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提出人性有兩種的說法。他們認爲，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謂性”的性，一是“生之謂性”的性。“天命之謂性”的性，是在人未生以前就已存在的性，程顥又稱之爲“人生而靜以上”之性，程頤又稱之爲“窮本極源之性”。二程根據他們的人性論，提出“存天理，去人慾”的禁慾主義說教。他們宣稱，人的都是不好的，應該克服“人慾”，保持以“天理”爲內容的本性。程頤說“不是天理，便是私慾”，又說，“無人慾即皆天理”，認爲天理人慾是勢不兩立的。
程頤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題，認爲“天命之謂性”的性就是“理”，也就是封建道德“三綱五常”。他說：“自性面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所謂性的內容就是“仁、義、禮、智、信”。人性既然包含“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內容，何以人又有很多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爲呢？程頤認爲，這是氣的影響，氣有清濁之分，於是人的思想感情就有善有惡。程顥說：“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程頤說：“氣有清濁，稟共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這就是說，人們“惡”的行爲是從先天稟受的氣質中帶來的。
這性是最根本的，也就是作爲宇宙根源的理在人心中的體現。這性是絕對的善。“生之謂性”的性，程顥又稱之爲“氣稟”之性，程頤又稱之爲“才”，這性是有善有惡的，是從“氣”來的。
程頤強調“敬”，他說：“涵養須用敬。”他反對道家和佛教屏去思慮的說法，主張以“敬”爲基本的修養功夫。他說：“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
這是說，人常常有很多思念，無思無慮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是經常集中注意力，時時警惕自己，克服一切不符合封建倫理的思想，這就是所謂“敬”。程頤又解釋所謂“敬”說：“主一之謂敬。”又解釋所謂“一”說：“無適之謂一。”敬就是集中注意力，嚴格遵守封建倫理的規定。二程所謂“敬”，具有宗教徒“虔事上帝”的精神狀態，本質上是一種僧侶主義的修養方法。
程頤宣揚禁慾主義，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教。有人問他，如果有孤苦的寡婦，家境貧窮，無依無靠，可以再嫁嗎？程頤回答說：“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就是說，寧肯餓死，也不能違背“天理”。他這句話暴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的本質，表現出封建禮教的殘酷性，同時也暴露了唯心主義理學的反動性。二程的理學對於後來的思想有嚴重的影響，宋代以後，所謂“天理良心”成爲一般地主階級統治者壓制勞動人民造反，維護日趨沒落的封建統治的口頭語。這就足見他們的壞影響是很深遠的。
二程的禁慾主義也是從佛教的出世主義來的，他們企圖把禁慾主義與仁義的說教結合起來。二程談修養，認爲存天理，去人慾，就是修養之道。程顥認爲，修養的最高境界是仁。他所謂仁就是“萬物一體”的神秘境界，在這個境界中覺得自己和萬物合而爲一，覺得對萬物無有不愛。程顥說：“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第一章第三編·第四章集理學之大成——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生於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死於1200年（宋寧宗慶元六年），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他做過知南康軍、寶文閣待制等官。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人們曾用這樣的話讚美他：“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乾道三年（1167年），偕學生林用中、範念德從福建趕赴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三月，會講的主要議題是“太極”和“中和”，然後同遊南嶽。朱張會講，盛況空前，學生多達千人之衆。
朱熹著作甚多，主要哲學著作是《四書集註》、《太極圖說解》、《通書解》等。他平日講學的問答，後來編爲《朱子語類》。清初編纂的《朱子全書》是朱熹著作和語錄的分類選輯。
一、“理一元論”
朱熹大力宣揚韓愈的道統論，認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傳，到孟子以後中絕了。他認爲二程是直接繼承孟子的，“程夫子兄弟者出”，“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而他自己是繼承二程的。二程和朱熹的學派，後人稱爲程朱學派。從南宋到明清幾百年間，程朱學派的哲學成爲正統的官方哲學。
程朱學派所謂理有幾層意義。理的本來意義是事物的規律。事物的規律是一類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是一般的東西，而事物則是特殊的東西。一般存在於特殊之中。但程朱把一般與特殊割裂開來，認爲理是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並且是事物的根本，在事物之先。
這樣，他們所謂的理就不是事物的規律了，而只是一些一般性的概念、觀念。講理在先，也就是講觀念在先。而程朱所謂理還不簡單地就是關於事物的抽象觀念，他們所講的理的內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則、基本標準。實際上，他們是把封建道德標準絕對化永恆化，認爲“三綱五常”就是宇宙的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程朱學派以理爲中心觀念，所以稱爲“理學”。
