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1日，杜威結束在中國兩年多的講學回國，胡適在杜威回國前一日晚上趕寫成《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作爲送行。
胡適在文中總結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同時指出，“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爲最多”。
杜威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在11個省做過演講，胡適在此期間不僅承擔了杜威在北京和山東、山西演講的翻譯工作，而且自己也演講或撰寫文章宣傳杜威的實驗主義。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學制改革、新教學法的推廣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胡適所做的相關努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巴黎作出了把山東讓與日本的決定後，中國被擊垮了。它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這是杜威的《中國的學生反抗》中的一段話。
已經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的杜威，1919年初和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曼赴東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遊。當他們從舊金山準備啓程時，收到東京帝國大學邀請他到日本作講學的致電，他欣然答應後，又接受日本其他學術團體的邀請，增加了很多場次的講演。杜威到日本並沒把中國列在他遠東之行的計劃內，但他的中國學生胡適、陶行知急不可耐地發出邀請，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經日本，登門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等5個學術教育團體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纔有了杜威的中國之行。
杜威1919年4月30日下午從上海下船踏上中國土地，5月1日在家書中說：“我在中國睡了一晚，但是現在還談不上什麼印象，因爲中國還沒有映入我們的眼簾”。但他由掛一國牌照的車不能進入另一個區域敏銳觀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細緻地觀察中國的飲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書中依然只講到纏足女子和商場見聞，未提及五四運動。
5月5日，當時任職於北京大學杜威的學生蔣夢麟，陪同杜威到蔣的家鄉浙江杭州遊覽、演講。5月7日，蔣夢麟中途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學生運動爆發了，他收到電報要求他立即回京。可以確定的是，杜威此時知道了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但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詳情。
一旦他得到第一份關於五四運動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書中，他開篇就說：“北京的風暴似乎現在已經平靜了，大臣們依舊把着官位，而學生們被釋放出來了。”
接下來在信中不時穿插些運動的信息。事實上，他得出的“平靜了”的消息也不準確。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於北上。
5月30日，杜威終於來到北京，目睹了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抗議軍閥政府，也目睹了社會各界人士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驚，併爲那種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所深深震撼。
由於五四運動激起了他濃厚的興趣，他想留在中國看個究竟。因而他改變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國的原定計劃，決定向哥倫比亞大學再請假一年，留在中國。
6月初是北京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杜威親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挽回權利。
6月5日，杜威在給女兒的信中說：“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名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給女兒報告了一個最驚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們從電話裡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裡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裡。因爲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爲難。”
杜威後來得悉政府這樣丟臉的屈服，是因爲上海的商人爲抗議成千的學生被捕而在前天罷市了，他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裡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晃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
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說3個“賣國賊”已經辭職，學生罷課已經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訴女兒：“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鬨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爲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爲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爲學生團體獨立行動。想一想我們國家十四歲以上的孩子，如果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可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7月2日，他在家信中寫道：“這裡的政治氣氛又緊張了。據說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兩天以後，他又寫道：“中國不籤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麼，你們是不會想象得到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
在後來發表的《中國的學生反抗》等數篇文章中，杜威對五四運動做了堪稱全面、詳細的記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學已經變成了監獄，而許多軍隊圍着它搭起了帳篷，外面還張貼一張公告，說明這就是演講妨礙和平的學生的囚禁之地。這是不合法的，等於用軍隊查封一所大學，而後其他的團體就非對政府讓步不可。”
從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的觀感尚缺系統的背景，一些判斷事後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告訴西方人：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
作爲一位哲學家，杜威對五四的關注不限於具體細節，而是以小見大，他說，“我們正好看到幾百名女學生從美國教會學校出發去求見大總統，要求他釋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講而入獄的男學生。要說我們在中國的日子過得既興奮又多彩的確是相當公平，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但通常一個新國家的誕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些表達證實了他的關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麼地步，幾乎接近於外國駐中國的專業媒體記者。
隨着觀察的深入，有意無意間，不知不覺中年屆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國的那場風雲際會中，成了廣義五四運動的參與者，並以獨特的身份和與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整個中國社會形成互動。
杜威參與互動的第一種方式就是在媒體上公開發文章，他先後寫了《中國的學生反抗》《學.潮的結局》《中國政治中的新催化劑》等涉及五四運動的文章，還在家信中反覆講述五四相關的情形，其中《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有些地方他們比我們更民主》《我們看到了中國活生生的一頁史實》《中國真正的覺醒》等直接講到五四運動，並給予較高的評價“你無法想象未簽署巴黎和約對中國有多重大的意義，這可說是屬於公衆輿論的勝利，也可說歸功於這些男女學生的推動，當中國能獨立做到這類的事情時，美國實在應該感到羞愧。”
在杜威離開中國前一個月，紐約發行的《中國學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國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從他抵達中國到現在，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一些銀行家和編輯經常去他的住處拜訪；一些教師和學生則集聚在他的教室裡；一些社團競相接待他，聽他的講演；一些報紙競相翻譯並刊登他的最新言論。他的發言和講演被競相閱讀，他的傳記被精心撰寫。人們認真地評論他的哲學，並毫不費力地記住他的名字。”
互動的最主要也是發生影響最大的方式還是講座。5月18日下午7時，杜威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演講《真正之愛國》，5月25日晚演講《共和國之精神》，各校學生聽講者3000餘人，從講題看就是對五四運動的直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