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彈劾嚴嵩導致嚴嵩垮臺，嘉靖四十五年皇帝駕崩，這其中四年的時候是徐階擔任帝國的首輔。這四年稱不上是一個平靜期，它反而是一個危險期，因爲嚴嵩的離去而留下的真空徐階能不能填補，不僅關係到這四年帝國政治的走向，更是關係到江山能否順利交班的問題。雖然人人都知道裕王是未來的皇儲，但人人都不敢去觸碰這個敏感話題，徐階也不敢跟裕王走的太近，以免再掀波瀾。
在最後的幾年時間裡，嘉靖變得更加喜怒無常、恩威難測，這就使得徐階等內閣大學士面臨的境況比嚴嵩更加兇險，皇帝非常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他常常主觀臆斷臣僚們想讓他退位，閣臣們對他很厭煩，不想輔佐他，所以他經常的試探羣臣，但這些都被讀懂嘉靖心思的徐階輕易化解了。
帝國已經再無嚴嵩，但整個國家並沒有任何改觀。仍舊是沒有人敢拂逆嘉靖的旨意，官場上仍舊是鑽營、結黨，民生依然艱難，國庫還是空虛，失去了嚴嵩的在前面做擋箭牌，已經有人將箭往嘉靖身上射了，這個射箭的人叫海瑞。
海瑞是明代最有名望的官僚，他非常符合儒家的士大夫形象，他能夠名留青史的原因是因爲他上了一道詈罵嘉靖的奏書，但在西方人編著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中並沒有出現這位道德君子的名字，看來信奉大歷史觀的西方人更注重影響歷史中更爲粗線條的東西，並沒有按照儒家規範糾結一些雞毛蒜皮的人和事，但鑑於海瑞仍是明史中無法繞過的一位人物，我們仍會在本節以及後面的章節中以較大篇幅介紹這位模範人物。
海瑞是海南瓊州人，在這個水天一色的天涯海角，他沒有沾染內地刁頑的習氣，反而形成純樸、執著的性格。他出身官宦之家，按照中國的虛歲算法，他在四歲喪父，如果按照週歲計算，他大概在三歲，甚至兩歲的時候便已喪父。海瑞的母親守節將海瑞帶大，海瑞在他35歲那年中了舉人，之後連考兩次都未中進士，就在第二次落榜的當月他向吏部討得一官職，乃是福建省南平縣教諭。
在南平這個科舉盛行的地方，這位只有舉人出身來自海南的教書先生並不能夠很容易的打開局面，但他卻很快打開局面了，不是因爲他的才學，而是因爲他的個性。福建巡按來到南平學校，海瑞站立在中間，學生站立在兩旁，眼見巡按到來，兩旁的學生都鞠躬參拜，唯獨海瑞仍舊站在那裡無動於衷，這樣就形成一種中間高、兩頭低的格局，像極了一個筆架。
陪同巡按前來的南平地方官員質問海瑞爲何不參拜，海瑞答，學校是讀書的地方，巡按大人既不是聖人，爲何要參拜。這件事情之後，海瑞的名聲立刻在福建傳出去了。
之後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縣，恰逢嚴嵩一黨的鄢懋卿南下巡鹽，竟然懾於海瑞的威勢，愣是不敢去淳安，而是繞道而過，如此一來，海瑞的名聲更是響亮了。
後來海瑞又擔任江西省興國縣知縣，再後來又升戶部主事，嘉靖四十四年海瑞上了那道指責嘉靖的《治安疏》，在疏中海瑞說他要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世。
這篇《治安疏》主要從三個方面表達了作者的想法。首先，海瑞舉出了漢文帝和賈誼的例子，指出在歷史上被認爲實現了大治的漢文帝，實際上也多有優遊退遜、怠廢政務之嫌，接着，海瑞又進一步說明即便是漢文帝這樣的賢君也需要像賈誼這樣的臣子來勸誡，那更不用說嘉靖了。
接着，海瑞便對嘉靖治理下的弊端進行總結，指出世宗皇帝富有四海、一意玄修、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無父子之心、無君臣之義、無夫妻之情，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最後，海瑞對於如何革除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雖然有泛泛之談的見解，但有兩條還是有實際性和具備可操作性。一是屯田、運鹽應該恢復實物徵收，二是按地畝交糧、按人口應役，海瑞的這兩條都是針對農業生產的，只有穩定了農業，穩定了帝國的根本才能談其他的。至於讓皇帝節儉，懲治貪官並不具備實際可行性，也無關這個帝國的根本。
海瑞最後說道只要按照他說的幾點去做，天下很快便可出現大治，而且這些也不需要皇帝太勞神，只要稍事節省和振作就行了。海瑞在這點上過於理想化，不在其位、難知其政，中國的社會幾千年走過來，民生一直都是困苦的，何時見過民生富庶，內閣首輔、封疆大吏退休之後皆是如此，更不用說小民百姓，寥寥富戶也是經過數代的積累。
海瑞的這道奏疏最根本的目的還是想讓皇帝接納諫言，正像他在開篇和結尾所說的那樣，他上這道奏疏的目的是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世。那麼君道有何不正？臣職有何不明？按照海瑞的說法，臣僚的職務就是規勸皇帝，向皇帝納諫，只要做到了這一點，爲君之道也就實現了，天下也就大治了。
海瑞的觀點是想通過君臣共治的方式來求萬世治安，但他不明白農耕帝國治事的複雜性和因循性，幾乎每任皇帝在繼位之初或者每位官員在上任之初都想大刀闊斧的整頓，以求能夠建功立業，但久而久之都偃旗息鼓。
海瑞的上書不是偶然的，雖然皇帝一直懷疑後面有徐階一黨的指使，但事實表明這就是他的個人行爲，與他人並無關係，究是如此，這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它跟嚴嵩被罷黜後的那種輿情有關。嚴嵩在任的時候，雖然羣臣對皇帝不滿，但有嚴嵩在總能分擔一些矛盾，嚴嵩一死，在形勢沒有改觀的情況下，所有的矛頭都對準了這個帝國最高的統治者——嘉靖，海瑞正是在這種氛圍下上了這道奏疏。可以說海瑞的奏疏非常的及時，打在了每個人的心坎上，他說出了所有官員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他扒掉了嘉靖身上的虛僞麪皮，對嘉靖之治是一次徹底否定。
海瑞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了這道奏疏，這是個一心爲國爲民的人，跟後世那些上書以邀直名的僞君子有着本質區別，正因爲如此，嘉靖皇帝原諒了他，但對於他的這道奏疏來說，多是幹吼之詞。大明朝走到了這一步，最大的問題是財政的疲弱，而導致財政疲弱的原因是財富分配不公，但是海瑞在奏疏中並沒有對這些根本的問題有所闡述，也就使得這道奏疏只是起到了一種象徵意義。
無論如何，海瑞這種不畏死，敢爲名請利的官員應該受到我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