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這是說，人氣力不如牛，走路不如馬，但爲什麼人卻能夠使用牛和馬呢？這是因爲人能夠結成“羣”，即組織起來了。然而爲什麼人能夠組織成“羣”，而牛馬等不能呢？那是因爲人能夠“分”，即有一定的等級區分和職業分工。至於人之所以能夠實行“分”，那又是因爲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制度和道德規範保證和約束它。荀子把人之所以能組織起來成“羣”，歸結爲由於一定的社會政治、道德關係，這比他以前的思想家是有所前進的。但他同樣根本不能瞭解當時的“分工”完全是一種階級關係，是由社會生產關係所決定的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因此，他認爲，社會的不平等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比之爲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他說，如果貴賤都一樣，就不能制約、役使；權勢都一樣，就不可能達到權力的統一。
荀子對歷史的看法也比較注重當前的現實。他反對孟子那樣言必稱“三代”，盲目崇拜“先王”的倒退的歷史觀。荀子大講“法后王”，所謂“后王”是指近代之王，即周的文王、武王，他根據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改塑了周文王、武王的面貌。荀子強調的是應該“以近知遠”，他說：“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也就是說，要從今天的社會現實出發，去考察過去的歷史。這種注重現實的歷史觀是進步的。
荀子從奴隸制覆滅的教訓中，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下層人民的作用。他引用古代的傳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告誡統治者說，如果下層人民對政治不滿，統治者的地位就不能安定了。這就像水和船的關係一樣，水雖能夠承載船，但是一旦掀起巨浪，就能把船吞沒。所以，他說，統治者要搞些小恩小惠，使下層人民安於統治，這樣統治者的地位就可以奠定了。
荀子這些歷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由於階級地位的侷限，他的整個歷史觀，仍然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目的是要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例如，他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這就是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這樣一些封建等級制度和道德關係，是至高無上的，永遠循環往復，與天地同樣運行不息，與萬世同樣長久。歷史發展到了封建社會就算到頂點了，不會再發展了。
因此，在荀子看來，那些制定封建制度、道德規範的統治者“聖人”，也就成了社會治亂歷史發展的至高無上的決定者了。所以，他說：“君子者，治之原也。”不僅如此，荀子還認爲統治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人民的表率和規範，人民只能按照統治者的言行去行動。他說：“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根據這些理論，最後作出結論說：“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這就是說，天地生下統治者，就是爲了要他治理天地，總管萬物，做人民的父母的。“君子”與天地是同等地位的。荀子把統治者提高到與天地同等的地位，在自然觀上也可以是個唯物主義者，而在社會歷史觀上都超不出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
五、荀子的人性論和“人定勝天”的天道觀
荀子代表激進的新興地主階級，十分重視和強調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改造作用。他認爲“禮義”、“法度”等政治制度、道德規範，都是由聖人，君主制定出來，教育、約束各階級的人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階級關係的，它是人爲的東西。所以，他反對孟子宣揚的天賦道德觀念的“性善”論，並且提出了“性惡”論，是與孟子人性論根本對立的。
荀子明確表示，禮義與法制等制度和道德規範是與人的本性對立的，是由聖人、君子爲了鞏固社會統治秩序強加給人的。他說：“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又說：“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聖人通過對自然本性的教化，而制定出人爲的道德和法律制度，有了這些道德和制度，隨之也就可以制定出各種具體的規章制度，以此來維護封建的等級秩序。所以，荀子反對孟子把學習說成是爲了恢復人的“良知”、“良能”，保持“善”性的天賦道德論。
荀子首先明確“善”、“惡”的含義。他認爲，一般所謂“善”，就是一切行爲都符合封建的道德規範，服從封建禮義制度；所謂“惡”，就是用心陰惡，行爲不正，犯上作亂，破壞封建統治秩序。因此，他認爲，就這種“善”的含義來講，在人的本性中是沒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來就自然地符合封建的道德規範和政治制度。相反，人生來就好利、嫉妒，喜聲色，如果不加剋制，發展下去就會產生爭奪、犯上、，而辭讓、忠信、禮義等這些道德也就沒有了。所以，事實上人生來的本性是“惡”的。正因爲如此，才需要聖人、君主對臣民的教化，需要禮義等制度和道德規範去引導人們。荀子說，這就像彎曲的木頭必須經過修整才能直，鈍刀必須經過打磨才能鋒利一樣。如果像孟子講的人性本善，那還要君主、聖人和禮義等制度還有道德規範有什麼用呢？
