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幾乎令所有皇帝都厭煩的“經筵”，我們這位皇帝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他不僅大開經筵，而且還開每天都講課的小經筵，不僅每天都御早朝，而且還御午朝。皇帝不僅將自己陷入一種桎梏中，還將羣臣陷入一種桎梏中，我們似乎發現這位皇帝過份注重一些文章主義和瑣碎的小事情。皇帝的這種行爲並沒有獲得文官的完全認可，他們反而是步步緊逼，皇帝的一些微小差錯也得不到他們的原宥。
我們這位皇帝一生悽苦，童年沒有歡樂，成年後更是如此，他希望天下能夠在自己手裡實現大治，但是弘治年跟正統年一樣偏偏又是一個災害頻發的年代，皇帝的兢兢業業、循規蹈矩並沒有換取上天的寬容。皇帝對於自己的人生是不滿意的，所以他希望下代不要再像他那樣度過，對於自己的唯一兒子正德，他希望他能夠快樂，而不是像他那樣苦悶。
雖然有很多傳說朱佑樘跟宮裡的其他宮女發生過關係，但明顯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他也成了中華帝國史上唯一一個一夫一妻制的皇帝，雖然皇后給他生了兩個兒子，但小兒子後來夭折，唯一的兒子就是後來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自己缺失的東西希望能在兒子身上彌補，所以皇帝對他的兒子很放任，讓他自由玩耍。我們這位小皇子天生活潑好動，喜歡踢球，喜歡騎馬射藝，作爲帝國唯一的皇子，沒人對他的正統性產生任何異議，他可以高度的自信，對於他來說世界是陽光的，而不是父親童年的那種陰鬱。但這並不代表朱厚照對父親的歷史一無所知，隨着年齡的成長，朱厚照對父親的過往還是略知一二，對於儒家規範對君主的壓制更是洞若觀火。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朱佑樘時常左手提着燈籠，右手牽着朱厚照，在內侍的陪同下避開文官的視線，從宮中的角門出去，來逛民間的街市。父子倆其樂融融，更像是一對民間的父子，脫離了皇宮的桎梏，朱佑樘這個時候才展現出他的真性情，他更喜歡像一個普通人一樣無拘無束的生活着，或許之前所有的一切對於他來說都是一種僞裝。
一天夜裡，父子倆路過六科給事中辦公的地方，只見裡面燈火輝煌，給事中們還在這裡處理政事，朱厚照大聲問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弘治連忙擺擺手說：“你小聲點，驚動他們就完了。”
“他們不是你的臣子嗎？難道還怕驚動他們？”小小的朱厚照對此十分不解。
“如果讓他們知道我們出宮去，第二天言官們的奏章就會像雪片一樣飛來。”弘治皇帝無奈的說道。
這一刻，朱厚照明白了皇帝也並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也要受某種規範的約束，而孩童的朱厚照對此種規範產生了深深的厭惡，從這一刻起他就有了跟這種規範鬥爭的決心，跟這種生活方式決裂的想法，朱厚照也成了大明朝第一個挑戰儒家行爲規範的皇帝。不僅如此，正德年間從皇帝到民間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追求自由而解放的思想浪潮，大的時代終於來臨，朱子理學已經是搖搖欲墜。
朱佑樘對正德的放縱終於遭到文官的不滿，兵部尚書馬文升上書要求皇帝加強對太子的教育問題，不要讓他整日跟宦官們在一起廝混，士大夫們已經對這位帝國的繼承人表現出了更多的關注，他們希望他也像他的父親一樣遵循儒家行爲規範，朱佑樘終是守住了他的底線，那就是他堅持給兒子留下一片自由的天空，不希望他將來像自己一樣。
弘治八年以後，在自然災害減輕，治理水患基本結束，一切都步入正軌，並開始欣欣向榮的時候，皇帝上朝便日漸稀疏起來，這些都招至士大夫們的猛烈批評，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弘治一朝皇帝與文臣的關係似乎並不是史書上描繪的那麼美好，壓制了自己真性情的皇帝似乎跟文官們有了許多不爲人知的微妙東西。
