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爲左派，二爲右派，右派繼承了王學的原教旨主義，而左派卻在王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它開始反對一切正統，一切權威，到了後期甚至打倒一切儒家經典，它已經背離了王陽明的心學道路，甚至進入離經叛道的行列。在這裡要特別指明的是，心學左派嚴格的說與心學並無關係，因爲它最終進入到反對儒家倫理綱常的境地，但是爲了講述的系統性，我們暫且按照《明儒學案》的分類來進行。
王學右派以聶豹、徐階、趙貞吉爲代表，後期的東林黨也屬於右派行列，而王學左派以王艮、何心隱、李贄爲代表。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心學推廣的短短時間內，心學這門新興的哲學思想就已經出現了分化，王門右學則被官府吸納成爲帝國的正統思想，而心學左派則成爲理學與心學右派共同打擊的對象。鑑於此，本書對於心學的論述則從它的正統轉向左派，因爲左派相對於右派會產生更多的精彩篇章，而對於何心隱、李贄等人本書後面還會以很大篇幅來論述，在這裡先講講王艮和他的泰州學派。
王艮是江蘇泰州人，世代以煮鹽爲生。雖然對於心學來講，王陽明是集大成者，但真正將它推向民間，推向底層，成爲大衆津津落道話題的還是這位王艮。
王艮家貧輟學，全靠自學，所以他身上少了那些經院派的習氣。對於不懂的東西，他不恥下問，在讀書過程中他不拘泥於朱熹的註解，而更強調自己的理解。王艮對儒家經典也是批判的繼承，他在給學生的講課中也全是自己的主觀論斷，而不是對經典著作的翻譯。
王艮開宗講義頗有宗師風範，前來聽講的人問道：“爲何汝的觀點與王守仁很類似啊？”王艮是知道王陽明的，他的主張在某些方面也的確跟王陽明類似，他非常敬佩這位大儒，他覺得是時候向這位大儒請教了。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南昌城來了一個奇怪的人，他一身道人打扮，頭戴自制紙帽，身着奇裝怪服，行爲瘋癲。王艮與王陽明不同，王艮行爲乖張，好標新立異，以至於王艮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表現自己特立獨行的時候顯得有些嬌情和做作。
王陽明對於王艮的舉動並不感興趣，雖然王艮下定決心要拜在王陽明的門下，但王艮的學術思想與王陽明差異很大，我們很難說王艮是否有拜在王陽明門下的必要，也很難說王艮在王陽明這裡獲得了什麼。
王艮贊同王陽明心外無理的主張，他也認爲天理只存在於人的內心之中。但在一些方面，王艮與王陽明仍舊有着很大差別。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百姓日用即道。”
這兩段話是王艮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有別於王陽明的地方。前一句是指天理就存在於人們心中，不用去窮、不用去格，它自然就會出來；後一段話是指世間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天理，天理就存在於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尋找天理。
對於第一種觀點我是不贊同的，天理即使只存在於人們心中，還是要靠我們去格、去窮盡，否則今天你佔了點小便宜，不去反省，明天你就會得出佔小便宜是正確的論調；對於第二種觀點我是贊同的，萬事萬物都存有天理，柴米油鹽、鄰里爭吵，都存在有天理。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兩種看法都是王陽明反對的，王陽明主張人的內心經過不斷的格物從而獲得良知，豈是王艮所說那般簡單；對於第二點，王陽明更是不能容忍。王艮認爲日常生活中都是“理”，再加上這種“理”很好理解，所以將王艮的兩種觀點綜合起來實際上就是指心學這種東西對於凡夫俗子也可以掌握，並不是聖人所獨享的東西。
王艮的這種觀點無疑是爆炸性的。雖然二千年以前孔子就提出“有教無類”，但也並不是意味凡夫俗子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坐而論道。王艮無疑要將這種聖人之學推向所有的人，這是儒家等級秩序所不能容忍的，社會每個階層的分工不同，有的人註定要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更多的人只有從事體力勞動。
王艮出身本來貧苦，煮過鹽，小時候上過私塾，後因家貧而輟學，19歲那年他跟父親一起販鹽來到山東孔廟，當他拜謁孔廟的時候他感慨的說道：“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者可學而至也。”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王艮在毫無知識學問的時候，他便有了人人皆可以成爲聖人的想法。從此他便將儒家經典寫在紙片藏於袖中，在工作之餘拿出來翻看，王艮漸漸的從煮鹽轉變爲販鹽，他也漸漸的成了富戶，這給他從事腦力勞動提供了條件。
