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朝對於這位皇帝來說它發生了三件主要的大事情，一是進行一場規模空前的禮儀修訂，二是皇帝數十年來跟他的幾任首輔之間的周旋，三是對於蒙古和倭寇的抵禦。
這位皇帝始終是那麼小心翼翼，他不相信任何人，他不會給予任何一個人絕對權力，他喜歡看着下面的人鬥來鬥去，他鼓勵他們互相監視、互相告奸，整個官場人人自危，這股相互告奸之風甚至刮到了民間，而我們的皇帝對此卻興致盎然。
嘉靖朝是一個宦官開始衰落的年代，皇帝開始利用首輔來駕馭羣臣，這的確需要更高的操作藝術，而這位皇帝顯然對此精於運用，所以他對首輔的挑選也頗爲嚴格，這個人既需要忠於王命，還要有那種駕馭羣臣的狠勁。
當皇帝發現張璁已經不能很好的完成他交待的任務的時候，他開始尋找新的接替者，這個人就是夏言。跟夏言的持重相比，張璁顯得張揚而偏激，很多時候張璁都成了別人的靶子，讓皇帝下不了臺，所以他更喜歡用一個老成的人。
夏言由於在天地分祀中立下了功勞，皇帝擢升其爲禮部尚書，而此時的張璁對於禮儀已經沒了太多的興趣，他更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他的改革，但這種改革既不容於皇帝，更不容於臣僚。此時的夏言卻對禮儀情有獨鍾，他對張璁的改革嗤之以鼻，兩人漸發齟齬。夏言善於誇誇其談、滔滔不絕，夏言明裡暗裡攻擊張璁，暗諷張璁的施政方略，張璁開始憎惡夏言。
恰在此時行人司司正上書勸皇帝先從藩王的子嗣中選一賢者養在身邊，因爲這個時候皇帝還沒有子嗣，這道上書自然觸怒了嘉靖，嘉靖將此人投入獄中。張璁對皇帝說這是夏言指使的，皇帝命錦衣衛嚴加拷問，嚴刑之下司正拒不承認是夏言指使，當皇帝弄清楚真相後，他感到是張璁有意陷害夏言，便讓張璁致仕，這是張璁的第二次致仕。
皇帝對張璁是矛盾的，當自己還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小孩子的時候，是張璁挺住楊廷和的壓力在黑暗中對自己伸出援助之手，也是他在後面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的權威，所以，皇帝對張璁是有感情的，這跟皇帝對夏言、嚴嵩的利用不同。但張璁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希望帝國按照他的理想去治理，爲此不惜得罪人，不惜擅權，也不惜斥人、整人。皇帝不希望大明的朝廷又出現一個楊廷和，他對張璁的聖眷是建立在張璁不干預皇權的基礎上。所以，當張璁處於廟堂之上，皇帝對他很警惕，但到張璁一旦下野，皇帝又對他很想念。
不久張璁第二次被召還，很快第三次又被罷免。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張璁第三次被召還，這是他最後一次站在廟堂上，他已經感到了未老先衰、力不從心。嘉靖十三年，大同士兵譁變，羣臣主撫，只有張璁一人主剿，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誰知主剿一年並無成效，第二年宣大總督安撫成功，這又讓張璁很尷尬，夏言在朝堂上又乘機諷刺。
這個時候，議禮派的盟友方獻夫主動致仕，這件事情對張璁觸動很大，雖然嘉靖只有二十多歲，但這個皇帝似乎已進入中年，他開始變得恩威難測，如其在宦海掙扎，還不如激流勇退。
張璁請求致仕的報告引起了嘉靖的不快，他指出張璁的引退是爲了“避禍”，皇上既然點破，這讓張璁爲難起來，他只好繼續留任。皇帝既然說出這種話來，就說明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已經微妙到了極點，皇帝認爲張璁打辭職報告是在猜忌他，爲了給自己留面子，他直接點破了這點，雖然看似在挽留張璁，但實際上是君臣之間的最後一次緩衝。
過了不久，張璁又打辭職報告，皇帝則乾脆的批准了。嘉靖十八年，張璁病逝，得知消息的皇帝正在湖廣老家，皇帝十分傷感，賜予張璁“文忠”諡號，並贈予太師爵位。
張璁的時代終於過去了，正統、成化、正德、嘉靖、萬曆、天啓這六個朝代都出現了想刷新吏治的權臣，跟嘉靖、萬曆兩朝是由文官主導不同的是其他四個時代都是宦官在主導，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來源於底層，在底層摸爬滾打。
張璁的政治理想是想重塑帝國的君主，他是一個復古派，他希望大明朝在禮樂方面可以恢復到商周時代，所以他對周禮研究透徹，這纔是他能夠戰勝楊廷和的原因。他一直在爲提高君主權威而努力，他從《禮記》中找出“非天子不議禮”的話，勸皇上乾坤獨斷；當皇帝提出更改祭孔祀典的時候，他一反常態的支持；針對大明王朝官場決策系統的低下，他勸皇帝廢除內閣的票擬權，廢除由吏部、科道會推官員的任命制度。
張璁是個理想化的人，他無視社會變革規律，無視君主集權被削弱的現實，只能是如一葉漂於汪洋大海之中，但張璁、桂萼對於弊政的刷新則有目共睹，只可惜由於羣臣的反對，君王的猜忌使得這種改革嘎然而止。
