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遠認爲，成化年之所以是明王朝的轉折期，因爲成化年商業開始繁榮、思想開始自由、生活開始奢靡、皇帝開始放權，成化年標誌着一個商業和文官政治高度成熟的時代開始。
《菽園雜記》是陸容所作，陸容是成化時代的進士，《雜記》中所記的側重於一些奇聞軼事，是研究宣德至成化朝的重要史料，《菽園雜記》中記載了這麼一段史料。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這段文字記載的是有關馬尾裙的故事。馬尾裙本是朝鮮服飾，成化年傳入明朝，開始只在普通富人和歌伎中流行，但漸漸的士人和王公貴族竟然也穿了起來，最後竟然發展到皇帝和武將也身着起來，併爲它取了一個優雅的名字——曳撒。從《明憲宗元宵行樂圖》中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那濃郁的朝鮮風，到了成化末年這種裙子竟然發展到人人皆穿的地步。從這裡我們看不到等級秩序的差別，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是馬尾裙的擁泵者，從這裡我們更可以看出到了成化年明朝人那種追求個性、展示自我的精神。
人們爲了爭相好看，還不斷在裙子上加以點綴，最後竟然發展到有人去拔官馬的鬃毛，而且武將在上馬訓練的時候竟然也着此裙，到了這個時候，馬尾裙的風靡已經到了影響帝事安全的高度，所以在弘治朝便禁止穿此裙。裙子本來是女人之物，現在大明朝的男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爭相穿之，由此可見大明朝的風氣已經到了何等開放程度，不僅如此，成化年的風氣開放在其他方面也都體現出來。
庚午，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不拘貴賤，概用織金寶石服飾，僭儗無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盤糖纏等物，上下仿效，習以成風，民之窮困殆由於此。
——《明實錄·憲宗實錄》
申****居及喪宴樂之禁，時京師淫風頗盛，居喪之家張筵飲晏，歌唱戲劇，殊乖禮法，給事中丘弘言，欲將姦婦枷號示衆，禁約居喪者不許非禮宴樂。
——《明實錄·憲宗實錄》
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雲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
——《菽園雜記》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岩，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贗爲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
——《菽園雜記》
這是史書上記載的反映成化年風氣變化的四個經典案例。第一個反映了民間消費日趨奢靡；第二個例子反映了民間士風日下，通姦嫖宿已成平常，甚至在服喪期間仍是樂聲陣陣；第三個例子反映出成化年後明代官員突破禁止乘轎的成例，開始追求舒適的生活；第四個例子反映出江南的士大夫子弟熱衷於唱戲，扮演倡優。這四個例子皆生動的向我們展示了成化年社會風氣日益向奢靡、追求排場、享樂方向轉移，的確，成化年只是一個開端，從嘉靖以後，尤其到了晚明，這種渙散的風氣日益得到體現。倫理綱常被打破、勤儉樸素被拋棄、仁義道德被隱藏、奉公體國被遺忘，從成化年起，我們這個帝國就註定了走向滅亡的結果，這是龐大帝國的宿命。
風氣的轉變在成化朝來說只是一個方面，更爲引人注目的是商業開始繁榮起來。中國古代的農耕王朝向來將重農抑商作爲基本國策，我們都知道，凡事發生都有它發生理由，“重農抑商”作爲一個延續千年的國策自然有它的道理。東方大陸有適宜耕作的土壤與氣候，封建集權的國家政治制度又給開展農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證，而西方的歐洲則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歐洲分散的小國必須依靠商業才能存活，東西方經濟形態的不同是由一系列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這跟主觀條件並無關係。而東方的中國一旦背離了主業，開展商業，那麼就會帶來農業人口的減少，以及大面積經濟作物的種植，其結果只能是糧食產量下降，威脅到帝國的經濟安全，所以“重農抑商”作爲一項基本國策就不難理解。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後更是將“重農抑商”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此宋元以來的那種蓬勃發展的商業被打斷，國人的那種由於重商主義而帶來的冒險精神也被泯滅，但歷史的發展總是朝着他本原的規律進行，大明開國一百年後，隨着人口的增長、財富的增長，商業文明的迴歸已是勢不可擋。
