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初，梁啓超又大肆宣揚了尊孔論和神權論，作爲他鼓吹封建主義的破爛武器。保皇黨的頭子康有爲在戊戌政變後繼續鼓吹尊孔論，把孔子說成是“通天大教主”和中國的“大救星”，甚至宣稱“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應呼孔子萬歲”，以此來反對民主革命思潮的傳播。梁啓超比他的老師狡猾一些，提出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爲孔子學說並非宗教，無教可保。他把孔子的學說宣佈爲絕對真理，說什麼“孔教無可亡之理”，“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萬古不滅者也”。他之所以如此吹捧孔子，據他說，因爲孔教所探討的是“人之何以爲人”，“羣之何以爲羣”，“國家之何以爲國家”，是提倡“人格教育”。剝去這些抽象的詞句，無非是說，孔子提倡倫理綱常，使人不想“犯上作亂”。因此他把儒家的名教宣佈爲“一切公德私德之本”。認爲，儒家的名教大有功於人心風俗的教化，可以消除“梟雄跋扈之氣”，防止“以暴易暴”的“共和之治”，使生民免於“塗炭”。
可以看出，梁啓超之所以大講尊孔，就是企圖利用孔子這個幽靈宣揚封建舊道德，來反對民主革命運動。他得出結論說：中國今日之所以衰弱，那是因爲上輩人種下了惡因，這一輩中國人只好受其惡果；要想解除惡果，只有不斷地造善因，善因積累多了，經過幾十年或數百年，自然收到善果；梁啓超的這些說法，無非是借佛教的因果報應論宣揚宿命論，反對革命鬥爭。
梁啓超雖然不贊成把孔教列爲宗教，但是他並不反對宗教，而且竭力向宗教中尋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針對革命民主派宣傳的唯物論和無神論的思潮，在20世紀初，梁啓超大談宗教思想的“長處”，說什麼“言治事，則哲學家（指唯物論者）不如宗教家”。
他把“迷信”宣佈爲“萬力之王”，認爲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之所以能成大業轟動一世，大都信仰宗教，因爲“英雄”都不怕死，可是“非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這是公開爲宗教迷信作辯護。他又進一步頌揚宗教說：人民羣衆沒有“自治力”，必須靠宗教“統一”其思想；宗教講靈魂不死，給人以“希望”，使人“安身立命”；宗教把物質世界看成虛幻，使人從名利中解脫出來；宗教講天堂地獄，因果報應，可以使“小人”循規蹈矩，不敢爲非作歹。在他列舉的宗教的“長處”中，重要的一條是，“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他認爲，講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提倡“功利”，製造“內爭”，都屬於“無忌憚”，必靠宗教思想加以制裁，自由平等的學說纔可以“無流弊”。因此，他又把宗教看成是“進民德之一最門”，他宣稱宗教偏於迷信，與科學不相容。可是他一再肯定靈魂不死，他仍舊是一個神權論者。
梁啓超在他的宗教說教中，再三推崇佛教，說什麼“佛教有益於羣治”，適合中國“民族之情感”。他之所以看中了佛教，據他說，佛教教義十之都講“哲學學理”，其中所講的靈魂和因果報應，是任何學理都駁不倒的。關於佛教的因果報應，他解釋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絲毫不容毀借。一個人已造的因，別人不能代爲消除；一個人未造的因，別人也不能代勞；這就叫做“自作自受”。他認爲，個人的善惡果報是如此，一個國家的強弱也是如此。
五、唯心主義先驗論
梁啓超也是我國近代哲學史上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鼓吹者。他從中國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唯心主義中搬來了先驗論，作爲反對暴力革命，維護封建主義統治的理論武器。
他公開吹捧唯心主義，詆譭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歸結爲追求“物質上之樂利”，不講道德理想；把唯心論說成是不求功利，信仰美德。從這種荒謬的觀點出發，他認爲歷史上的大人物，不只靠宗教，而且是靠唯心主義培養出來的。他說：“唯物論只能造出學問，唯心論時亦能出人物。”又說“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心學是宗教之最上乘”。他吹捧唯心主義，同他吹捧宗教是一回事。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寫了《唯心》一文，大講“一切唯心所造”。他說：“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根本不承認有客觀世界存在。他論證說：同一情景，各人所見不同，戴綠色眼鏡的見一切物都是綠的，戴黃色眼鏡的見一切物都是黃的；口含黃連，所見物一切皆苦；口含蜜糖，所見物一切皆甜。從而得出結論說：事物的分別，“不在物而在我”，這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就是“三界唯心”。他這些主觀唯心主義的說教，沒有什麼新東西，無非是從佛教唯心主義那裡搬來的破爛。他當時宣揚這種唯心主義的目的，是企圖用來挽救改良主義運動的破產。他認爲，懂得“三界唯心之真理”，心不受外物的役使，便能成爲“豪傑之士”。這是企圖用主觀唯心主義的說教爲保皇黨打強心劑。
他贊同王守仁的天賦觀念論說：“吾本心固有之靈明，足以燭照事理，而不爲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覺，而不爲其所奪，即吾先聖所謂良知良能者是也。”這是說，人心生來就有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不受外物和感覺的迷惑；真理本來就在我的心中，不必依靠經驗，不必外求。他又說“我之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把真理看成是個人主觀的產物。
他還說“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事實。理論者，實事之母也”，斷言理論不是從實際中來的。這些都是十足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從這種先驗論出發，梁啓超又宣稱，“良知”不僅主宰感覺，而且又是同人的情感對立的，道德修養就是發揮心中的“良知”，擺脫的束縛，戰勝“功利之心”。這並不是什麼新東西，無非是重彈封建道學家的濫調。依據這種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梁啓超攻擊革命民主派說：鼓吹革命排滿，提倡自由平等，都是“濟其私而滿其欲”，“挑撥國民之情感”，矇蔽“本身固有之靈明”，使四萬萬人成爲“禽獸”。依據這種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他又把他的“開明”論宣佈爲從“良知”發出來的“真理”，說什麼“吾今日良知所見在此，則依吾今日良知而行”。
