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生於1610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死於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浙江餘姚人。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爲“清初五大師”，亦有“中國思想啓蒙之父”之譽。
著有《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全祖望補成）、《南雷文定》等書。
一、社會背景及對君權論的批判
明代末年，封建統治集團日益腐化，貴族宦官、官僚大地主加緊壓榨人民，廣大農民飢寒交迫，流離逃亡。統治階級與廣大農民的階級矛盾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於是爆發了李自成領導的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明朝的昏暗統治。清軍入關，使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內民族矛盾比較突出。清軍南下，到處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血腥暴行的顯著事例。農民起義軍的隊伍，明代政權的殘餘力量，廣大的勞動人民，中小地主階層中的部分人士，都起來進行抗清鬥爭。
但當時成立的“南明”政權的統治集團，依舊昏庸無能，內部也不能團結一致，抗清的鬥爭終於失敗。當時一些具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家都投入抗清的武裝鬥爭。在武裝抗爭失敗以後，他們改變鬥爭方式，加強思想理論方面的工作。明代政權的覆亡，漢族主權的喪失，給他們以莫大的刺激，他們要追問漢族主權喪失的原因，要清算過去的政治制度的利弊，於是提出了對於主義的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時更要清算過去的學術思想，要求改變過去的不良學風，建立爲未來的政治鬥爭奠定思想基礎的新學風。
在農民起義軍攻下北京得到初步勝利的時候，原在中國東北部的滿族統治者與明朝的官僚大地主相勾結，乘機進入山海關，後來逐漸統一了全中國。
明代後期以來，中國封建社會中孕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緩慢地增長起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思想家們考慮問題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工商業發展的要求。工商業的重要性，市民階級的願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哲學思想中。
在這種國內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尖銳複雜的條件下，出現了黃宗羲的民主思想的萌芽。黃宗羲批判了傳統的關於君臣民關係的看法，指出秦漢以後的君民或君臣關係都是不合理的。
明朝是高度發展的中央集權的封建主義制度，作爲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擁有最高的權力。而這擁有最高權力的君主終於被農民革命的浪潮所推翻。崛起於東北的滿洲貴族卻趁機奪取了中原的政權。
君主的覆亡，漢民族主權的喪失，給黃宗羲以深刻的刺激，使他致力於政治制度問題的探究。他清算了過去的歷代的政治制度，總結了長期的歷史經驗，於是提出了對於君主的深刻批判，發揮了初步的比較明確的民主觀念，這是黃宗羲對於中國思想史的一項卓越的貢獻。
黃宗羲學問甚博，他反對空談，注重“實學”，對天文、算學、地理等都有研究，特別重視史學，開闢了近代史學研究的風氣。他的主要貢獻在政治學說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進一步的民主觀念。
關於君與臣的關係，黃宗羲認爲，“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人們出來做官，應該爲人民辦事，不應該專爲君主一家一姓服務。黃宗羲指出，有這樣的君還不如無君。“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人人都是一樣，何以不允許人人各求私利而讓君主一人獨佔一切利益呢，“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他指出，秦漢以後的君主，被臣民看做“寇仇”，稱爲“獨夫”，都是應當的。黃宗羲嚴厲排斥了秦漢以後的君權至上的主義制度。他的“以天下爲主，君爲客”的主張是相當明確的初步民主思想。
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頭，前邊的人和後邊的人，呼喝相應。於是他提出君臣名異實同的觀點，他說：“豈知臣與君，名異而實同耶？”
他打破了傳統的尊君卑臣的觀點，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指出，爲臣的人應該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謂治應該是人民的安樂。“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人民生活安樂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亂。而朝代的興亡不是治亂的關鍵。一個朝代的興未必是治，一個朝代的亡未必是亂。“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
他嚴格區分了“臣”與“僕妾”。臣應該“以天下爲事”，而“君之僕妾”則僅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應該是君的“師友”，不應該做君主私人的奴僕。但是，黃宗羲認爲“君之僕妾”是爲君主“奔走服役之人”的觀點，正好反映出他仍然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的思想家；他的初步民主思想也僅僅是講少數人的“民主”。
他完全從“萬民”的生活來解釋治亂的意義，把一姓之興亡看做不重要的事情。他更提出對於“殺其身以事其君”的傳統道德觀念的反駁。臣不是“爲君而設”的，所以也不必爲君而死，臣所追求的應該是人民的利益。他所謂臣主要是指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的君臣關係論主要是主張提高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權力。
黃宗羲關於君臣君民的學說，可以說打破了“君爲臣綱”的傳統思想，是對於封建主義的有力批判，是相當明顯的初步民主思想。
黃宗羲認爲，在上古時代，君主的最初設立，是由於有人能爲天下興“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於是受到人民的擁護，推戴以爲君主。在這種情況下，“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即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君的工作都應是爲了天下人民的。
但這種合理的君民關係，後來便被顛倒過來了：“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即君主要獨佔一切利益，把害處都推給別人。這樣，主客關係就顛倒了。“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君主強迫天下人民爲他一人服務，也標榜“大公”，但所謂“大公”只是他一個人的大私而已。“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於是君主就把天下看做“莫大之產業”。漢高帝劉邦取得了政權以後，對他父親說：“我所得到的產業，比二哥誰多？”這句話，把君主的心情完全表露出來了。既把天下看做產業，在未得的時候，“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得到以後，“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君主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於痛苦的深淵。這樣，君主實際上是天下人民的大害。“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二、以學校爲議政機關的政治理想
黃宗羲還提出對於主義的法制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