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的出現給這個世界的發展增添了難以預料的變數，然而，他的這個變數掀起的波浪，在茫茫歷史長河中來看，依舊顯得那麼微不足道。
在東方這個古老國家，當曠日持久的戰爭仍在繼續時，在那遙遠的大洋彼岸，一場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戰爭正在迅速的醞釀。
1860年底，民主黨在大選中慘敗，共和黨人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爲美利堅合衆國第十六任總統，這位代表着北方資產階級利益總統的當選，成爲了南方奴隸主脫離聯邦和發動叛亂的信號。
林肯當選不久，南部蓄奴州南卡羅來納州首先脫離聯邦，緊隨其後的是佐治亞州、亞拉巴馬、佛羅里達、密西西比、路易斯安娜諸州，1861年2月，這些脫離聯邦的南部諸州宣佈成立南部同盟，另立以傑斐遜•戴維斯爲總統的政府。
美國到了國家分裂的邊緣，通過政治談判來避免分裂的希望渺茫，戰爭的陰雲瀰漫在北美大陸上空，一場決定國家體制的大戰一觸即發。
曾紀澤以爲，美國的即將發生的這場南北戰爭，將給中國帶來一種機會，如果能採取必要的手段的話，新生的美國將是中國發展的一股有力支持。
只不過，清廷目光短淺，身處承德的咸豐帝被剛剛結束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南方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以及國內各種難以調和的矛盾，搞得焦頭爛額，心力憔悴，他那日益孱弱的病軀也給這個奄奄一息的帝國埋下了更大的危機。
曾紀澤目前是有心無力，他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的增強自己的威望與實力。黃州保衛戰勝利的消息傳回了武昌，包括胡林翼在內的官紳們都大鬆了一口氣，陳玉成犀利的進攻終於是被止住了，武漢暫時的脫離了危險。
黃州的勝利爲常勝軍的存在贏得了致關重要的一個籌碼，胡林翼增加了對常勝軍的撥款，宋致遠那邊的籌捐活動也更加的順利，大戶的商紳們因爲避免了舉家避逃的危機，掏起腰包來也大方了許多。
儘管有了資金方面更多的支持，但常勝軍那些先進武器的彈藥消耗也是相當驚人的，僅黃州一戰就用掉了將近一半的彈藥儲備，曾紀澤不得不將新到位的資金更多的用來向英國方面購買彈藥。
遠在祁門的曾國藩此時也收到了黃州大捷的戰報，曾紀澤的一系列表現讓他感到很是意外先是組建什麼“洋槍營”，接着又是親自指揮黃州大捷，這與他印象中那個酷愛學習英語，立志要做一名外交家的大兒子截然不同。
不過，在這亂世之中，人們的所作所爲，往往是由不得自己的初衷的，就像他自己，原本只是飽讀聖賢書，在京城中做一名令人羨慕的京官，哪裡想到會有一天棄筆從戎，以儒生的出身，指揮大清國最強的武裝力量與敵作戰。所以說，曾紀澤的種種作爲，既在他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曾國藩並沒有對此顯得如何驚愕不解。
自己的大兒子在戰場上立下大功，曾國藩自然覺得臉上有光，曾國藩當即給遠在黃州的曾紀澤修書一封，信中在嘉獎之餘也不忘批評他一通“不請父命，擅做主張”，要他務必不可驕傲得意，時刻提防着陳玉成的再度進攻。
曾國藩估計的沒有錢，黃州一戰的失利並沒有讓陳玉成改變進取武漢的計劃，在敗歸後的第三天，陳玉成集結了他能夠集結的所有軍隊，共八萬多太平軍，準備以人數人的優勢壓倒曾紀澤武器上的優勢，一舉奪下黃州。
曾紀澤的探子很及時的將這個消息傳回了黃州，實際上，曾紀澤認爲憑藉着常勝軍目前的裝備與士氣，雖然人不算多，但免強守住黃州還是有把握的，但他並不想把自己手中的這支軍隊消耗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之中。
於是曾紀澤命威利暫時全權領導常勝軍，自己則馬不停蹄的返回了漢口，在徵得了胡林翼的許可後，他再一次拜訪了英國領事約翰，通過他向英國政府提出請求，希望英國在華軍方能夠向陳玉成提出嚴正交泄，令其立刻停止對武漢的進攻。
曾紀澤會晤了英國海軍司令何伯，在歷史上，正是這個人在太平軍攻陷黃州之後，親自前往黃州，勸告陳太平軍放棄進攻武漢。陳玉成雖爲一代名將，但在外交方面經驗不足，他對英國方面的恐嚇心存懼意，在未能如期與李秀成兵團會師的情況下，不敢貿然行動，遂中止了對武漢的進軍，轉而率軍北上，征戰鄂北。也因此，放棄了攻取武漢的最佳時機，使得太平軍“圍魏救趙”的戰略以失敗告終。
曾紀澤向英方提出這樣的要求，也不是無的放矢，還是有歷史根據的。何伯此乘船趕來武漢，正是因爲湖北局勢的緊張，在英國政府的授意下而來。不過此人作爲英國海軍司令，在不久之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剛剛領導着英國的無敵海軍攻破了不堪一擊的大清海防線，作爲一個高傲的軍人，他從心底裡有些瞧不起大清的軍人。
何伯對於曾紀澤的提議，表面上顯得不是很在意，他說：“我大英帝國對於發生在貴國的內戰表示深切關注，但我國政府不方便擅自干涉貴國內部事務，對於曾先生你的提議，我國政府還需要慎重的考慮。不過據我所見，貴國的軍隊在不久之前與我率領的大英帝國皇軍海軍的交戰，在攻打大沽口炮臺的戰鬥中，貴方守軍竟能頑強的堅守了兩個多小時，他們表現出了相當不錯的作戰水準，我相信貴國軍隊以這樣的戰鬥力，應該能夠很好的守住武漢。”
何伯很明顯是明褒暗諷，諷刺清軍戰鬥力低下，曾紀澤並不感到奇怪，目下的世界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誰的軍事實力強大，誰就有目中無人的資本。
但以個人而言，曾紀澤對於這樣赤裸裸的渺視還是覺得不爽，他坦然的笑了笑：“貴軍的武器裝備之先進，遠高於我大清軍隊，對那樣巨大的武器劣勢下，我大沽口炮臺的守軍能堅守了兩個小時，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無一人投降，我覺得他們雖敗猶榮。我相信，倘若假以時日，我大清能奮起直追，大清的軍隊能夠裝備和貴軍同樣先進的武器，在同等的武器水平下再打上一仗，只怕勝負之數還未可知也。”
何伯對於曾紀澤的這一番不卑不亢的話頗感意外，他曾與不少中國的官吏交談過，在論及第二次鴉片爭戰的失敗時，那些大清的官吏們不是惱羞成怒拂袖而去，便是大侃特侃一番“我大清禮儀之邦，不屑與番外蠻夷一般見識”之類的自我安慰的話。
總之，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敢於客觀的正視戰爭的失敗，正視大清軍隊的不足。而曾紀澤卻是個例外，何伯從他的身上看到了大清官吏們少有的一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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