張璁去仕後，繼任首輔是前面被張璁擠走的費宏，但費宏僅僅在任兩個月就去世了。接任費宏的是內閣大學士李時，李時是弘治朝的首輔，從翰林院到部院，再到內閣，李時走了明代大多數內閣大學士所走的道路。跟夏言一樣，李時也善於逢迎，此時內閣主要是李時與夏言兩人主政，李時雖然位列首輔，但他幹不過強勢的夏言，好在李時有爲官的涵養，他不跟夏言爭。嘉靖十七年（1538年），這對於嘉靖一朝來說是個新階段，在這年李時死去，夏言成爲首輔，從此嘉靖朝在政治上結束了前期那種驚心動魄的激烈鬥爭，轉而進入平穩而內耗期。
事實表明夏言跟張璁一樣也是個令嘉靖不能省心的人。張璁的跋扈來源於他的執着，夏言的跋扈來源於他的無知，也許只有嚴嵩纔是皇帝最需要的那個人。夏言一旦當起首輔，便很快飄飄然起來，自己幹倒張璁、桂萼，而李時又那麼懼憚自己，看來皇上最需要的人還是我啊！
夏言的確是一個很跋扈的人，諂媚和恭順的人一旦掌權後，則會表現出和跋扈的一面，因爲任何人都是有個性的，當他必須收斂這種個性的時候，他一定會在適當的時機爆發出來，所以作爲領導人千萬不要讓你的下屬無條件服從你。夏言容不得不同的意見，容不得反對他的人存在，他張狂而傲慢，即使在皇帝面前他也毫不吝嗇的流露出他的這種傲慢，當皇帝發現所用非人後，便將禮部尚書嚴嵩調入內閣，用以制衡夏言。
從嘉靖十七年（1538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這十年是夏言與嚴嵩內鬥的十年，對於皇帝來說卻是美好的十年，他饒有興趣的看着兩人鬥來鬥去，他感到很省心，他感到羣臣是那麼容易就被控制在手裡。
嚴嵩是江西分宜人，跟夏言屬於同鄉，看來大明朝的官場大半個時間都由江西人掌控，在江西這個人多地狹，科舉之風盛行的地方，人人拚科場已經是平常事。
嚴嵩出身寒儒家庭，自小聰穎，弘治十一年，18歲那年中舉人，25歲中進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編修。作爲二甲進士，又進入翰林院，嚴嵩的前途看起來十分燦爛。但恰在此時劉瑾掌權，他所重用的吏部尚書焦芳排斥南方人，嚴嵩在這場***中也不能避免，他回到家鄉呆了八年，這八年的時光他並沒有白白浪費，他埋頭讀書，並練的一手好字。嚴嵩復職後在南京翰林院供職，嘉靖登基後，他又由南京前往北京任國子監祭酒。這段時期，嚴嵩一直是默默無聞，沒有什麼大的表現，他在南京期間也正是張璁在南京期間，他並沒有參與到大禮儀之爭中去，從此可見此人本性平凡，並無積極爭世之精神，只是命運推着他往前走，大約也正是這種性格才使得他能夠贏在最後。
嘉靖七年，嚴嵩任禮部右侍郎，通常人們認爲這是他諂媚的開始，之前的升遷大約便是由於自身的才華與謹慎。在這一年，皇帝派嚴嵩去湖廣安陸州更改興獻王碑文，嚴嵩在奏書中捏造祥瑞，皇帝大爲歡喜。
嘉靖七年還只是處於整場大議禮的初級階段，嚴嵩沒必要必須要附和嘉靖，但他附和了，這說明嚴嵩的思想已經轉變，他已經不是以前那個與世無爭，埋頭做學問的嚴嵩了，即使自己心中有一百個不樂意，也必須如此，因爲你要生存。面對那個虛僞的皇帝，如果你想在官場上有所作爲只有將自己的個性泯滅掉。
嚴嵩的這番奏書給自己的仕途打開了局面，皇帝將他放到南京擔任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後又擔任北京禮部尚書，由於正處於議禮階段，禮部無疑是位列中樞。嘉靖十五年，皇帝要求將興獻王的牌位移入太廟，遭到了羣臣的抵制，嚴嵩首先附議，此舉被歷史學家認爲是嚴嵩的第二次諂媚。
如果按資歷來講，夏言應該是嚴嵩的學生，但嚴嵩對他的這位學生輩十分恭敬，夏嚴倒是很受用，他認爲自己身爲首輔理應受到尊敬。一次嚴嵩請客，夏言故意不到場，嚴嵩對着夏言的空位拜了許久，夏言聽說後便對嚴嵩放鬆了警惕。實際上，嚴嵩的這種矯情的行爲稍微有點閱歷的人都會看出來，可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夏言，人生太過順暢的夏言根本玩不過嚴嵩。但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裡，他知道嚴嵩是什麼樣的人，他也看不起這樣的人，但他需要這樣的人。
嚴嵩整人的方式很高明，他不明着整，但他可以設計陷阱讓你進入彀中，殺人於無形之中。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至自己的故鄉，他視察了父王的陵墓，並對陵墓進行了擴建，雖然他將父王的牌位移入太廟，但他並沒有將父王的靈柩移入十三陵，這位皇帝需要的只是一個向父親表達孝心的名份而已。望着熟悉的故土、南方的山川，心力交瘁的皇帝似乎覺得在這個地方終老也不錯，但歷史將他推上了那個舞臺，他只有義無反顧的走下去。
拜謁完了興獻王的陵墓後，嚴嵩建議羣臣上賀表，而夏言建議回京後再上，皇帝開始不悅，嚴嵩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一點，他立即拜伏在地再次請羣臣上賀表，嘉靖隨即借坡下驢，令羣臣上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