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是朱元璋一個人的舞臺，無論文臣還是武將都沒有太多的個性色彩，以至於今人研究起來只能從一些瑣碎的事例中尋找文臣武將耐人尋味的東西。國初的武將是低調的、是樸素的、是老實的，他們忠於皇命，衝鋒在最前面，無論是北方的大漠之地，還是南方的煙瘴之地都充滿了他們奔波的身影。在長期的征戰中，帝國的將軍們大都早死，盛年而衰，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盡皆如此。
如果說李善長是明帝國的第一文臣，那麼徐達就是第一武臣，徐達可以說是韓信與衛青的集合體，他既有着韓信的謀略也有着衛青的低調。明初的大部分戰爭以及所有關鍵性戰役都是在徐達的直接指揮下進行，朱元璋對徐達是放心的，在徐達平定北方的戰爭中並沒有派出監軍，徐達也是爭氣的，他也不需要謀士，身兼謀士和武將雙職的徐達始終向人們詮釋一個全才的概念。
徐達進行的第一場關鍵戰役是攻克常州，剛取下南京的朱元璋正面臨東面張士誠的威脅，而解除威脅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拿下常州，常州是防範張士誠進攻的最好門戶。打下常州後，徐達接着又拿下江陰和太湖西邊的宜興，這樣從北到南拉成一條防線，使得張士誠無法西進，從而免除朱元璋跟陳友諒決戰的後顧之憂。
天下平定後，徐達便在北平駐紮守衛北疆，在此期間，徐達重點修建了山海關，從此北平附近的居民再也不受遊牧民族的騷擾之苦。徐達是一個完美的人，完美到你挑不出他的任何毛病，出身貧苦的徐達並沒有讀過多少書，但他不斷的向儒士請教卻奠定了他謀略的基礎。在帝國的建立中，朱元璋走了四步棋：攻佔南京、拿下常州東拒張士誠、消滅陳友諒、先取山東河南再取大都，正是這四步棋成就了朱元璋，這四步棋朱元璋是構思者，徐達是實踐者，正是這兩人造就了大明帝國。
徐達是偉大的，偉大到超越了歷史上大多數的知名將領，但他的名聲並不響亮，因爲他沒有任何的個性化色彩，徐達的低調正是他的聰明之處，洪武十八年二月，徐達在南京病逝，朱元璋追封他爲中山王，立廟。
如果說徐達擅於指揮、帶隊和大規模的步兵兵團作戰，那衝鋒最厲害的就是常遇春了。常遇春開始在劉聚的麾下，因看不慣劉聚的所作所爲便投奔了朱元璋，從此在進攻陳友諒和張士誠的戰爭中，常遇春始終衝在前面，常遇春跟徐達一前一後的運動模式奠定了帝國的版圖。
常遇春是帝國最勇猛的人，他這一生沒有打過一場敗仗，中國冷兵器時代十大戰將：薛仁貴、霍去病、常遇春、史萬歲、斛律光、蘇烈、狄青、冉閔、項羽、楊再興，常遇春名列其中，常遇春是一個純粹的人，如果說徐達的忠厚後面還有他的心思，那麼常遇春的內心就像一張白紙，他的一生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忠於他的使命，洪武二年七月，常遇春從蒙古上都班師回來，行走到河北地境累死。
從常遇春跟隨朱元璋起，他就不顧一切的衝在最前面，如果把洪武二年常遇春的作戰路線圖梳理一下，你就會發現他的死因。洪武二年春開始，徐達和常遇春自山西率兵徵陝西，迫使李思齊投降，這時候，身在上都的元惠宗命丞相也速率兵向北平反撲，得到消息的常遇春親率一萬騎兵從陝西向北平猛趕，趕走了元軍後又奔襲千里追趕，然後又向西折向上都，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在四個月內，常遇春在整個北方來回折騰，而且都是快速的長途奔襲。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過去的征戰歲月中，常遇春已經積勞成疾，而洪武二年的來回折騰只是一個誘因而已。
帝國武將除了徐達、常遇春，第三號人物就是李文忠，李文忠用兵的特點就是快，跟其他戰將一樣，李文忠依然有着輝煌的戰績，在常遇春死後，帝國對於北方的戰事就交到徐達和李文忠手裡，但今天看來李文忠的武將身份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多的亮點，他的亮點就在於他是當時軍隊中唯一的文人。
李文忠本是洪武的外甥，從小聰明伶俐，甚受洪武喜愛，後來從北方回來後，洪武帝曾讓其執掌大都督府，李文忠退休後便過起了儒生的生活，披上戰袍是武將，脫下戰袍是儒生，帝國也只有李文忠能夠實現如此華麗的轉身。
賦閒在家後，李文忠便整日與一批儒生談古論今、吟詩作賦，有些人想給皇帝勸諫走不了馬皇后的渠道，便開始走李文忠的渠道，李文忠數次上書朱元璋，雖然最後遭朱元璋斥責，但終歸是對朱元璋施加了影響，洪武十七年，李文忠病死。
除了這三位將領外，還有一位馮勝也值得介紹。馮勝的亮點就在於洪武五年的一場戰役，這是明帝國的一場關鍵戰鬥，在這場戰鬥中王保保取得了第一次勝利，徐達和李文忠遭受了從軍以來的第一次大敗，這場戰鬥也是明帝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大敗，而馮勝卻在這場戰鬥中勝了。
爲了徹底肅清草原勢力，經過兩年的醞釀，明軍又一次對草原發起了衝擊，此次的佈局顯示了朱元璋的決心。全軍一共十五萬人，中路軍由徐達率領，李文忠率領右路軍，馮勝率領左路軍，三路大軍一起向漠北草原奔去。此次三路大軍的主力是徐達和李文忠，既然主力是徐達和李文忠，那麼對方對付的重點也是他們兩個，此次王保保學會用計了，而從徐達和李文忠的進攻特點來看，兩人由於之前的一直勝利而明顯的開始了輕敵。
