目的論爲核心的今文經學，成了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到了魏晉時期，經過漢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新起的門閥世族，又感到漢王朝推行的禮法名教之治和唯心主義“天人感應”目的論不靈了，於是在禮、法兩手之外，又從戰國時代腐朽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武器庫中搬來了老莊學說，大肆宣揚起虛無主義和愚民哲學，建立了唯心主義的玄學體系，爲士族的腐朽生活作辯護；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作爲統治勞動人民的思想武器。
在前期封建制發展階段，除農民和地主階級這一主要矛盾外，還存在着地主階級內部矛盾。土地兼併是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規律。在土地兼併的過程中，一部分地主階級擁有大量的土地，佔有大量勞動力使之成爲依附農民，形成了地主階級上層，他們是地主階級的當權派，封建王朝的統治權力掌握在這個集團手中。他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享有種種特權。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在漢—唐時期，又出現了與當時官方的正統思想具有不同傾向的封建學術和文化。
例如，在漢代出現了與今文經學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與唯心主義玄學和佛教神學相對立的注重實際致用的學派。到了唐代出現了古文運動，在文學方面，出現了一批暴露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的著名的文學家和大詩人。在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方面，出現了一批總結勞動人民生產鬥爭經驗的著名的農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機械製造家和醫學家。他們多半出身低微，爲我國古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作出奉獻。所有這些，都和庶族地主階層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庶族地主階層在反對強宗豪族和門閥世族的鬥爭中，在哲學上，則舉起了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旗幟，同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封建神學和唯心主義展開了鬥爭，形成了漢—唐時期哲學戰線上的兩軍對壘。
在漢代出現了宣揚“天人感應”目的論的唯心主義的哲學家董仲舒，大肆鼓吹天命論先驗論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爲皇權和豪族的特權作辯護。與此相對立，出現了一批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哲學家，同漢代官方的唯心主義哲學進行了鬥爭，庶族地主出身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者王充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魏晉玄學又成了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西晉末年，社會危機加深了，一部分門閥世族感到老莊玄學不足以挽救當時的社會危機，於是又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當時的道教作爲貴族的宗教，是對農民起義的反動。佛教在印度是爲奴隸制和農奴制作辯護的宗教，從漢末傳入中國後，一直受到豪強大族的支持。
門閥世族在當時的社會大動盪中，又把佛教和道教作爲鞏固封建統治併爲自己的封建特權作辯護的工具。這樣，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又流行起來，成了當時佔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到了唐代，唐朝的貴族和士族，經過隋末的農民大起義打擊後，又提出了儒、釋、道三教並行的統治政策，企圖三管齊下，麻痹農民的革命意識，以鞏固士族的統治地位。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並不信佛教，但認爲佛教對“治國”有利，可以消除革命農民的“怨障之心”，因而積極扶持佛教。他還說“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又大力提倡儒家的思想。此外，他還提倡道教，推崇老子李耳，用來論證他的宗族是神仙的後代。這樣，儒、釋、道三教又成了唐朝官方的正統思想。
總之，從漢初到隋唐，封建統治階級爲了對付農民大起義，它們先後搬來了孔子、老子和印度釋迦牟尼的學說，並且把孔子和老子吹捧爲大教主，同佛教一起，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唯心主義神學系統，作爲前期封建制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封建統治階級自以爲它們統治農民的手法越來越完備，防止農民起義的對策越來越精密，可是最終都被農民大革命的風暴打得落花流水，它們的神權論和唯心主義都以失敗而告終。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哲學，以儒家思想爲正統的哲學變得越來越煩瑣和荒誕，需要有一種新的哲學思想爲封建社會的合理性作論證，以抽象性爲特徵即魏晉玄學思潮應運而生。在政治鬥爭的激流中，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態度的趨向，有的消極，有的假裝消極。