王艮是社會底層的人，他行過醫、販過鹽，最終找準了做學問這條道路。王艮是從社會最底層奮鬥起來的，沒有父兄提供資助，沒有有名望的先生提供教育，他要自己養活自己，自己從書本中尋找知識，正是他的出身，他的經歷，使得他對底層社會有了瞭解，他對底層人民有了瞭解，這也堅定了他認爲人人皆可爲聖賢的真理。
王艮覺得他跟王陽明之間再無可談，於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模仿孔子周遊列國，王艮自制了一輛蒲輪車，帶着兩個僕人，打着傳播聖學、拯民愚昧的招牌開始向京城行去。王艮在他的車子上掛着兩張條幅，一個寫着“天下一個”，另一個寫着“萬物一體”，王艮一路上奇裝怪服、大聲吆喝，史載“男女奔忙，聚觀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
王艮每到一處便聚衆講學，“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啓發愚蒙”。王艮面對的全是凡夫俗子，田間農夫、走街販履、賣鹽打漁的都成了王艮說教的對象，王艮的此次北行無疑引起了轟動，並引起了士大夫階層的注意，而王艮的此次說教是對中華二千年來的等級秩序、倫理秩序的首次衝擊，具有異端的色彩。
在他眼裡，人人都是平等的，因爲萬物都是一體的。王艮從注重內心開始轉向注重自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在王艮這裡，心學似乎已經向着“安身立命”的“身學”轉變，而這種“身學”更是強調個人的能動性，相比心學多了一份實在性，少了一份玄幻。王艮的思想帶有明顯的民本思想，而此種民本思想跟孟子的民本思想仍是有着本質區別。孟子的“以民爲本”是在強調等級秩序的基礎上行仁政，而王艮的民本思想卻是帶着啓蒙思想的意味，他也成了中國啓蒙思想的第一人。也就是在這個時刻，中國似乎一下子進入了現代，而此時的歐洲仍處於黑暗的中世紀之中，他們的啓蒙思想家盧梭仍然是兩百年以後的事情。
王艮所引起的轟動與議論很快傳到王陽明的耳朵裡，他大發雷霆，命人趕快把王艮喚回來。王艮回來後，王陽明三日不見，王艮長跪不起。每個人心中都有開放與保守一面，對於別人的開放與保守同樣都是嗤之以鼻，王陽明對朱子學說嗤之以鼻，認爲那是陳舊的東西，對於王艮學說他同樣是嗤之以鼻，認爲那是異端。
無論王陽明惱怒與否，王艮已經超越王陽明成爲帝國的新星，很多地方的大員將王艮邀請到當地書院講學，而一旦開講，各地凡夫俗子紛踏而至。嘉靖七年，王陽明逝世後，王艮開始自立門戶，由於他是江蘇泰州人，後世人便將他這一門派命名爲泰州學派，雖是如此，但它仍被認定爲王學左派，它跟王陽明的心學究竟有無關係，我們已經很難評價，既然黃宗羲在他的《明儒學案》中將泰州學派列爲王學分支，那麼我們也這麼認爲。
泰州學派共傳五世，共計487人，其中囊括了社會的各個階層，有官僚、有農夫、有工匠、有商人，士農工商樣樣皆有，很多人因此載入史冊，或入祀典，或入賢祠，光是《明儒學案》記載的就達三十幾人，在王艮的影響下，底層民衆終於有了讀書取道的機會，他們的名字也能跟那些大賢一樣堂而皇之的彪柄史冊。跟王艮一樣，他的大部分弟子也是終身不入仕途，以講學爲己任。
王陽明曾經奉命鎮壓南方農民起義，殺掠甚重，後來爲了勸導人們從善，王陽明提出了“格物致良知”的觀點，但這種脫離底層羣衆的“致”法卻難以帶來實際效果，其結果只能是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自成一套理論體系。
王艮反對君子之道，提倡百姓之道，人人皆可爲聖賢，人人皆可爲君子。他更是提出了“安身立命”之道，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王艮的安身立命充滿了人本思想、關懷思想，他指出每個人吃飽、穿暖、有房住，是爲安身，只有安身後才能談及安家、安國、安天下，這跟聖人所說的修身截然相反。一個“修”字，一個“安”字就蘊含着不同的意味，“修”字強調人的義務，而“安”字強調人的權力。無獨有偶700年前的詩人杜甫就吟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而安身也成了一個人獲取良知的先決條件，如果一個人連安身條件都不具備，他是無論如何也格不出良知的。所以泰州學派才具備真正的民本思想。
王艮的學說不僅具備民本思想，更是對封建禮教、封建等級秩序的衝擊，但在那種封建禮教森嚴的文化傳統下，在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長期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王艮的學說無疑是一種虛幻，不可能實現。王艮死後，他的弟子們將他的學說發揚光大，並推向一個更加無以復加的地步，並最終跟整個封建勢力對立起來，他的弟子們也爲此獻出了自己不屈的生命。
在王艮之後，我們可以從他的弟子顏鈞、羅汝芳、何心隱、李贄等人身上看到更多的精彩人生，但王艮作爲啓蒙思想的創始人，他無疑是整個明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但由於自身文采不高，王艮鮮有著作留傳於世，他的弟子將他的講義整理成了《王心齋先生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