徐達和李文忠被元軍引誘深入，雖然中了埋伏，但這些對強大的帝國正規軍來說算不上什麼，很快徐達和李文忠帶着各損失了一萬人馬的隊伍退出了戰場。
而西路軍馮勝的表演則剛剛開始，馮勝和傅友德率數萬軍馬在整個西北七戰七勝，徹底肅清了元軍在西北的勢力，也結束了元軍在西北的騷擾。
此次的出征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朱元璋對蒙古的進攻開始暫停，而蒙古也轉向防禦。那麼從此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馮勝的戰力。
明初的武將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早死，從常遇春、李文忠，再到鄧愈、湯和，都是盛年而衰，其實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明初的一系列戰事過急、過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明初戰將的性格特點，那就是忠於王命、使命。明初的武將是偉大的，也是可愛的，他們爲了帝國打下一個不朽的江山，大多數武將並無私慾，且出身貧苦，他們勇猛、品性優良，在帝國這個舞臺上將一個武臣演繹到了完美。
經過數十年的征戰，帝國的戰將們逐漸謝幕，朱元璋也沒有虧待他們，他們大都被封了爵位，子孫也得到了蔭澤。但也有一些武將因爲跋扈、犯事或者不符合朱元璋的心意而受到殘酷的誅連。
明初是朱元璋一個人的舞臺，沒人能夠影響到他，在整頓完了文官隊伍之後，洪武皇帝又把矛頭對準武官，藍玉是一個切入點。
藍玉在開國功臣中算不上是有影響的人物，他本是常遇春的內弟，藍玉第一次走上帝國的舞臺是洪武十四年征討雲南的戰爭，藍玉走上人生的頂峰是洪武二十一年的一仗。這一仗明軍一直打到貝加爾湖，徹底打垮了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此後，蒙古高原又再次進入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前的混亂狀態，各部爲了汗位而相互仇殺。
洪武二十一年的這一仗也是繼洪武五年徐達、李文忠北征蒙古失利後對蒙古的決定性一仗，這一仗又給朱元璋培養了一個像李善長那樣的棘手人物——藍玉。
洪武二十一年這一仗後，藍玉變得越發嬌縱，他在軍中安插私人、畜養家奴、侵佔田畝，這些都觸動了朱元璋的神經。如果說胡惟庸案是對不法文官的清洗，那麼藍玉案則是對不法武官的清洗。從洪武三年李善長告病起，朱元璋就已經開始醞釀對文官的整治，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頒佈《大誥武臣》實際上就是醞釀對武官的整治。當你搞清楚《大誥武臣》的背景就知道了。
洪武朝軍中已經開始出現很多弊端，軍官冒領軍餉、侵佔軍田、虐待士兵，導致軍士逃亡，朱元璋頒佈的《大誥武臣》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雖然《大誥武臣》頒佈了，但並沒有制止住軍中的違規行爲，朱元璋開始醞釀採取其他的辦法來對付。
藍玉事件不過是洪武整治軍隊的一個藉口，《大誥武臣》中列舉的軍隊犯罪案件皆是觸目驚心、令人髮指，無論有沒有藍玉，洪武朝對軍隊的整治都會發生，只是藍玉的嬌縱使得整治集中在一點而爆發。
整個藍黨一案，被殺、被流放、被關押、被刑處的一共是一萬五千人。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份案發，當時捉拿的是一千人，短短五個月涉案人數就達一萬五千，當然了，這其中大部分是家族人員被牽連，那麼可以說明一個問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錦衣衛辦案效率大大提高。錦衣衛辦案效率爲什麼會大大提高？這裡有兩點原因：一是錦衣衛在數年前已經開始對有關人員進行監控，二是定罪的隨意性，也就是罪名大都是羅織的，不像胡惟庸一案還消耗大量時間尋找罪證。朱元璋爲了證明藍玉一黨確實有罪，還親自編了一本《逆臣錄》，但這本《逆臣錄》卻是漏洞百出。
錦衣衛的辦事效率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整個帝國無人敢吱聲更是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懼，錦衣衛辦案的波及面早已超出了朱元璋所圈定的範圍，朱元璋意識到這種瘋狂行爲必須停止。洪武皇帝中止了藍黨一案的調查，大部分在押人員被釋放，經辦此案的錦衣衛人員也被朱元璋處理。
“藍玉案”基本上結束了朱元璋那個純粹的理想，錦衣衛們的辦案風格和官員們的諾諾唯唯，讓朱元璋有了改變治國方略的想法，所以他對後繼人表達了寬刑法的思想，無論朱元璋殺了多少人，處罰了多少文臣武將都是徒勞的，它既不能使帝國變好，也不能使帝國變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