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過頭看嘉靖王朝，皇帝的虛僞與，首輔的恭順與調和似乎喻示着在這個保守而停滯的王朝沒有太多革新性的東西，但這只是對中樞而言。在我們的民間，在思想、文藝、經濟方面它依舊是沿着本來的腳步高歌猛進。在思想上，以王艮、何心隱爲代表的心學傳人將他們的民本思想、啓蒙學說發揮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文藝上以《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爲代表的一批文藝小說的涌現更是給帝國的文學市場帶來革命性的躍進，並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經濟上，它的商品經濟繼續活躍，白銀的流通範圍進一步擴大，市井文化仍舊在成形，財富進一步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搞清楚了這些，我們會知道，拋卻中樞的保守不談，我們的嘉靖時代依然是個偉大的時代。
吳貫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的人，施耐庵是羅貫中的老師，施耐庵曾中過進士，後辭官不做，羅貫中則是以民間說書藝人的身份出現，兩人活動的範圍大概便是今天的蘇州、杭州一帶，這一帶在元末也是戲曲的繁榮地，這裡聚集着衆多的民間說唱藝人，他們從中薰陶到了不少朝章典故，這對於兩人進行文學創作大有好處。在元末的那個動盪歲月，兩人還一起參加了張士誠的起義隊伍，成爲張士誠的幕僚，但自以爲是的士誠聽不進臣屬的意見，眼見張士誠遲早會敗亡，兩人便離開張士誠徹底絕離了仕途，從此專心進行文學創作。
洪武開國後，爲了避禍，兩人開始隱居起來，專心討論《水滸傳》、《三國演義》的創作，《水滸傳》大概先於《三國演義》創作完成，施耐庵死後，羅貫中對《水滸傳》的書稿進行了整理、修訂。《三國》、《水》開創了我國章回體白話文的先河，而這種章回白話體就是說書體，從這裡也似乎可以表明作者的身份與職業。
洪武十三年羅貫中攜帶《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書稿四處尋找出版商出版，但兩人的小說屬於首創章回白話體，在以戲曲、雜劇爲主的圖書市場前景不明，所以沒有書商敢投資。羅貫中到死，他和施耐庵的書都未能出版，最終報憾終身。生前寂寞、死後輝煌，這是許多創作者的結局，在歷史的長河中，大概有許多璀璨的作品都被淹沒了。
雖然這兩部宏觀鉅著由於書商的保守、謹慎未能出版，但此後一直以手抄本傳閱，經歷了一百多年以後雖然仍未出版，但在知識分子階層已經有一些人通閱這兩部書，其中就包括那位少年朱厚璁。
嘉靖元年，在實習官員張璁的幫助下，嘉靖取得了對官員們的初步勝利，但以外藩繼位的他面臨羣臣的壓制，爲了改變這種局面，他令武定侯郭勳刊印《三國演義》，以官方的形式在全國出版，這是中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時至今日，我們的文藝作品仍是這種章節式的通俗風格。
但在識字率不高的明代，文藝作品更多的是通過說書藝人的嘴來傳播給勞苦大衆。
嘉靖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刊印《三國演義》？因爲三國演義中樹立了很多忠君的榜樣，例如關羽、張飛、諸葛亮、趙雲，一部《三國》宣揚的就是“忠義”二字，嘉靖此舉就是要營造一種忠君的氛圍，來向這些桀驁不遜的官僚們施壓。
嘉靖七年，皇帝鬥倒了楊廷和，頒佈了《明倫大典》，隨即他又令郭勳刊印《水滸傳》，《水滸傳》中宣揚的也是忠義二字，梁山伯的一百單八將好漢講的就是忠義二字，這些都是令嘉靖皇帝受用的事情，他就是想通過這些文藝作品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忠君的思想。
除了這兩部小說外，在明代還有另外兩部有影響的小說《西遊記》和《金瓶梅》。它們雖然刊印於萬曆年間，但卻是創作於嘉靖年間，所以這兩部著作自然也脫離不了嘉靖時代的背景。
與施耐庵、羅貫中不同的是，吳承恩作爲落第秀才的身份生活在嘉靖年間，他40歲才取得秀才的身份，之後兩次鄉試都落榜，這跟吳承恩的才華並無關係，而是因爲他不願意按照常規答題，他想答出自己的風格、自己的才華。