的確，魏晉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進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由統一到分裂，由意見分歧到武裝衝突。所謂“天下紛爭，羣雄割據”。在大一統的東漢王朝瓦解以後，出現一些區域性的地方政權，這些政權分別取得地主階級的支持，長期的互相屠殺。它們的屠殺政策不僅只是用以對待不同政權下的人民，即同一政權內部也都用它作爲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因此那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像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生長在這個恐怖的環境中，他們縱跡山林，或不問世事，或潛心學術，對現實社會不敢正視，企圖逃避，產生“遺世”、“習玄”的風尚。但是一個人生長在社會中，總是無法逃脫社會諸關係的牽制。雖然這些人想竭力做到“與人無愛亦無憎”，而實際上他們卻不能沒有愛憎，而有的人還不免要遭到屠殺。爲了自身的利益，他們不能不對各種問題表示意見。
魏晉時期，又出現了唯心主義玄學家王弼和郭象，拋棄了漢代神學唯心主義的形式，提倡思辨的唯心主義玄學，爲門閥世族的專政作辯護。與此相對立，唯物主義者裴提倡崇有論，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者楊泉提出元氣說，同玄學唯心論開展了鬥爭。兩晉之際道教頭子葛洪宣揚神權論爲門閥世族的統治作辯護。南北朝時期，由於佛教的流行，出現了一批佛教神學家，鼓吹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宣揚神不滅論，因果報應論和虛無主義，爲門閥世族的封建特權作辯護。慧遠和僧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與此相對立，又出現了一批反佛教的無神論者，同佛教教義的理論基礎——神不滅論和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迷信進行了鬥爭。庶族出身的無神論者範縝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在唐代，由於貴族和士族的提倡，佛教和道教更加流行起來，特別是佛教神學形成了許多流派。與此相對立，又出現了一批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者。庶族出身的新官僚韓愈，成了當時反佛教的先鋒。唐朝的封建貴族和士族還大肆宣揚儒家的天命論。與此相對立，出現了代表庶族利益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者柳宗元和劉禹錫，又同儒家的天命論進行了鬥爭。這個時期的無神論者絕大多數都是唯物主義者，而神權論的鼓吹者又都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家。所以在這個時期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往往是和無神論反對有神論結合在一起的。
隋朝在三國兩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分裂的基礎上又一次完成統一，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朝代。經“開皇之治”，出現了經濟繁榮景象，大運河的開鑿，對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煬帝暴政激化了階級矛盾，在農民起義打擊下，隋迅速滅亡。唐繼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訓，採取發展經濟的政策，“貞觀之治”奠定了唐朝強盛的基礎，中經武則天的承上啓下，至唐玄宗前期“開元盛世”，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唐玄宗後期政治，引發安史之亂，唐由盛轉衰。此後，在地方形成藩鎮割據，在中央出現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政局更加黑暗。後經唐末農民起義的打擊，唐朝走向瓦解。
隋唐時期，爲了適應全國政治大一統和封建統治的需要，統治階級雖以儒學爲正統，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使以心性問題爲核心的佛教哲學廣爲流傳，其理論思維水平達到中國佛教思想史的高峰。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也是它中國化的時期。這時期翻譯過來的佛教典籍已極爲豐富，隨着政治的統一、經濟的發展、文化交流融合趨勢的加強，佛教得到空前的發展，創立了不少新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三論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等。每一宗都有自己的理論和修持體系，師道相傳，謹守不變。
唐統治者（除唐武宗外）實行儒、佛、道三教並行政策，使佛教得以昌盛，同時促進了儒、佛、道的融合。封建統治者利用儒學治世、佛學治心、道教養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補，以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攝取儒、道思想，不僅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理論。隋唐時代，國家統一，寺院經濟高度發達，佛教進入鼎盛階段，佛教理論的發展出現了不同的教派。一些富有哲學思想的宗派，着重通過闡發心性問題，否定客觀世界的真實性，勸導人們加強主觀修持，以達到成佛境界。佛教各派理論紛紜繁雜，歸結起來約可分爲：介紹印度佛學的唯識宗，中國化的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