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劃分如果按照時間段來說可以分爲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統年標誌着明王朝已經進入了中期，萬曆三大徵的結束基本標誌着明王朝駛入了它的晚期，這是從時間段來劃分；如果從君臣關係來劃分，明王朝也可以分爲三個時期，洪武到永樂是文臣被壓制的時期，仁宣兩朝是君臣融洽的時期，從正統年間開始一直到明王朝滅亡這大段時間都是君臣鬥爭的時期。
正統初年的一切雖然都按照仁宣兩朝的慣性往前走，但我們的王朝已經偏離了它的軌道，也許多年後人們仍在思索造成這種偏差的原由究竟是什麼？是皇帝的教育問題，還是三楊的無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許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後文官行爲方式的變化纔是主因。
正統年是帝國的轉折點，皇帝與文官的矛盾在此後全面爆發，三楊在世的時候尚能維持一種平衡，三楊一死局面再無挽回的可能。
我們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靜下實際上已是危機四伏。吏治、軍隊退化的戰鬥力、周邊民族的虎視眈眈、土地兼併、流民四起，這些問題在宣德末年已經出現，我們的宣德皇帝雖然也曾整治過此類問題，但他更試圖通過制度安排來解決諸如此類問題，而且我們的這位宣德皇帝似乎對宮廷生活關注更多。通過這些讀者可以感受到仁宣兩朝的平靜是暫時的，洪武、永樂兩任皇帝過份壓制的問題在後世寬鬆的環境下必然又將出現，而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後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將重回洪武與永樂的政治脈絡。
面對吏治、軍事危機、土地兼併、流民問題三楊自然無能爲力，無論是楊士奇，還是楊榮、楊溥，他們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時候輔以潤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現拐彎的時候他們卻手足無措。有才幹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難之役中死去，永樂時代留下的皆是一幫平庸之輩，而三楊以後的文官又皆是矯揉造作、文過飾非之人，可以說當朱棣帶着他的隊伍進入南京城的時候就標誌着一個精英已死的時代。
三楊既然無能爲力，後輩又是自以爲是之人，這個重任落在了兩個憤青身上，他們是大憤青王振和小憤青朱祁鎮。
王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當地大約是一個縣治下的教諭，朱棣在位的時候爲了給宮女授課說服了一批儒生盡身入宮，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這種基因甚至影響到了小皇帝朱祁鎮，最終使得我們帝國的脈搏居然也隨同跳動。
王振來源於底層，體會了底層民衆的艱苦，他對這個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憤世嫉俗。他不喜歡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樂的那種武人政治，他對洪熙、宣德兩朝的政策也很不以爲然，他認爲吏治要嚴、刑法要苛，對於明朝勢力從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認同的。雖然王振懷揣着偉大的理想抱負，但只作爲一個教諭的他卻不具備實現這些理想的條件，爲了實現這些抱負，他最終走上了這條路。入宮後，他抓住了一個能實現此等理想抱負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鎮，王振負擔起了小皇子的教育問題，他便在潛移默化中灌輸着他的思想與理論。
明代有“經筵”一說，“經筵”就是讓有名望的大儒擔當皇子的教育，這既是帝國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們挖空心思也要把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夠讓皇位的繼承人在很小的時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從而使得他們在成年後跟他們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鎮的教育問題文人沒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從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軌道開始偏離文人政治的方向，無論後世之人如何辱罵三楊，我們的帝國都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鎮對三楊的講課絲毫不感興趣，他更喜歡王振給他講外面的世界，講民間的生活，他更喜歡王振帶着他騎馬射箭，而我們的王振同志也若隱若無的告訴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馬，文官並不可信。而掌握兵馬最好的方式就是經常狩獵、經常出巡、經常巡閱軍隊，乃至親征。
朱祁鎮登基後，王振看到實現他的理想與抱負這一天到來了，他要憑一己之力扭轉仁宣兩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還給大明王朝一個朗朗乾坤，無論這種朗朗乾坤是屬於他自己的，還是屬於這個王朝的，我們這位宦官的確這樣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國公張輔對於政事撒手不管，三楊對於政事又是消極應付，所有的一切都壓在了王振的頭上，從正統元年起這位宦官似乎就開始在帝國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宮內宦官前往各地採購。我們知道宣德皇帝是個好玩的皇帝，他曾讓宮中太監前往各地蒐集珍奇的玩意兒，也爲此杖斃了一些爲非作歹的太監，而英宗登基後，王振開始禁止宮內太監從事這些採購，成功的將宣德朝的這一弊病消於無形之中。
面對權力出現了真空，王振開始主導官吏的任用。針對三楊即將退去的情況，王振也有考慮，王振曾徵詢過三楊誰能接替他們的位置，三楊舉薦了陳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對此也欣然接受，但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輩，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什麼顯赫政績。王振對於幹練的官吏也多賞識、提用，對於出現問題的官吏處罰起來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說正統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並沒有出現大的動盪，但我們的王朝畢竟出現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這跟我們的禮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這是他的雙重優勢，在英宗很小的時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東宮擔當起小皇子的教育問題，王振對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許其他太監跟英宗過份玩耍，也一再告誡英宗應以學業爲主，而英宗對王振卻頗爲忌憚，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開玩耍，當他玩耍被王振發現時他會低下頭表示認錯。
我們的英宗皇帝非常單純、非常善良，他沒有洪武、永樂的那種手腕，也沒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種心思，他廢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爲他是那麼單純，所以顯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沒有王振，我們的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會怎麼過。
不僅如此，王振還讓小皇帝告訴太皇太后不要經常去佛堂，最好將佛像供奉在宮裡面。王振對於閣臣也是極爲尊敬，每次去內閣都是讓別人叫了幾遍才進去，進去後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裡，三楊的建議王振也大多能接受。無論是太皇太后還是三楊似乎對王振都能接受，他們也需要王振充當一個穩定器的作用。
但這些光景都是短暫的，持續不斷的災荒、農民起義、邊境戰爭很快把正統初年的安靜撕裂，帝國進入震盪期，以至於後來的學者研究起來都對明王朝能從那種危局中走出來而沒發生大的****而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