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事情就是這樣，來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東西都不可能持久。張璁屬於官場上的投機分子，他的高官顯位來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對立面都被幹掉的情況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盡頭。
張璁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只是爲了議禮而存在，他對於革除官僚體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動作用。張璁利用他執掌都察院的機會，開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幹練的御史，這些平日飛揚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黴的時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將不合格的翰林學士斥退，當然了，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張璁對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頓也帶有打擊異己的目的。
這只是張璁改革的一部分。劉瑾掌權的時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鎮守太監和守備太監，張璁秘密請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輔楊廷和和張璁的努力下，從宣德以來的宦官勢力得到了抑制，我們的皇帝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勢力抑制文官，而是試圖對文官本身進行分化，這的確是一種新思路。
以張璁爲代表的議禮派官員來源於底層，他們在科舉之前在民間摸爬滾打許久，故而對底層民衆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們掌權後開始對宗室、勳貴、外戚、宦官的佔田進行清理，在這一派官員的堅持下，嘉靖初年很多被佔去的田地又退還給了自耕農。桂萼更是提出清丈天下田地的主張，並在江南推行一條鞭法。
以張璁爲首的議禮派雖然有改革朝政弊端的決心，但進行的並不順利，雖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張璁、桂萼仍是大明王朝的孤獨者，反對者自然不願意與其爲伍，就是同派官僚也跟兩人保持距離，失去了底層官僚的支持，他們的改革已經是水中撈月。
楊廷和的離去已經有年頭了，但我們這個帝國並不安穩，失去了楊派官員的制衡，議禮派的官員們很快便自己鬥了起來。張璁的改革首先遭到內閣首輔楊一清的抵制，楊一清屬於典型的官僚，他在政治上因循守舊、收受賄賂、任用私人，這些都註定他跟張璁的改革背道而馳，爲了對付張璁，他將退休二十年，80歲高齡的謝遷弄進了內閣。可憐謝遷苦撐了幾個月後回到家中，不久後便死去。
嘉靖八年，張璁跟楊一清的矛盾已是不可調和，楊一清攻擊張璁和桂萼濫用權力，皇帝將張璁和桂萼一同免職。張、桂既已致仕，張、桂的同僚們便猛烈攻擊楊一清，說他收受賄賂、舉薦私人，勾結同僚、陷害張璁、桂萼，皇帝又將楊一清免職，並將張璁、桂萼召回，張璁成了首輔，雖然成了帝國最高的官僚，但張璁已經失去了那種銳意改革的興趣，他也逐漸跟議禮派的官員桂萼、方獻夫、霍韜、黃綰漸漸疏遠了，雖然他在職位上走到了人生的頂點，應了相面那人所說的“驟貴”，但實際上，他的時代已經過去。
在嘉靖御極的四十五年裡，有二十年的時間都是在進行跟禮儀有關的事情，嘉靖以一個13歲的少年繼承大寶，以一己之力鬥倒了以楊廷和爲首的幾百名宦海沉浮的官宦，這給了他極大信心，他認爲通過努力，自己想做到的事情還是可以做到的。這也同時給他的與陰暗提供了土壤，他迷戀他的大棒政策，他知道官員是不能相信的。在他御極的四十五年裡，他始終是個孤獨者，他無法敞開他的心扉，他曾經敞開過，但那沒有用。人與人之間需要保持距離，君臣之間更是如此。
《明倫大典》的頒佈雖然是對前面鬥爭的總結，但皇帝的最終目的還是沒有達到，那就是給興獻王上一廟號，並將牌位從湖廣轉移到太廟中。皇帝的這一想法出乎意料的遭到張璁、桂萼等議禮派官員的反對，這也標誌着天朝的議禮事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興獻王朱佑杬的牌位進入太廟的確是一個麻煩的議題，按理說興獻王作爲正德皇帝的臣子牌位應該擺在正德之後，但興獻王作爲正德的叔輩，牌位又應該擺在正德之前，所以，我們的皇帝又給人們出了一道難題。雖然這一提議遭到了抵制，但皇帝並不想就此罷手，張璁、桂萼眼見此事不解決對朝廷傷害很大，便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那就是在太廟旁再立一世廟，將興獻王的神主牌位立在世廟內，雖然此議不符合嘉靖的要求，但皇帝也只好先退一步，至少乃父的神主能夠從湖廣遷到京城。
興獻王的牌位入太廟只是遲早的事情，嘉靖年至少還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官場氣候還沒有正式形成，這個時代不缺官場上的投機分子，一些在左順門挨板子的官員懊悔不已，紛紛倒戈。不斷有人暗示、或主動提出將嘉靖皇帝父親的神主移入太廟，但這些都遭到了羣臣的抵制，皇帝開始採取一些變通的手法來向前推進。
君與臣的博弈開始，太極拳成了我們這個帝國的特色。我們這個皇帝是狡猾的，他不給父親的世廟單獨開門，而是與太廟共用一門，他將對世廟的祭祀放在與太廟一天進行，但這還是達不到他的目的，他仍在努力試探羣臣的底線，當他發現這所有努力都無法奏效時，他便轉向其他禮儀方面，希望能從其他方面予以推進。
我們這位皇帝對禮儀的癡迷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在禮儀中嚐到了甜頭，他通過禮儀掌握了權力，他通過禮儀爲自己的父母贏得了面子，他開始鑽進古書裡面，從周代開始研究歷朝歷代關於禮儀方面的一切史料。通過這場曠日持久的大禮儀鬥爭，我們的皇帝感到自己儼然成了大禮儀方面的專家，他似乎精通一切禮儀方面的知識，在這種研究中，他越發覺得自己當初的看法是對的，他也越發感到本朝在一些禮儀方面的做法是錯誤的，既然前面關於禮儀方面錯誤的做法已經得到糾正，那麼後面也應該得到糾正。
我國古代帝王講究祭祀天地，每年的冬至在都城的南郊祭天，每年的夏至在都城的北郊祭地，這就是古代的郊祀，屬於最重要的禮儀，比廟祀還要高。古代君主要做的三件事情就是郊、廟、朝，做好了這三件事，你就是合格的君主。但在郊祀的時候，爲了讓祖宗也享受到這種宏大祭祀帶來的好處，讓本族也沾點仙氣，所以在郊祀的時候都是拿祖宗牌位配位，但是配位的只是一人，這是從周代開始定下的規矩。
朱洪武時代本來天地是分祀的，但後來將祀天和祀地合二爲一，拿朱洪武的父親朱世珍配位，到了朱建文的時候，拿洪武皇帝配位，到了洪熙皇帝時期，便將洪武和永樂的牌位拿過來一起配位，從此這種天地合祭，兩帝配位的方式一直延續到嘉靖朝。而嘉靖皇帝在對古代禮儀研究的基礎上發現這種配位不合古制，於是嘉靖便有了將天地分祀的想法。他私下裡對張璁提及此事，希望張璁能夠提出來，然後自己再批准實施，但張璁否決了嘉靖的提議，認爲天地合祀仍然遵循周禮，並無不妥之處。
周公制禮，文王制易。周王朝是一個禮樂發達的時期，我們這個民族關於禮儀的一切都是在這個時期制定，並延續下來，遵循周禮也成了每個人必須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