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來到宣府不久，小王子帶着五萬騎兵開始向大同逼來，皇帝親率增援軍隊向大同駛來，宣府和大同的明軍會合在一起達六萬人，雙方皆向大同府應州縣彙集。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二十一日應州會戰爆發，雙方主力從清晨戰至傍晚，明軍發起一次又一次衝鋒，永樂時代似乎又回來了，朱厚照騎在戰馬上掄着戰刀跟着他的士兵一起砍人，眼見皇帝跟着自己一起衝鋒，這些明軍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戰鬥至傍晚，小王子不敵，便帶着軍隊退出了戰場。
應州一戰使我們的這位皇帝榮耀到了極點，他的人生理想終於得以實現，此時他不再是一個居住在紫禁城的無聊皇帝，而是敢在戰場上衝鋒的將軍。
隨後皇帝返回了宣府，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皇帝才決定返回京城。他下令在京的所有文武百官皆去城門外迎接，皇帝的軍隊於半夜到達德勝門外，已經在寒風中等候一整天的文武大臣已經不堪其負。皇帝興致盎然的回到京城，他親口對官員們說自己親手殺死一名蒙古人，文官們拒絕承認此次的應州大捷。雖然皇帝不斷堅稱真的有一位威武大將軍朱壽，而且他就在軍中，此次應州之戰全憑這位朱壽指揮有方，但文官拒絕承認有這麼一位人。皇帝下令封這位朱壽爲鎮國公，年俸5000石，全體文官昏倒。
回到北京的正德才知道京城的日子是多麼無聊，堆積如山的奏章等待他批閱。由於此次朱厚照是偷偷出城，而且還將官員們禁錮在京裡，更爲嚴重的是他親自帶兵上戰場去跟蒙古人博殺，現在皇帝回來了，正是文官們找他算總賬的時候。
無獨有偶，二月份，成化皇帝的配偶太皇太后王氏離世，官員們逮住這個機會，一會讓皇帝這樣，一會讓皇帝那樣，搞的個正德皇帝不甚其煩。到了行大禮那天，由於前一天天上下雨導致廣場上積水，皇帝便讓衆大臣鞠躬免跪，此舉激怒了衆人，羣臣紛紛上書指責皇帝有違孝道。到了給太皇太后送葬那天，皇帝將靈柩送到了昌平，安葬在憲宗身邊，但他乘此機會跑到喜峰口找了朵顏衛的幾個蒙古族首領喝酒。文臣們徹底瘋狂了，他們紛紛指責皇帝以送靈柩之名，行巡幸之計，其中有一位叫舒芳的狀元，響起了驚天一炮，被文臣視爲楷模。
舒芬是江西省南昌縣人，正德十二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舒芬爲人極爲孝道，被人視爲孝子楷模。嘉靖年間，其母病逝，舒芬扶柩辭官歸鄉，後來因其母辭世竟憂傷而死。不僅如此，舒芬爲官清正、心胸寬廣。一次他家的鄰居建房，將牆建在他家的地基上，家人寫信讓舒芬出面干涉，舒芬寫了一封信給家人，信中只是一首詩。
千里捎書只爲牆，
讓他三尺又何妨。
萬里長城今猶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家人自然明白舒芬的意思，主動讓出了三尺，他的鄰居聽知此事，也讓出了三尺，至今在舒芬的家鄉仍然有這樣一條窄窄的六尺巷。“舒芬讓牆”和“孔融讓梨”一樣成了華夏的經典典故，這些典故也彰顯了華夏的品德。雖然舒芬對鄰里的紛爭能夠寬容，但卻對皇帝違反儒家的孝統不能寬容，士大夫心中自有一把尺度，他們知道哪些方面能夠寬容，哪些方面不能夠寬容。
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聖孝以答人心書》，在這道奏書裡舒芬從孝道、天理、人慾三個方面跟皇帝辯論孝道，並直言不諱的指出皇帝的所爲有違孝道。舒芬的這一行爲我們無法做出恰當的評判，皇帝在祖母喪葬過程中做的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我們也無法做出道義上的評判，我們只是知道倫理道德在我們這個國家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行爲準則，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這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倫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經和法律一起成了評判事實的根據。
舒芬的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效，但與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們這位皇帝並沒有大發雷霆，只是隨手扔進了垃圾桶裡，可憐狀元郎熬了一個夜晚寫出的華彩文章就這樣靜靜的躺在宮殿的角落裡。
雖然舒芬的上書並沒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瀾，這位狀元郎很快成爲帝國的楷模，無數的士大夫奉其爲榜樣。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監察御史、六科給事中的奏書紛紛砸來，在大明朝文官與皇帝的鬥爭中，職位低的官員尤其起勁。這些官員們不僅給皇帝施加壓力，也同時給內閣施加壓力，要求內閣大學士楊廷和、樑儲、蔣冕領銜上書。而這個時候，皇帝由於着了風寒，正在臥牀不起，這是一個信號，它表明我們的這位皇帝在這個時候身體已經不行了，他的身體極度虛弱，虛弱到連偶然的感冒也受不了。
