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二年，梁啓超創辦了《新民學報》，陸續發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論。這位國學大師的文章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對於沒有多少國學根基的革命黨來說，想在論戰中壓倒梁啓超，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而且“保皇黨”的言論蠱惑性極大，對當時的革命力量的發展構成一種切切實實的威脅。保皇黨鼓吹“保皇與革命原屬同流”，使很多興中會會員轉向了保皇黨。許多人還出巨資，贊助出版保皇黨的機關報《新中國報》，這張報紙大肆鼓吹保皇，攻擊反清革命。
憑心而論，梁啓超以他淵博的學識，嚴謹的學風，天才的文筆，感動和教育了無數中國青年，他們中的不少人後來都成了革命的主力軍。
而且梁啓超認爲沒有民衆的覺悟，只靠一兩個英雄人物，靠暗殺和暴動，很難有什麼好結果，這也是很正確的道理。另外，他對革命黨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是不贊成的，從後世的眼光來看，梁啓超無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但他並沒有贏得多少喝采，反而被很多人當成了革命的阻力。
“康梁這兩個孔老腐屍的忠實弟子，先是拿着什麼狗屁衣帶詔，招搖撞騙。現康狗遠走歐美，卻還有梁啓超在搖旗吶喊，極力誇大輕言革命的危險，確實應該猛烈地反擊－，..，奪取思想上的領導權。”鄒容果然有些耐不住性子，忿忿地說道：“改良改良，實在是革命的最大阻礙，非以論戰取得勝利，不能使革命繼續發展。”
“梁啓超的學識淵博，言論的蠱惑性極強，想在論戰中取得勝利，鄒容老弟想得過於簡單了。而且”陳文強有意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革命黨連個喉舌都沒有，又怎麼鼓與呼？”
“梁啓超確實比康有爲更厲害，但革命不能退縮，我要以實際行動對其進行猛烈反擊。”鄒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陳文強，說道：“雷諾兄，你會出資相助嗎？”
“你看，這不就又歸結到錢的問題上了？”陳文強呵呵一笑，篤定地說道：“我準備先出資一萬元，在東京創辦報紙。如果你願意，就由你任主編，你可以隨意揮灑，與保皇黨死戰到底。”
去吧，少年，去東京罵戰吧，我很看好你哦！陳文強很是期待地望着鄒容。
鄒容很有些動容，既是爲陳文強的慷慨，又爲自己能盡舒心中所想、縱情揮斥而激動。
“好，我去東京。”鄒容終於下了決心，又遲疑着說道：“若是枚和兄能同去，就更好了。”
“咱們先去東京搭好架子，然後再請他們去吶喊助威。”陳文強沒有一口答應，而是模棱兩可地說道：“放心好了，這邊我會安排的。”
連哄帶騙說服了鄒空，陳文強算是鬆了口氣。他要去日本東京，還真是不放心把鄒容留在上海。現在蘇報的言論越來越激烈了，很可能遭到當道者的打擊。而他不在上海，誰能管住鄒容這個熱血一上頭便奮不顧身的傢伙。
當然，對於鄒容，以及與他類似的革命者，陳文強卻沒有輕視之心。雖然他們他們或許幼稚，或許衝動，或許目光不夠深遠，但這都不是嘲笑輕視他們理由，他們之樂於捨生赴義，是因爲“祖國存亡在此一舉”，是“爲天下人謀永福”。
對於他們來說，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空洞的口號，而是不惜爲之捐軀獻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爲了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朝政府，結束封建君主制度，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他們置生死安危於不顧，擯功名利祿於度外，拋頭顱，灑熱血，所表現出來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值得欽佩尊重，是中華民族永久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
在很多時候，陳文強感受着鄒容等人如火的激情，心中未嘗不激動，甚至鄙視過自己的過於冷靜。但轉而一想，在這個大時代中捲入革命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一個宣傳鼓動家，那埋頭苦幹，爲革命者提供財力物力，似乎更適合自己。
不管是自我安慰，還是亂找藉口，陳文強還是在努力發展着自己的事業，積累着實力，並適當地爲革命添磚加瓦。
爲了防備夜長夢多，陳文強極其迅速地派人護送鄒容登上了東去日本的輪船，順便也帶去作好編號的新藥樣品。而他還要在上海呆上些時間，做更長遠發展的佈置。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天津後，在京、津地面劃分界址，設置“捕房”，派遣外籍巡捕站崗巡邏。辛丑條約簽訂後，八國聯軍分期撤兵，清政府爲維持當地的秩序，也組織了類似“捕房”的機構，派出巡警守街巡邏，爲舊中國最先創立的警察。
到了1903年，清政府下令施行“新政”，命令各省一律舉辦警察。上海由於歷史原因，此時雖尚未形成完整的警察機構與系統，但已經在轄區下設捕房，通稱“中國捕房”。現在朝廷旨意一下，上海道立刻開始加速籌辦警察，在求志書院(今喬家路北)設警察學堂，將巡防保甲局改爲警察總巡局，開辦城內南、西兩局，並公開招訓警察。
趁此機會，陳文強開始進行運作，一是挑選幫中兄弟前往應聘，二是拿出數萬元用於上下打點，謀求警察局中更高級別的官職。
無間道嗎，說是也是，黑白兩道的勢力都要有，才能縱橫上海灘。不光是華界警察，租界招巡捕，陳文強也要挑選可靠兄弟應聘加入。有幫派力量的暗中扶持幫助，再加上金錢賄賂，由幫中兄弟擔任的警察和巡捕逐漸升職，攫取更多更大的權力是值得期待的。
暗的有幫派，明的有官差，互補協助之下，龍興堂的勢力擴張將會更加順遂。而買官這一途徑，則通過此事開始被陳文強所重視，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思路。
說到捐官，在當時不僅是窮瘋了的清政府賺快錢的“好辦法”，還是一些富人擡高身價、減少官府壓榨的一個法門。象朱葆三、虞洽卿、葉澄衷、祝蘭舫等鉅商，都是捐有官職的，最高的甚至是道臺，稱之爲“紅頂商人”亦不過分。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特別是上海，廣泛結交各界人士，才能夠在各種情況下左右逢源、化險爲夷。作爲缺乏武力保障的商人集團，尤其如此。所以，他們通常誰也不得罪，誰都結交，在清朝官府、外國領事、幫派勢力，乃至革命黨人中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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