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正德皇帝的一切我們暫時可以告一段落，後面還會有個總結。除了介紹皇帝外，正德朝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正德朝是整個明王朝思想文化的一個轉折期，在這個轉折期不僅體現爲心學的完善，更體現在詩歌上，這個時期詩歌上出現了不拘格式、隨心所欲的風格，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在民間，思想文化已經從嚴格限制倫理綱常的理學向強調內心、隨心所欲的心學轉向。
明代初期的詩歌以吳中四傑爲代表，這四傑是高啓、楊基、張羽、徐賁，他們都是元代遺民，詩歌大都是給故元或張士誠唱讚歌的，後來被朱元璋以各種理由殺掉了。國初朱元璋、朱棣對思想文化領域的高壓態度，理學的盛行都使得思想文化領域空前沉悶，在這種沉悶的氣氛下所流行的詩體是楊士奇、楊榮、楊溥創立的臺閣體。
這種臺閣體只是文人對當局的一種應付，內容平乏、格調沉悶、套話連篇、味如嚼蠟，多爲場面上應對之詞，這些毫無生氣的詞句實際上也體現了文人深深的無奈。
從成化年間起，思想文化領域開始出現鬆動，陳舊的臺閣體詩風已經跟這個時代不合拍。皇帝的垂衣拱手，文人的自由奔放已經成了這個時代的特點，就這個時代本身來說，它的詩歌風格應該是向着更自由、活潑、無拘無束的方向轉進，但很遺憾我們的詩歌風格卻轉向了復古。
李東陽是茶陵詩派的領軍人，他不僅是弘治、正德兩朝的資深閣臣，更是一代詩歌的開創者。李東陽是湖南茶陵人，所以他所領導的流派被冠以茶陵詩派，李東陽位居高官的身份一方面對這種流派的發展形成了推動，另一方面卻又是自身的桎梏。
臺閣體的尷尬使得文人們對我們的藝術創作進行反思，漢唐那種雄渾、豪邁的詩歌去了哪裡？我大明朝難道只能依靠無病呻吟的臺閣體來文過飾非，來彰顯帝國的文治武功。這些迷失的文人開始尋找改造的方法，但能走的路似乎也只有復古這一條，也就是從漢唐中尋找重新點燃詩歌的激情。
這種茶陵詩派就是復古派，主要是模仿唐代李白、杜甫的風格。李東陽和他的同僚們受制於官場和身份的限制，不能夠賦予詩歌以新的顏色和寓意，也不能夠創作出跟時代發展緊密結合的詩體。李東陽這樣的官僚依然逃脫不了禮制的束縛，他一方面對舊有的臺閣體不滿，另一方面對士風的轉換也沒有一個切身的體會，只好在故紙堆裡尋找殘存的信心。但這早已不是盛唐的時代，對於那個已經遠去的年代如何去追尋只能是就地打滾，甚至是弄巧成拙。
跟廟堂上的沉悶甚至是復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正德年間民間的詩歌開始活躍起來，在江南以唐伯虎爲首形成了後吳中詩派，前吳中詩派的四人已經全部被朱元璋幹掉了，後吳中詩派除了唐伯虎之外，還有文徵明、祝枝山、沈周。
後吳中詩派的這些人大都生活在民間，文采風雅、仕途不順。他們沒有官場的羈絆，甚至沒有多少道德上的束縛，他們對生活，對自然有屬於自己的心靈體驗，這種情感上的自然流露也就反映在了詩歌上。
對於後吳中詩派我們無法說其所創作詩歌如何富有影響意義，實際上其口語化的風格、生活化的風格並不能在明代的思想文化上帶來多大的影響，但他們卻反映了明代社會的萌動性，在上層結構仍舊保守、禁錮的情況下，底層社會已經在進行着自我改造，而後吳中派的詩歌恰巧反映了這一點。
唐伯虎名寅，字伯虎，生於成化年間，蘇州府吳縣人，祖上爲山西商人。15歲考取秀才，19歲那年雙親、妻子相繼離世，家道開始中落，好友祝枝山勸唐寅潛下心來好好讀書考取功名。28歲那年，唐伯虎去南京參加鄉試得中第一名“解元”，故而唐伯虎又名唐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年），29歲的唐伯虎赴京參加會試。