連續兩次落第，吳承恩心灰意冷，理想的破滅、現實的困境使他開始尋求新的出路。吳承恩前往浙江省長興縣做了兩年縣丞，離職後開始投入小說創作之中。年輕的時候吳承恩就對神怪類書籍感興趣，《山海經》、《搜神記》、《酉陽雜俎》都是他常讀的書，而此時印度文學的浪漫之風從宋朝開始就傳入中國，心學思想的傳播更是給我們的文人提供了大膽的想象空間。《西遊記》有着強烈的浪漫主義和反抗的思想，但它對佛教的宣揚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又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所以這部作品不應該歸結到啓蒙作品的行列。《西遊記》帶有明顯的揚佛貶道的傾向，雖然我們沒有明顯的證據，但是否能說明作者是藉此部作品來諷刺嘉靖呢？
章回體的白話文小說，以及以章回白話體爲基礎的神怪小說在本朝都已經出現了，所缺的是寫實類作品，因爲《三國》、《水滸》是歷史類作品，《西遊記》是神話類作品。很快一部寫實類作品孕育誕生，它就是《金瓶梅》。
我們對於《金瓶梅》的關注絕不是因爲它所描寫的內容，雖然是文學的永恆的話題，但它只是作爲吸引讀者興趣的點綴而存在，它從來都是無關一部文學作品的宏旨。《金瓶梅》取材於宋代的故事，但是描寫的卻是明代的世情。
《金瓶梅》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是中國第一部描繪市風民情的文藝作品，是明代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它從過去描寫英雄、神仙人物轉向描寫市民階層，它從頌揚光明、理想到揭露黑暗，這都是寫作手法上的創新，《金瓶梅》整部著作格調灰暗、壓抑，讓人感覺到絕望，感覺到了社會的迸裂。
《金瓶梅》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跟嘉靖時期的整個時代背景有關。明朝從宣德以後，洪武、永樂兩朝的高壓態勢已經不復存在，這種解錮不僅體現在政治上，也體現在文學上。臺閣體的詩文向描繪自然、明快的後吳中詩派轉變，文藝作品也從戲曲、雜文向通俗小說轉變，與之對應的是心學的興起，尤其是王艮、何心隱等思想家對民本思想的推動，另一方面，商業的興起，商品經濟的活躍使得社會財富在積累、市井文化在形成，這些都使得人們開始關注下層，關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並將這些日常生活真實的記錄下來。
《金瓶梅》沒有矯揉造作，它所描繪的就是一種真實的明代中期以後的市民生活。請客送禮、迎來送往、男歡女愛、官司訴訟、主僕之間、街坊鄰里、坑蒙拐騙都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它也淋漓盡致的表現了一個富貴之家的男盜女娼。男盜女娼自古有之，只是在這裡第一次以文學作品的形式表現出來，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它深深的揭露了在人性解放、拜金主義盛行的明朝時代，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淪喪。
道德的淪喪自古也是有之，或許在思想更加活躍，商業更加發達的明朝才變得顯性起來，無論這部作品如何偉大，它所描繪的只是明代的一種剖面，它不能夠代表我們那個時代的所有一切。
從這種市情小說中我們還應該看到東西方文化的一種糅合，酒館、賭坊、妓院這些東西都是在宋代由西域傳入中國，而文學中所具有的浪漫色彩則是從印度傳入，所以中國的文化在西晉滅亡後就糅合進了西方的色彩。
嘉靖王朝小說市場的繁榮直接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自由、文化昌盛、商業繁榮，嘉靖從自身的政治需要直接促成了《三國演義》、《水滸傳》兩部不朽名著的問世，從此以這兩部書爲藍本的演義類小說越來越多，佔據了帝國主要的圖書市場，《金瓶梅》的問世更是在萬曆朝推動了世情文學的流行。圖書市場的繁榮使得嘉靖一朝出版的書籍超過了歷代的總和，這也同時給沒有出路的文人以新的生計，他們的價值有了新的體現方式。這都歸功於我們這個看似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