捱到皇帝身體好些的時候，能夠下牀理政的時候，文官們依然不依不饒，甚至要皇帝下罪已詔，就差沒讓皇帝下臺了。我想皇帝這個時候大約對劉瑾是懷念的，他明白在這個國家有一羣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終於忍受不了羣臣，捱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帶着隨從又出去了，臨行前給楊廷和留下敕書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邊了。皇帝帶着一萬人的隊伍從宣府出發沿着長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樣風餐露宿，他欣賞着大漠風光，但無人領略到皇帝悽苦的內心世界，此次巡邊，皇帝雖然出來了，但他的心還留在京城，留在那幫文官那裡。皇帝此次出塞心境與上次已經截然不同了，他顯得心事重重，沒有了那種意氣風發，皇帝與文官們的間隙已經種下了，從此大明王朝的政治已經陷入一種死結。雖然儒家思想的高峰還沒有到來，但這已經是一個儒學已死的年代，在以後的歲月中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風和西方文化的新風來盪滌儒學的桎梏，這不僅是一種政治上的死結，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死結，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文化爲什麼會進入這麼一個死結？它跟我們這個國家過於龐大、複雜有關，一方面它需要一種倫理綱常來維持帝國的正常運轉，以道德行爲規範來統馭全局，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人性的自由、奔放來維持政治與文化上的活力，它們之間是矛盾的，不僅體現了政治上的兩面性，更體現了文化上的兩面性，當後者過強的時候則不存在問題，一旦後者過弱則會陷入一種無法挽回的境地。新舊思想開始激烈的碰撞，君臣開始搏弈，帝國的大廈開始搖搖欲墜，越至晚明，這種景象越發突出。
皇帝此次的巡邊走了1000多里路，他詳細察看了沿長城各處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後抵達了陝西省延綏鎮榆林衛，經過四個月的長途跋涉，部隊士兵死亡、逃跑甚多，減員十分嚴重，但皇帝始終如一，他跟士兵們一起風餐露宿、同甘共苦，這是一個充滿溫情的年代，此後這種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現。此次巡邊由於離京師太遠，在視察完榆林衛后皇帝便開始返回，回程途中路過太原府，皇帝住進了晉王府中，在這裡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劉良女的歌女，傳說這名女子是晉王府樂工楊騰的眷屬，皇帝喜歡上了這位劉良女，並將她帶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闊別七個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會鬱悶，因爲他帶着一名心儀的女子，在皇帝巡邊途中對於重要的奏章，內閣也是快馬加鞭送給他批閱。
至此，皇帝跟北部邊疆的那種緣分已經結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樣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將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於勳貴階層的沒落，皇帝對於戰場的生疏，這些都使得皇帝與他的軍隊日益疏遠，早在成化、弘治年間，皇帝就想帶兵出征，但官員們向皇帝闡明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皇帝這才作罷。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衝破文官們的羈絆，再次恢復了祖先的那種武功，對於此我們仍很難做出評判。皇帝的個人行爲於國家來說作用並不大，但對於正德本人仍是要值得肯定與讚揚，他行程千里，不畏艱苦，他敢於親臨戰場跟蒙古人拚殺，後世的皇帝已經不可能像正德這樣了，他們都被牢固的禁錮在宮中，終身不出北京城。
另外，皇帝親自參加的應州之戰減緩了蒙古人對宣府、大同的壓力，而且應州之戰既不像朱棣親征那樣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鎮那樣窩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帶領下雙方酣暢淋漓的一場戰鬥。我們無法說正德皇帝有多麼偉大的武功，但皇帝的敢想、敢爲對於後世之君來說的確是值得他們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