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在岷江對岸烏尤山上設復性書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書院居住講學，書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請錢先生演講。錢先生晚年回憶當年有一段時間與朱光潛先生同進中、晚餐，“暢談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樂山，覺得學校的氣氛全變了。原來凝聚着共患難、同歌哭的維繫力，如今似乎換散了。由全國聯考招來的學生，將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個高年級的人有着寬廣的就業理想（那時的大學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氣氛已經籠罩到所有的課外活動了：牆報、話劇，甚至文學書刊都似乎非左即右，連最純粹的學術講座也因“前進”程度而被劃分爲不同的政治立場。二十年後的**利用這種劃分方式作爲殘酷鬥爭的根據，隔着臺灣海峽所聽到的一鱗半爪，私在海外讀到的鐵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識之感。
大學三年級開學後，朱光潛老師已辭掉院長，專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們幾個導生去他家喝茶。
那時已秋深了，走進他的小院子，地上積着厚厚的落葉，走上去颯颯地響。有一位男同學拿起門旁小屋內一把掃帚說，我幫老師掃枯葉。朱老師立刻阻止他說，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這麼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來，風捲起的聲音。這個記憶，比讚許多秋天境界的詩更爲生動、深刻。由於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葉和雪萊的《西風頌）中的意象聯想在一起。在我父親去世之後，更加上濟慈的《秋頌》，深感歲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時深深感念他們對我生命品味的啓發。
外文系的學術功課到三年級纔算開始，以朱老師的水平，原也安排很好的陣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國文學史”名師陳西瀅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離校去了英國。新聘來教我這班的孫家誘先生剛從英國回來，應該可以勝任。她上課不久，即把重點放在喬叟《坎特伯瑞故事集》的中古世紀英文上。
她是位很壯的女子，用渾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唸了大約兩星期，把我們震懾住了——用一句今日臺語來形容是“鴨子聽雷”。好不容易到了郎蘭的《農夭皮爾斯》和瑪拉瑞的《阿瑟王之死》。從十五世紀到了十六世紀的穆爾的《烏托邦》，匆匆掠過最早的十四行詩，飄過史賓塞，就放寒假了。下學期介紹了馬洛的《浮士德》，讀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幾首代表作、重要劇本的名單和梗概，彌爾頓的《失樂園》與《聖經.創世紀》的關係，即到了德雷登。不到三堂課，突然老師請了病假，她和我們再也沒有回到英國文學史那門課，然後大家都“復員”回下江去了四川人稱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學畢業時，主課英國文學史只修到一七00年，對德雷登之後兩百五十年的無知，是我多年的憾恨。第二次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我用一整年時間苦修英國文學斷代史四門課：十五世紀以前，十六、七世紀，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我自己教英國文學史時（臺灣國立大學外文系已改爲兩年課。大二、大三必修），用一切安排，使時間足夠教到二十世紀中葉，絕不讓我的學生有此憾恨。
另外兩門課比校穩定，小說課的戴駱齡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學者，他也是《時與潮文藝》的定期作家，主日語不太流利，但課程內容充實，分析層次頗高。他講到狄更生《雙城記》時，特別教我們注意英國人怎麼看法國大革命時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書中描寫巴黎的家庭主婦坐在廣場上，一面織毛衣一面數着斷頭臺上砍下的人頭，把刀斧落下的次數織進她們溫暖的毛衣裡，仍令我不寒而慄。他結結巴巴地說，那個英國記者爲了愛情上斷頭臺，站在臺上居然會看到一個美好的末來世界，簡直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小說寫法（我原來以爲愛情就該是那樣）。他是最早教我們由不同角度讀小說的老師。他開的書單對我以後閱讀也很有幫助。
在現代文學課上百次認識了繆朗山教授。在那幾年，他大約是對學生最有魅力的人了，專長是俄國文學，所以幾乎全以俄國文學做爲現代的代表。
他的課很受學生歡迎，抗戰國共合作時期，這樣的課比任何政治宣傳都有用。繆先生身體壯碩，聲音洪亮，對俄國文學確有研究，所以授課演講內容豐富，上課時如上舞臺，走過來跑過去，從不踱步，臉上都是表情，開口即是諧語，一男同學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鐵盤”。他熱切地介紹高爾基的《母親》，蕭洛霍天《靜靜的頓河》，和伊凡.岡察洛夫的《奧卜洛莫夫》。此書是一本極精采的寫懶人之書，說到那貴族懶人的僕人，因爲太懶，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樣髒。繆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脫下一隻與手掌並列——在他之前和之後，我從未見過那麼起勁的教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