朱熹認爲：“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理是第一性的，是創造萬物的根本；氣是第二性的，是創造萬物的材料。他就是這樣截然區分“形而上”與“形而下”，斷言具體的東西以抽象的東西爲根據。朱熹也講理與氣不能相離，說：“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他又認爲，理氣二者之中，理是第一，氣是第二。他說：“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爲主。”理是根本的，主要的。又說：“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這是說，就具體事物來講，理氣是不相離的；但從根源上來講，從理論上講，卻應當說理在氣先。所以，他說：“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這種所謂在先，可以說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所謂的“邏輯上的在先”，不是“時間上的在先”相似。事實上，自然觀上所謂的邏輯在先，只是唯心主義的詭辯，其目的還是要表示具體事物是由抽象的“理”決定的。
從朱熹的哲學體系看，一方面他說“理”和“氣”本無先後；另一方面又說“先是有理”，豈不矛盾？不是的。
朱熹說“理”與“氣”本無先後，是就構成事物的時間上說的，一事物成爲一事物，同時具有“理”和“氣”兩個方面，不得有先後。但是，朱熹還是強調地指出了“理先氣”的先後問題。他認爲，從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看，從根本上看，是“理”先於“氣”的，這裡的“理”先於“氣”不是指構成事物的時間上的先後，而是指從邏輯上、道理上說“理”是在先的。他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這是說在具體的君臣，父子等封建倫理綱常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着君臣、父子等封建道德原則。不管具體的君臣、父子如何變化、生滅，這些原則（理）是永恆的、不變的，具體的君臣、父子等封建關係，都是這些永恆不變的原則的體現。同樣，其他一切具體的萬事萬物，也都是由萬事萬物的理所決定，因此，“理在事先”是朱熹唯心主義哲學的基本命題。
在思想上，朱熹特別強調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他甚至認爲法庭處理案件要先看尊卑上下的關係，他說：“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勞動人民告狀，有理也不行，“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祜”。朱熹發揮了二程的理一元論，加上一些補充，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他認爲，全宇宙只有一個太極，是萬物的本源，是萬物所以生成存在的根據。每一物都以太極爲其存在的根據，所以每一物都含有太極。他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這就是說，每一人每一物都以那普遍的理爲它的存在的根據，所以每一人每一物都具有那普遍的理。
他稱這個最根本的、整體的理叫做“太極”。他說“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至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這個最根本的理——太極，朱熹認爲是世界萬事萬物的最初根源。他在解釋太極時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自然界的產生、變化）之樞紐，品彙（萬事萬物）之根柢也。”所以，太極本身雖然是無動靜、無生滅的永恆存在，而一切具體事物的產生、變化、消滅都是由它那裡來的。這個太極，朱熹認爲又是道德的最高標準。他說：“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的表德。”所以他說：“其中（太極）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
太極中最主要的是仁、義、禮、智這四種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原則。他進一步又把這四種道德原則加到自然界上去。他說：“以天道言之，爲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爲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爲仁義禮智。”元是春，亨是夏，利是秋，貞是冬。他認爲，春天草木生長，體現了仁；夏天草木茂盛，文采豐富，體現了禮；秋天結成果實，收斂起來，體現了義；冬天草木凋落，生機潛藏，體現了智。朱熹雖然認爲每一種事物都各自有各自的理，但他又認爲這些萬事萬物的理，都是一個最根本的整體的理的內容。
關於太極與萬物的關係，朱熹認爲，太極包含萬物之理，萬物分別完整地體現整個太極。這叫做“理一分殊”。他認爲，整個世界的最根本的理只是一個太極，太極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是不能分割成部分的。萬物只是它的分別的整體體現。所以，他提出了“物物有一太極”的學說。
朱熹說，“物物有一太極”，即每一具體事物都具有整個的理，那麼，這一物的理與那一物的理爲什麼又有區別因而表現爲不同的理呢？朱熹認爲，這是因爲每一具體事物雖然都具有那整個的理，但各物所稟受的氣不同，因而整個的理在各個具體事物上表現出來時，受到氣的粹駁的影響，就有偏有全：“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他還進一步解釋說，所謂“理同而氣異”，這一句說道“理同”的理是唯一的、共同的，“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
朱熹認爲，沒有理也就不成其爲事物，所謂事物，都只不過是“理”的體現而已。如他說：“如一所屋，只是一個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個道理，有桃有李；如這衆人，只是一個道理，有張三李四，李四不可爲張三，張三不可爲李四。”這就是說，屋有廳、堂，草木有桃、李，人有張三、李四，這些事物之間的具體差別和聯繫，都是由一個根本的抽象的道理所決定的，是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