此次會試唐寅是與江陰鉅富徐經一同前往的，徐家在江南是大家，徐家世代在大明朝皆是知名人士，徐經祖父徐頤、父親徐元獻、玄孫徐霞客都是載入史冊的人。徐家有一“萬卷樓”，裡面所藏皆是宋元戰亂以來遺留下來的古卷，徐經好友錢福曾遊覽過萬卷樓，後來專門寫下《萬卷樓記》，錢福在《萬卷樓記》中寫道：“茲樓也，儲川嶽之精，泄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奧，煥鬥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視也。”
徐經自然是名聲在外，就連京城也知道他。此次他與唐伯虎結伴而行進京趕考，唐伯虎是去年應天府鄉試解元，如此陣勢你想不關注都不行，果然，兩人還沒到，京城便早已聞聲。兩人抵達京城後便賃下一處宅子，隨即在京的同鄉、熟人紛紛前來拜訪，一時摩肩接踵。徐經帶着六名童子，每次出門都是招搖過市，把個北京城搞的是喧鬧異常，這幾天從大內到中樞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們倆人。偏偏這個時候，徐經又領着唐伯虎拜訪此次會試的主考官程敏政，人們不禁浮想聯翩，程敏政也是南直隸人，對徐、唐二人極爲推崇，平日裡就有書信來往。
此次會試的主考官除了程敏政，還有一個是李東陽。而這次會試試題出的生冷、怪癖，衆考生皆答的一塌糊塗，唯有兩張卷子寫的頗有文采，主考官程敏政說這兩張卷子一定是徐經和唐寅的。程敏政的這句話很快傳遍了京城大街小巷，也終於印證了人們先入爲主的想法，那就是徐經、唐伯虎並無真才實學，此次進京想通過賄賂的手段取得功名，而且唐伯虎還邀請程敏政爲自己的詩集作序，這些都加強了人們的這種看法。
很快一場科場舞弊的大案的奏書擱在了弘治皇帝的案頭，弘治皇帝讀完後勃然大怒，下令將程敏政、徐經、唐寅三人投入大理寺的詔獄，徐經受刑不過便招供自己拿金子賄賂程敏政，然後程敏政將試題給了自己，不僅如此，唐寅也使了黑錢。
對於這段經歷，唐伯虎在給好友文徵明的信中寫道：“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橫集。”養尊處優的文人哪裡見過牢房的架勢。弘治皇帝讓李東陽複審，李東陽在複審中發現被程敏政讚揚的那兩篇稿子並非出自徐經、唐伯虎之手，而且後來徐經在刑部和吏部會審時翻供，說自己是屈打成招，到了此時，此案已再無懸念。但迫於輿論壓力，會審認定徐經和唐伯虎在考前拜訪主考官也是犯法，仍然有舉人身份的徐經和唐伯虎被貶到浙江的縣城爲吏。程敏政出獄後不願爲官，憂憤而死，唐伯虎恥於爲小吏，從此遠離官場，徐經還盼望新天子正德能夠爲其平反，故而於正德二年前往京城打探，但終是無望，徐經卻於杭州的永福禪寺病死。
徐經的祖父徐頤曾任過中書舍人，當時朝中風議徐頤的官職是拿貲財賄賂王振而得，王振死後，徐頤自然也被罷官。徐經的父親徐元獻會試不中，回鄉後發憤讀書打算來年再考，結果用功過度而死，而他們的後代徐經也是如此。科舉考試摧毀了徐家三代人，不僅如此，後世子孫雖多加努力，仍舊是無緣官場，一直到徐霞客童試不中的時候，母親便沒再要求，此後徐霞客大半生便在遊歷中度過。社會的發展給知識分子更多的選擇途徑，你可以教書育人、你可以經商、你可以出版自己的書籍、你還可以遊歷和當一名醫生。
發端於弘治年間的科場大案表面上看是民衆對兩個明星人物的排斥，更深層次的原因乃是我們這個社會中農耕文明與商業文明的那種衝突，歷史雖然已經進入到弘治年，底層的商業已經開始踊躍，但對於中樞來講，它依然容不得商業文化的存在。而這種反映在人事安排上的衝突只是兩種文明的一種小衝突，如果它能在底層社會中引起大的爆發，那才真正意味着大時代的到來。
唐伯虎回到家鄉後，第二任妻子離他而去，他開始寄居在吳趨坊巷口的一處小樓中，以賣畫爲生。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造孽錢。
這首詩是唐伯虎在吳趨坊居住的時候所作，詩中真實的反應了詩人那個時候的心境。也就是在吳趨坊居住期間，詩人結識了蘇州名妓沈九娘，兩人互生愛慕，並共同生活在一起，後來生下女兒桃笙。
