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6—249年），魏晉玄學理論的奠基人，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金鄉一帶）人。王弼的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和《論語釋疑》。
兩漢以來，以儒家“名教”爲核心的統治思想，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暴露出不少的弊病。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封建的統治制度是不是合理的，怎樣才能更有效地鞏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以王弼爲代表的玄學，打起了評論漢朝名法之治的旗號，從另一個角度，用玄學唯心主義來爲封建等級制的統治秩序的合理性作論證。
一、“無爲”乃“名教”之本
魏晉玄學的產生是有深刻歷史根源的。魏晉時代，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以門閥世族當政的地主階級專政時期，門閥世族是極少數擁有各種政治、經濟特權的地主階級的一個階層。他們對農民實行農奴式的壓迫和剝削，在地主階級內部也排斥那些寒門庶族。爲了解放思想，避免這種荒謬而煩瑣的經學，魏晉玄學提倡直捷簡易、闡述義理的方法，這也是適應理論思維自身發展的要求的。王弼的唯心主義本體論，使兩漢以來神學目的論的唯心主義發展成爲比較精緻的帶有思辨色彩的唯心主義。
門閥世族統治階級爲了防止農民革命，欺騙人民羣衆，於是就提倡所謂“無爲而治”的理論，用道家思想來補充儒家思想，要求被統治階級安貧樂道，無知無慾，不犯上作亂。同時，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統治階級中的人也是升降不定的，爲了保存自己，那些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士族，也把道家思想作爲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據。另一方面，東漢的今文經學不僅包含着許多讖緯迷信思想，同時又是十分煩瑣的，大大束縛着人們的思想。
在王弼看來，漢王朝推行的禮法制度越搞越煩瑣，越成爲形式的東西。由於注意形式，講仁義博施的人，往往是在那兒裸地追求虛名，因此引起了人民的怨恨；提倡禮義的人，反而毫不掩飾地和別人爭權奪力，這樣也就使人民爭奪不已；所表彰的一些所謂忠信的人，實際上是一些假名節之士；制定了許多刑法來限制老百姓，然而人民卻想出更多的逃避刑法的辦法。這就是王弼所說的“崇仁義，愈致斯僞”，“巧愈思精，僞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因此，王弼提出，對於這些“仁義”、“忠孝”、“刑罰”等“下德”應該重新估價，應該看到這些形式是有其侷限性的，甚至搞不好還會有副作用。那怎麼辦呢？王弼認爲，應該抓根本的東西。
所謂“根本的東西”，就是先秦道家所鼓吹的“無爲”。王弼認爲，“無爲”是推行禮義之治的根本，如果“名教”根據它來建立，就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他說：“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應該怎樣呢？應該“載之以道，統之以母”。這裡的“道”或“母”，都是指“無爲”。所以，王弼說：“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舍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
他認爲，以無爲爲本，仁義的作用纔會真正地顯示出來，禮法的作用纔會真正地發揮出來。因此，要懂得什麼是母，什麼是子，什麼是本，什麼是末，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政治才能搞好。可以看出，王弼表面上認爲“仁義”、“禮法”等不重要，但實際上他是企圖用所謂提倡“無爲”來鞏固“名教”，使“名教”起到更好地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作用。這就表明，王弼的玄學只是給封建統治制度披上一件超現實的外衣，使之具有更大的欺騙性。統治者如果有什麼要求，老百姓也就會很快地跟着來了。如果統治者宣揚說“我所想的就是無慾”，那麼老百姓也就會沒有什麼要求，而過着樸素安靜的生活。王弼鼓吹“無爲”，當然不是要統治者真的什麼事也不幹，而是企圖通過“無爲”的宣傳，讓老百姓無知無慾，任其宰割。
王弼認爲，對任何事情都應採取“無爲”的態度，他說：“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他提出，不僅統治者應該“無爲”，被統治者也應該“無爲”。從統治者說，“行無爲之治”，才能達到“無不爲”的目的。因爲在上的統治者既然“無爲”了，下面的被統治者就應該效法，就像子效法母一樣。他說：“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爲無慾，而民亦無慾而自樸也。”要防止老百姓的“邪惡”、“淫慾”，不能在它發生之後，再用嚴刑去制止它，而要在它發生之前就把它消滅掉。所以他又說：“故不攻其爲也，使其無心於爲也。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於欲也。謀之於未兆，爲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他把這種辦法稱爲“崇本以息末”，就是說使老百姓過着無知無慾、安分守己的生活，這樣仁義、刑罰的作用也就充分發揮出來了。
王弼這種思想，表現了董仲舒以來所提倡的儒家學說經過漢末農民革命的打擊，發生了動搖。
二、以無爲本，崇本舉末
王弼的整個哲學體系是爲封建門閥世族統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作論證的。但他拋棄了兩漢以來煩瑣的經學和讖緯迷信，不再用那些荒誕的“天人感應”目的論作理論根據，而採用了思辨哲學的形式，以探討宇宙本體問題作爲其哲學體系的核心。王弼認爲，萬有統一於一個共同的本體，這就是“道”，世界萬物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爲有這個本體，多種多樣的世界萬物，就是這個本體的表現。這就是所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王弼的哲學體系就是從各個方面來論證這個命題。
王弼認爲，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萬物（有）只是現象（末），而在這些現象之中，有一個更根本的東西決定着萬有的存在。他說：“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下萬物都是具體存在着的東西；具體存在着的東西所以成爲它存在的那個樣子，是因爲由“無”作爲它的本體；如果萬有要保全自己，必須返歸於“無”。
爲什麼呢？照王弼看來，任何具體的東西（有），都不能作爲另外一個具體東西的本體，更不能是整個宇宙的本體。因爲具體的東西總有其規定性，是方的就不能又是圓的，是溫的就不能又是涼的。因爲有其規定性，就不能成爲萬有共同存在的依據，所以萬有的本體只能是無形無象的“無”。
和王弼同時的另一個主張“以無爲本”的玄學家何晏認爲，就聲音說，如果是宮就不能是商，是角就不能是羽，因此最根本的聲音就是“無聲”，“無聲”是各種聲音的根本。就顏色說，也是如此，因此“無色”是各種顏色的根本。從這裡看，每一類事物的根本都是“無”，那麼整個萬有的根本當然也就是“無”了。王弼等人所謂的“無”並不是空無，而是世界萬物的無形無象的本體。他曾這樣來說明這個本體：“欲言無邪？而萬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這是說，這種本體是無形無象，沒有任何質的規定性的。這樣的本體，實際上是王弼頭腦裡虛構出來的一種觀念，他把這種精神性的東西說成是物質世界發生和存在的根本依據，這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理論。
王弼爲了論證世界萬物由一個根本的東西作爲本體來統一它們，因而又從“一”和“多”的關係方面來論證“以無爲本”。王弼認爲，萬有是多種多樣的，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必須有一個“至寡”的東西來統率它們，世界纔有秩序。他說“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少者多之所貴，寡者衆之所宗。”所謂“至寡”是什麼呢？王弼認爲就是“一”。他說：“衆之所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這是說，“一”是統治萬有的。“一”又是什麼呢？他在解釋老子的“道生一”時說“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這就是說，“一”也就是“無”，用“一”來統“衆”，也就是用“無”來統“萬有”。這一點，在《老子》第十一章的注中，王弼有更明確的說明。他說：“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統衆也。”這是說，車軲轆所以能把三十輻集中起來，使其發生作用，是因爲軲轆中間有個空的地方（無），正因爲有這個“無”，才能把衆多的東西統一起來，使其發生作用。所以說“無”比“有”更根本，“無”是萬有的“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