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葉適都是代表兼營商業的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的思想家。南宋時期，浙江一帶，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兼營商業，形成一個在一定程度上商業化的地主階層，他們沒有政治特權，與當時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鬥爭。當時北方金國統治者的割據，對於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很大的挫折，所以這部分兼營商業的中小地主階層是堅決主張對金作戰、反對南宋當局的屈服。南宋初期，出現了代表這個階層的思想家，這就是陳亮、葉適。
一、陳亮、葉適的功利學派
陳亮，字同甫，號龍川，生於1143年（宋高宗紹興十三年），死於1194年（宋光宗紹熙五年），浙江永康人。他少年時即熱心國事，喜談兵略。曾作《中興五論》，反對當時的“和議”。上書宋孝宗，力主抗金，遭當權的大官僚嫉恨，曾兩次被誣入獄。晚年考中進士，授官，未及到任而病死。他的學派舊稱永康學派。著有《龍川集》，近年編爲《陳亮集》。
葉適，字正則，號水心，生於1150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年），死於1223年（宋寧宗嘉定十六年），浙江永嘉人。他官至工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寧宗時，韓詫胄發動對金戰爭，兵敗，以罪被殺，葉適被誣附和韓詫胄起兵，奪官去職。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講學，後人稱他爲葉水心。他的學派稱爲永嘉學派。著有《水心文集》、《別集》及《習學記言》。他的《文集》和《別集》，近年總編爲《葉適集》。
陳亮、葉適從其兼營商業的中小地主階層立場出發，特別重視實際功效、實際利益，注意實際問題的研討，反對空談，反對玄想。他們認爲朱熹、陸九淵的唯心主義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是沒有實際效用的。陳亮上書宋孝宗曾說：“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徵稅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他認爲，大商富人是於國家有利的。他所謂富人包括一般的地主和兼營商業的地主。他強調商業的重要性，反對封建國家對於經濟實行全面的控制，斷言“天下之民不齊久矣”，即以爲貧富不均是當然的，這也反映了商人的觀點。
陳亮堅決主張抗金，反對屈辱求和，他和當時的主和派大地主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葉適也堅決主張抵抗金國統治勢力的擴張。他並且參加了抗金的實際鬥爭，樹立了勞績。
朱陸兩派有時也講抗金，但不積極，他們所特別重視的是鞏固南宋封建等級制度的社會秩序，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統治。陳、葉也要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但他們所特別重視的是抵抗金國統治的擴張，發展商品經濟。他們在反對朱、陸唯心主義的鬥爭中，闡發了唯物主義的觀點。陳亮、葉適的學說當時被稱爲“功利之學”，在當時是比較進步的思潮。
二、陳亮的功利思想
陳亮沒有提出系統的哲學理論。他提出了一些唯物主義觀點，對道學唯心主義展開了批判鬥爭。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道在事物之中；第二，學以適用爲主。
針對朱熹所講形而上的理，陳亮強調道在事物之中。他說：“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這是說，所謂道不是超乎事物之外的，而即貫通於事物之間。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事物，而道即在其中，就是“事物之故”。他說：“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今載之書者皆是也。”他批評當時朱陸“理學”或“心學”的謬妄是“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
他們追求脫離萬物的抽象原則，程度淺的心爲枯木死灰，程度深的大搞煩瑣理論，其實都是脫離客觀實際，不會解決實際問題的。這些人“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陳亮指出，所謂道不是脫離事物的，而是依憑於具體事物的法則：“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
陳亮強調道在事物之中，同時也肯定道是客觀事物的規律。但是，他所謂的道，主要也還是指封建的道德原則。他在講了“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之後，即接着講：如能細心研究，在情感流露上體會，就知道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不是假設之詞了。
而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學爲成人”，不一定要成爲儒者，他說“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又說“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這就是想打破儒家的藩籬了，這種議論，在當時是大膽的、進步的。應當通過實際應用，看他是否確有成效，纔是判斷問題的標準。他譏諷當時那些只會討論脫離實際問題的人，“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實際上都是“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
他還認爲，道也就是喜怒哀樂等感情的流露恰到好處，道不能離開喜怒哀樂等感情，就是喜怒哀樂等感情發得恰當。所以他說：“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這樣，所謂道也就只是封建道德的基本準則，他雖然沒有把這種人生之道當做自然界的根本規律，但他並不重視對於自然界根本規律的研討。
陳亮還十分強調“事功”，強調應用。他批評當時一般道學唯心主義者，只“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他認爲，判斷人才應該以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爲標準。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纔是重要的。所以他說：“人才以甩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他認爲，當時最大的實際問題是抵抗金族統治者的擴張，收復失地，舍此不管，專談“性命”，不知道這種所謂的“性命”是什麼東西，又有什麼用處。他又批判唯心主義道學家的迂腐無能。陳亮和朱熹的爭論，在於：第一，朱認爲道是超越事物的，而陳強調道不能脫離事物；第二，朱把所謂道德與事功對立起來，陳亮則認爲道德與事功是統一的。朱專講動機，認爲王霸之別就是“義利”之分，王者照道德原則（“義”）辦事，霸者則圖謀個人私利。他曾批評陳亮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陳雖不接受這個批評，但他比較重視效果，認爲道德原則和實際效果是不可分的。朱的觀點是客觀唯心主義，陳亮的觀點則帶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但是陳亮同樣吹捧所謂的英雄人物，而且特別美化劉邦、李世民等封建統治者的主觀動機，同樣陷於歷史的唯心主義。
陳亮指出，從理學興起以來，一些迂腐不懂事的人，專講靜坐，行動遲緩，讓人莫名其妙，以掩蓋自己的無能。於是，土人不講文章行義，做官的不講怎樣辦理事務，終於百事不理罷了。唯心主義道學家專門從事於脫離實際的煩瑣理論，看不起具體的事物、具體的工作，其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陳亮認爲，從事學問，當以適用爲主，他說他自己的態度是“正欲攪金銀銅鐵錫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
陳亮強調“事功”，認爲道德學問應該表現於事功。他的朋友陳傅良敘述陳亮的見解，以爲陳亮主張“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這就是認爲，道德是與事功密切結合的，事實上的功效，就足以證明思想的正確。陳亮和朱熹展開辯論，反對朱熹所謂王霸之辯。朱熹認爲：夏商周三代是王道，漢唐雖盛，也只是霸道，他說秦漢以後“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但道又是常存的，不因不實現而不存在。陳亮則認爲，如果沒有表現道的事物，道就不存在，道既然常存，足證漢唐也體現了道。他認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三代與漢唐的區別，只是做得盡與做不盡之不同，他說：“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陳亮重視事功，他認爲，漢高帝劉邦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都是“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所以他也肯定漢唐，漢唐既然能夠建功立業，所以也就體現所謂道了。
三、葉適的唯物主義觀點
葉適關於哲學問題的言論比陳亮多，但他也沒有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和陳亮一樣，葉適也注重事功，注重物質利益問題。他認爲，所謂道德，所謂正義，不能脫離功利，如果沒有功利，所謂道德正義，都不過是空話罷了。
他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董仲舒講的“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事情應該做不應該做，不問事情是否有利，效果如何，把道德的原理原則和物質利益對立起來。
他的基本觀點是唯物主義的，對於當時道學唯心主義的空談與玄想，展開尖銳的批判鬥爭。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道在事物之中；第二，道義不能脫離功利。他對於歷史上許多派別的哲學思想都進行了批判和評論。
葉適認爲，道在物中，他說：“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