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意思是說，人的本性是“惡”的，所以有“善”，那是人爲的結果。他在《禮論》中詳細地論述了本性和人爲兩者的關係。他說：“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他批判孟子沒有把本性與人爲兩者區別開來，因此也就不能正確瞭解兩者的關係，不能瞭解聖人、君子的重要作用。“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這是說，人的本性，只是一種原始的質樸材料，而人爲（“僞”）則是用禮義道德加工後的成品。沒有原始的材料，禮義道德也就沒有加工的對象；沒有禮義道德的加工，人的本性也不能自己變得完滿美好。“聖人”的重要作用就在於把“性”和“僞”很好地結合起來。這樣封建統治秩序就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來了。
荀子說：“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按照人生來的本性，餓了就想吃飽，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這是人的本性的真實表露。現在人們餓了看見長輩就不敢先吃，要有所謙讓；累了不敢要求休息，將要爲長輩代勞。這種子讓父，弟讓兄，子代父，弟代兄的行爲都是違揹人的本性的。所以所謂孝子之道，實際上是一種外加的禮義制度、道德規範的表現。
荀子這種對人性和禮義等道德規範關係的看法，表明了他與孟子的不同政治態度，決定他們在人性問題上的不同觀點。荀子站在比較激進的地主階級的立場，對改造舊奴隸制，建立新封建制充滿自信，認爲必須採取強制的手段，使各階級就範，鞏固新的統治秩序；孟子站在地主階級保守派的立場，鼓吹自我反省，恢復“良知”、“良能”的善性，妄圖調和階級關係，用感化的方式實現封建制度。
荀子的“性惡”論，反對孟子的天賦道德觀念，提出道德規範、禮義制度等是後天纔有的，這種思想有唯物主義的因素，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黑格爾曾認爲，主張性惡遠比主張性善深刻得多。恩格斯指出，“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爲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爲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爲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但是，荀子的“性惡”論，仍然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由於歷史條件和地主階級立場的侷限，他同樣不可能認識到人性的社會階級本質。他把人的好惡歸結爲人的生理要求，感官的自然本能，這是錯誤的。他和孟子一樣，也不可能認識人的好惡是社會生產關係的體現，不同階級的具體的好惡是根本不同的。這個問題只有到馬克思主義產生後纔給予了科學的說明。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就揭示了人的社會階級本質。
荀子也與孟子一樣，想把人性說成是超階級的。孟子講“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則講“塗之人可以爲禹”。但是他這也只不過是把地主階級的人性說成是普遍的人性而已；孟子講“性善”只有聖人、君子才能保持，而荀子的“性惡”論只有聖人、君子才能去掉。荀子講的“塗之人可以爲禹”，是從人都有這種可能性來講的，至於是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那不一定。所謂“性善”、“性惡”的含義，其實都是統治階級的標準。“小人”可以成爲“君子”，但荀子說，“小人”不肯去做，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同樣，“君子”也可以變爲“小人”，但荀子說，“君子”是絕不會這樣去做的。所以，這在荀子的心目中是有明確的階級界限的。所謂“超階級”的人性，都是統治階級用來欺騙被統治階級、調和階級矛盾的一種手段而已。
荀子在重視社會人事的基礎上，吸收了古代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和當時的自然科學成果，建立起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他首先批判了傳統的“天命”決定人事、“君權神授”的唯心主義觀點，指出要區別自然界的規律與社會人事的變化，即所謂“明於天人之分”。他說：“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這是說，天地自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天既不因爲有堯舜這樣的好統治者而正常地運行，也不因爲有桀紂這樣的暴君而改變其運行規律。荀子說，人事的吉凶和社會的治亂，完全決定於統治者的治理措施是否恰當，它與自然界的變化沒有必然聯繫。
荀子對自然界的一些少見現象，作了唯物主義的說明。例如，對於隕星月蝕、風雨不適時等自然現象。唯心主義者拿來宣揚“天命”意志，說這是上天的警告等。一般人看到這些現象也都感到恐懼。荀子說：“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用自然界本身的變化來說明隕星、木鳴等少見的自然現象，認爲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沒有任何神秘性，如果因爲這些現象少見，感到奇怪是可以的，然而如果把這些現象說成是上天的譴告，並由此產生恐懼，那就錯誤了。
因此，荀子說：“上明而政平，則是（星墜、木鳴等現象）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這是說，如果統治者清明而政治措施平允，那麼這些奇怪的自然現象即使一塊兒出現，也沒有任何傷害。相反，統治者昏暗而政治混亂，那麼即使一點奇怪的自然現象都沒有出現，也沒有任何益處。他認爲，最可怕的是製造農業生產的破壞、政治的昏暗、社會等級制度、道德關係的混亂等這些人爲的災禍。所以，荀子得出結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只要努力搞好農業生產，而又節制使用，那天就不能使人貧困，如果荒廢生產而又奢侈浪費，那天也不能使人富裕。
荀子在以上的論述中，雖然還不能科學地解釋那些自然界發生的特殊現象，但他反對把那些自然界特殊現象看成是“天”的有意識的活動，是“天”對人事的干預的“天命論”思想，而把它看成是自然界天地、陰陽等本身變化的結果，這正是樸素唯物主義的主要特徵。他有力地批判了孔子和孟子等所宣揚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決定論的唯心主義思想，同時也批判了老莊消極無爲的神秘主義自然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