從成化年間起，各處商業開始活躍，店鋪林立、市鎮增多、運河上漂的到處是南來北往的船隻，經商的利潤是越來越高，此時的帝國已是人人經商。
朱見深自然也加入這個行列，他很早就對經商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讓宦官從民間低價收購各種玩意兒，然後再高價售給他人，從中獲利。他也給喜歡的宦官鹽引，讓他們去牟利，當然皇帝也要在其中分成。這還只是皇帝，宦官經商更是普遍異常，前面提到的那個南京鎮守太監譚力朋只是一個個例，像這樣的情況很多，宦官做的都是無本買賣，到各處巧取豪奪，然後再高價出售，一次能獲利數千兩。不僅皇帝和宦官做起了生意，帝國的文官對於此事也是樂此不疲，歷史走到了這一步，文官們斂財已經不是靠貪污財政公款，也不是靠向他人索要，而是利用職務之便自己做生意。
行人司右司副張瑾和給事中馮義利用出使占城的機會夾帶私貨前往占城銷售，獲利頗豐；給事中林榮和行人司黃乾亨出使滿剌加國，兩人在船上夾帶私貨，而且還順便讓其他商人也搭乘其船，因爲大明朝實行海禁。由於商人帶的貨，加上兩人自己帶的貨，導致行船超重，在海上遇風沉沒，林、黃兩人也葬身海底。除了夾帶私貨去境外銷售之外，還有很多文官通過販賣官鹽、木材獲利，普通官吏如此，涉及到經濟管理部門的更是如此。朱見深對這些也沒有過多的干預，自己斂財，還不允許別人斂財嗎？只要你們不來干涉我的私生活就行。到了這個時候，官場已經形成一種風氣，那就是不靠工資了，人人都有撈錢的路子，發展到最後很多人連班都不上了，朱見深幾次朝會都發現下面沒有什麼人，朱見深也是“亨亨唧唧”的應付了過去。
這股經商之風不僅風靡於皇宮與官場，更是刮到了民間。“士農工商”，這是封建時代的職業排名，在那個年代，讀書人唯有通過科舉考取功名纔是唯一出路，從此不僅是自身榮耀的問題，更是家族世代榮耀的問題。但誰都知道，此舉的確風險很大，對於大多數士子來說基本上就是神話，但到了成化年，隨着商業興起，給讀書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那就是走經商之路也可以實現自我價值。在這種思潮下，學子們紛紛棄學經商。
周憲是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父親早亡，兄弟三人全靠寡母一人拉扯，周憲和兄長皆是讀書人，但眼前的困境讓周憲坐不住了。他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繼續讀書，母親就會很勞苦，如果我棄學經商，雖然我會勞苦，但母親會輕鬆許多。不久，周憲便拋棄書本，獨闖漢口，賺的錢補貼了家用，並幫助兄長和弟弟完成了學業，母親也得到了休息。
蘇州府的崑山縣有一人名方麟，初爲讀書人，後來棄學隨其岳父經商，有人問他“子乃去士而從商乎？”意思是你怎麼能丟掉讀書人的飯碗去從事商業這樣下賤的職業。方麟的回答是“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意思是你只知道讀書人不屑於從事商業，但是你不知道商人也不屑成爲讀書人。
“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這兩句話是震撼的，它衝破了中國傳統的學而仕之的觀念，讀書做官不再是萬民的最高夢想，它甚至在金錢面前顯得那麼蒼白，既不能貼補家庭，又不能孝敬父母，在投資小、見效快的商業面前，讀書這個職業竟然開始遙遙欲墜。
不僅如此，大明朝還開始了“開捐納監”，只要捐錢、捐米或者捐馬就可以獲取生員資格入國子監讀書，屆時直接參加鄉試，而這些捐生由於經濟條件較好，自小就獲得良好的教育，所以往往能夠在科舉中勝出，令人刮目相看。商業的發展一方面改變着人們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增稅的關卡不斷增加，商業稅佔稅收的比重也不斷增加。
風氣的轉變和商品經濟的活躍的確是互爲表裡，商品經濟的活躍促進了社會風氣的轉變，社會風氣的轉變反過來又刺激了商業經濟的發展，兩者結合在一起意味着一個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