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過頭來對這個嘉靖時代進行評價的時候，這種評價依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就中樞來說，它一改自成化年間起文官掌政的局面，帝國又重回君主；從民間來看，它卻是繼續沿着成化年以後的那種發展趨勢，也就是商業日益發達、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嘉靖朝的的確確是一個特殊的王朝。
這種矛盾的反映都歸因於明王朝的繼位出現了偏差，正德的無嗣使得這一切都複雜化了，那個由外藩繼位的孩子搞亂了這一切。外藩的身份使他一直都沒有自信，併成爲終生藏在他內心深處的陰影，他很容易把別人的行爲往這方面聯想。他不顧一切在大禮儀方面跟所有的官員較勁，這正是想樹立他的正統性。但外藩兒子的身份是無論如何也掩飾不了的，即使是永樂皇帝也不能例外，還不如從容面對。爲了進一步昭示自己的正統性，他將朱棣的廟號從太宗改爲成祖，但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繼承皇位是靠着宗法制的倫序原則而繼，他的皇位具有不可爭議的正統性。
嘉靖朝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在這一朝沒有了太監專政，此後除了魏忠賢短期的專政之外，大明朝宦官威風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但這絕不意味着嘉靖朝文官的日子好過，實際上，文官的日子跟在洪武朝一樣難熬，這位皇帝跟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樣有着超強的個人能力。
在嘉靖朝只有迎合皇帝的官員才能夠持久，他找到了嚴嵩，然後又找到了徐階，兩任首輔都小心翼翼的伺候，他們不再是具備獨立品格的士大夫，而是成了皇帝的奴才，皇帝的虛僞與陰暗不僅傷害了別人也傷害了自己。
嘉靖一朝本身比較平淡，除了南方御倭和北方對付蒙古人也並無大事，但在這種表面的平靜下實際上卻是波濤洶涌。
受到壓抑的文官必然會在以後爆發出來，不斷髮展的商品經濟開始蠶食農耕基礎，經濟的繁榮和受教育人口的增多帶來意識形態的多元化，體制的慣性又使得財富繼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這些都無可置疑的使我們這個帝國開始搖晃。
從嘉靖十八年後，皇帝便開始倦怠政事，對於一些頑疾他也無心再去理會，他大概知道這些皆非人力所能爲之，我們這位皇帝大概在這方面看的很開。在皇帝的這種無爲下，在臣子們的戰戰兢兢下，帝國的形勢開始下滑，雖然有嚴嵩、徐階在那裡苦苦撐着，但已是於事無補。
不過這也有個好處，嘉靖朝的衰弱和不振正好給後世的改革提供了機會，我們要提醒的是嘉靖一朝以稅糧和力役折成銀兩交稅爲主要內容的“一條鞭法”改革一直在江南推行，開海與互市在嚴嵩遮遮掩掩的情況下也在慢慢推進。保守與革新、多元與單一、奮發與墮落、吶喊與沉默、開放與躊躇在這一刻同時出現，我們的明王朝註定在這一刻走向詭異。
嘉靖御宇的45年佔了半個世紀，這本來是應該有所作爲的半個世紀，但由於中樞的保守終是一事無成，不僅一事無成，反而使時事益發艱難。嘉靖不僅是明王朝最差的皇帝，他還跟李隆基、乾隆一起成爲中華帝國史上三位最差的皇帝，在這三位皇帝御宇期間都是封建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
嘉靖45年，有人前進、有人後退；有人正坐、有人打滾；有人高升、有人殺頭；有人辛勞、有人享樂。嘉靖45年實在是沉悶、平淡，又充滿精彩華章的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