幾年後，詩人用賣畫的錢在城北廢棄的桃花塢蓋了幾間茅房，這裡就成了他的桃花園。平日裡經常跟沈周、祝枝山、文徵明飲酒作詩、作畫。
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
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將貧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這是唐伯虎所作的有名的《桃花庵歌》，這是一個較爲正確的版本，這首詩歌正是詩人在桃花塢生活期間所作，它生動的描繪了詩人的生活情趣和內心世界。無論詩人如何灑脫，都掩蓋不住詩人生活的窘迫，無論詩人如何淡化，都回避不了他內心世界的糾結。
我們的詩人依舊對弘治十二年的那場科考耿耿於懷，併成了一生中都揮之不去的心結。詩人並不是一個開朗、豁達的人，他不知道自己並不適合官場，即使那場科舉能夠得中，依然會是今天這個結果，世間很多事情雖是意料之外，卻是情理之中。詩人的後半生始終活在虛幻之中，他不似吳與弼、徐霞客那般灑脫，一件小事情都會令其糾結一生。實際上，從弘治十二年的那場科舉大案來看，以及嘉靖、萬曆兩朝士大夫的命運、際遇以及選擇來看，從明代中期以後科舉取仕對於一般文人來說已經不是最好的出路。知識分子一定要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從這點來講，我們後面將會講到的終身不科考的王艮、何心隱無疑是知識分子的楷模，因爲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着堅定的認定，而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擾。
唐伯虎雖然身在鄉間，但不等於他默默無聞，喜歡招攬人才的寧王對唐寅伸出了橄欖枝。唐寅來到寧王府後發現寧王行爲怪異，而此時到處流傳着寧王要造反的新聞，有了前科教訓的唐伯虎開始裝瘋賣傻，並離開了寧王府。雖說離開了寧王府，但畢竟是跟寧王有牽連的人，在寧王出事後，唐伯虎也遭到了調查與警告。這件事情對唐伯虎又是一次打擊，這個時候他的身體已經漸漸不行了，賣畫的錢連生活都維持不了，加上沈九娘先他離世，唐伯虎只好依靠祝枝山、文徵明、王寵接濟。
嘉靖二年（1523年），唐伯虎前往親家王寵家，王寵家掛了一幅蘇軾的真跡，上面有“百年強半，來世苦無多”一句，這句話觸動了唐寅的心思，他回想自己淒涼的一生，回去後便病倒了。當年死於桃花庵中，享年53歲，他的好友湊錢將唐伯虎安葬，祝枝山寫了千餘字的墓誌銘，後世人關於唐伯虎的生平很多都是從這塊墓誌銘上來的。
唐伯虎一生雖然作了許多詩，但詩頁大多散軼，一名常熟書商將其散於各處的詩集收集起來，做爲一本詩集出版。唐寅跟許多的文人一樣，生時寂寞、死後輝煌，幼年的安逸生活造成了無法承受挫折的壓力，這點也跟中國古代大多數文人一樣，一旦科舉失利則終身憤世嫉俗、自輕自賤。
在本章節中雖然以較大篇幅介紹了唐伯虎，但歸根結底還是要說明明代中期詩歌風格上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正是反映了社會的一種變遷。從後世人在小說和戲曲中將唐伯虎描繪成一個放浪形骸、縱情聲色的人我們就可以看出在明代人追求思想解放、個性獨立的情況下，他們需要唐伯虎這樣的一位人物充當代言人，來表達他們的內心訴求。但此種詩歌的自由風尚只限於民間。
另外，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徐禎卿本來也是後吳中派詩歌的代表，但入仕後竟也受環境的改觀轉變爲茶陵派，這個事例表明，到了正德年間，民間風氣雖然已經活躍，但中樞依然保守，倫理道德依然在禁錮這個社會，兩種思想開始在帝國碰撞，並在以後的歲月越發激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