弘治是一個守成的君主，他只想遵循祖宗成法，消除那些違背祖宗成法的東西，以期使明王朝達到長治久安，他無意於推動這個時代向前發展，但這個時代的發展日益依賴的是內生性，而不再外部力量的推動。洪武時代爲了解決邊疆軍隊的糧食問題，皇帝讓鹽商去邊疆開展商屯以換取買賣食鹽的資格——鹽引，但商屯的規模無法跟軍屯相比，到了成化、弘治朝，鹽引日益被權貴、宦官所壟斷，導致食鹽無法暢銷。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上奏皇帝將商人購鹽由開中法變更成納銀法，也就是交納銀兩就可以獲取買賣食鹽的權力，如此以來，鹽商們紛紛從邊疆回到內地，用銀子換取鹽引，國庫的銀子也充裕起來，大的商幫也開始形成。葉淇的鹽法改革和宣德年的金花銀改革，以及後世的“一條鞭法”一樣都是大明王朝歷史上由農耕經濟向商品經濟躍進的重要事件。平淡的弘治年發生了這樣的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改革，它跟後世的隆萬大改革可以說是“雲泥之別”，但對於雷聲大雨點小的隆萬改革，此次的鹽引改革卻是事半功倍。
除了鹽法改革以外，弘治朝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編修典章。通常一個王朝在建國初期編修典章是爲了訓政，告誡後世子孫如何做，在王朝的前期編修典章是爲了弘揚功德，而中期編修典章是爲了追尋祖宗成法，以整頓、總結爲目的，後期編修典章則以變更爲目的。而弘治朝正是處在明王朝的中期，雖然朱元璋對於後世治世自有一套章法，但時間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祖宗成法似乎已經不適合當今的需要，弘治皇帝爲了遵循祖宗成法自然需要系統的對祖宗成法進行強化，爲此編修了《大明會典》。《大明會典》涵蓋了國初一切制度、禮儀、法律，朱元璋的個人意志在這裡又被大大強化了。爲了對《大明律》進行補充，弘治朝還修訂了《問刑條例》，《問刑條例》上面記載的都是從建國到弘治朝的一些判案條例，對於無法通過法條審判的案子可以比照《條例》進行，到了此刻，大明朝開始在司法中引入了律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在中國的明王朝得到了巧妙結合。
弘治朝不僅是後世士大夫懷念的一個王朝，作爲歷史研究者和歷史愛好者來說也是應該得到尊敬的一個王朝，弘治皇帝的確是個好皇帝，他省吃儉用，削減各種用度；他心繫黎民百姓，削減賦稅；他治理水患，以工代賑；他清理佔田，抑制兼併；他性格寬容，從不打罵官員；他宵衣旰食、披肝瀝膽。在皇帝的勵精圖治下，賦稅和人口較前幾朝都有明顯增長，弘治朝國家賦稅收入從二千五百萬石增加到二千七百萬石，人口從弘治元年（1488年）的9113630戶增加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10508935戶。
後世人多將弘治王朝稱作“弘治中興”，但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這些都經不住推敲，從宣德朝開始，文人們所認爲的明朝衰敗實際上並不存在。皇帝不臨朝、宦官跋扈、軍屯被破壞、京畿部分民田被侵佔，這些在士大夫看起來不可理喻的事情實際上無關我們這個王朝的痛癢，正統、成化年我們的王朝仍舊是平穩、正常運行，不僅如此，我們從中看出三個趨勢，那就是政治日益依賴成熟、穩定的官僚集團運作，商業開始興起，思想領域開始鬆動，這都是值得驕傲的事情，我們的大歷史觀對於歷史的觀察不再是從是否符合儒家行爲規範來看待，如果繼續這樣看待歷史只會使我們陷入一種狹隘的桎梏中。
正統、成化王朝的所謂衰敗只是因爲他們的君主不符合儒家行爲規範而已，而弘治朝的所謂中興也是因爲弘治皇帝遵循了他們的意志，既然沒有衰敗，也就不存在什麼中興。弘治皇帝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仁君形象，但這些都是無濟於事，皇帝的個人意志與封建禮法的衝突不是一代君主所能改觀，弘治王朝更是對前面的一個總結，是後面的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