爲了鼓吹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梁啓超又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裡搬來了康德哲學，作爲保皇黨反對民主革命的理論武器。他是康德唯心主義在中國最初的鼓吹者。梁啓超宣稱：康德哲學，“以良知爲本體”，抵制了18世紀以來“快樂主義”（指法國唯物論思潮）所造成的“放縱悖戾之惡德”，同中國王陽明的學說“若合符節”，說什麼“東海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從而把康德吹捧爲“百世之師”，“黑暗時代之救世主”。
在他看來，康德的認識論同“佛教唯識之義”可以“互相印證”。康德講的人的智慧爲“自然立法”，就是佛教所說的“一切唯識所現”。他說：康德以爲“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以爲轉移”，和佛教所說“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花）”同一意義。他把康德的認識論同佛教唯識宗的教義等同起來，便否定了康德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因素——關於“物自體”的學說，同西方的新康德主義一樣，把康德學說引向了純粹主觀唯心論的道路。依據康德的先驗論，梁啓超認爲，人們關於外物的智識都是主觀自生的，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他說：“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他頑固堅持從感覺、思維到物的唯心主義路線，竭力反對唯物主義的反映論。
梁啓超吹捧康德先驗論的目的是用來宣揚天賦道德論；爲他的“良知”說提供理論根據。因此他又大力宣揚了康德的意志自由論。他吹捧康德的意志自由論說：“卓絕千古之識，有功於人道亦莫此爲巨。”
他認爲，按着康德的說法，人的生命有兩種：一是五官生命，屬於現象，受必然法則支配，不能自律；二是本質生命——“真我”，即“良心”或“良知”，超越時間和空間之外，不受任何物質條件的制約，“活潑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因爲爲善爲惡都由我自己選擇，選定以後，即服從其“命令”。道德之責任就是服從“良知”的“絕對無上命令”，此外別無其他目的。由此梁啓超得出結論說，“自由必與服從爲緣”，只有服從“良心之自由”，纔是“真自由”，而“小人無忌憚之自由，良心爲人慾所制”，不是自由，而是“天囚”。梁啓超的這些論調，無非是說，革命派講的自由違背了“良心之自由”，不合乎道德的原則。因此，他又把康德的意志自由論看成是對盧梭民約論的補救，說只有康德的學說才能防止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暴民政治”。
梁啓超又是一個“英雄崇拜”的鼓吹者。他寫了《文明與英雄之比例》一文，說什麼英雄同文明的進步成反比例，古時人智未開，造成了英雄時代，人們崇拜英雄如“天神”；20世紀以後，人智大進，智慧平等，人人都成了英雄，也就無所謂英雄和英雄被崇拜了。
可是他認爲這是歐洲人的事，中國今日文明開化的程度與歐洲人比相差好幾百年，所以必靠“英雄”開闢天地，必須大講“英雄崇拜”。他說：中國無英雄，則“終古如長夜”。於是他從英國貴族哲學家、英雄史觀的吹鼓手卡萊爾那裡搬來“英雄崇拜”論說“英雄者上帝之天使”，“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煙耳”。
爲了論證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梁啓超同古今中外的英雄史觀的鼓吹者一樣，擡出了唯心論的天才論。他說：英雄“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所以歷史靠“英雄”創造，“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
這就是說，英雄都是立於羣衆之上的“天才”人物，“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之所以如此，因爲他們生來就有“天賦”的才能。他引用伊尹和孟子的話，把英雄看成是“天民之先覺者”；又引用奧國宰相加富爾的話，把英雄說成是“天爲國家生非常之才”。這都是以唯心主義的天才論爲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作辯護。不僅如此，他甚至宣稱，只有相信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人，才能成爲“英雄”。他說：英雄“生於膽力”，而膽力又來於“唯心”，相信精神創造一切，便一切都不怕。又說：豪傑貴在“能自有我”，不爲別人之奴隸，自信自己的“良知”能判斷一切，便能成爲當代的“聖賢”，因此他又非常推崇西方先驗論者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說什麼“我之所以賴者，唯有一我而已”。他認爲有了這種“唯我獨尊”的精神，便可以獨來獨往，創造歷史了。
梁啓超發揮說：“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爲斷，唯以其國民之崇拜英雄與否爲斷。”卡萊爾的“英雄崇拜”論，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它把“歷史上產生的階級差別”看成是“自然的差別”，說什麼“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尊敬這些差別，並承認它們是永恆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應崇拜天才”，以此來論證人民羣衆“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所揭露的，也是20世紀初中國的保皇黨梁啓超頌揚卡萊爾的“英雄崇拜”論的實質。梁啓超的先驗論和英雄史觀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他鼓吹英雄史觀，必然求助於先驗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