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堂議的情況通過各種渠道紛紛送到了趙昺的案前，當他看到姚良臣和魏天中兩人在認定自己已經重病不起，甚至已經‘駕崩’的情況下，依然不敢前來面見，讓他大有一種虎死雄風在的自豪感，也爲他們的‘勇氣’感到好笑。但他也明白這是時代造就的他們成爲了一個羅亭式的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而這種遺風仍然影響着後世，那就網絡上層出不窮的鍵盤俠們。
趙昺初來這個時代時對士大夫階層其實是十分忌憚的，可漸漸的他發現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奧妙。因爲他們除了文字上的優勢之外，在實際行爲能力能量方面確實是最束手無策的邊緣人懦夫，而權力的完全喪失決定了他們只是在文學中表演一下漂亮姿態而已。因爲除了在口頭上愛國之外，士人集團並不具備自由獨立的行事能力，甚至參政的權利。
此外古代的社會制度導致英雄氣短是他們註定的命運，在封建專制社會幾乎斷絕了任何一個有雄心壯志爲國家做事情者的任何具體路徑，除了依賴國家政權，你再熱愛祖國和再有雄謀大略，你也不敢、不能有所作爲。除了這個國家給你的資格和路徑，你沒有自己和民間社會的獨立愛國權利。由無數或者所有類似喪失了愛國實際權利和愛國能力的散漫的民衆，是無法自動組織有效的民間社會力量去面對國家的危機的。
因爲他們沒有在民間獨立組織任何社會力量的權利和能量，自己既手無縛雞之力，也不具備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組織力，更甚者被禁止去組織同道一起去自發保家衛國改變社會的權利。又更甚者所有人都是各行其是一盤散沙，不願合作，大難臨頭各自飛，而國家又偏偏就不理睬你，斷絕你的任何報國希望。註定孤獨無力激熱的‘英雄們’宜乎英雄氣短，沉鬱頓挫。除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舉大白，聽金縷，還可以做什麼呢？
若是動用武力去對付這些士人，不僅有違祖制，也實在有點兒丟臉。因而趙昺的策略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以趙昺的理解孫子所說的戰，其實可以引申爲人世間一切存在競爭的領域。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競爭所能夠達到的最佳效果。
當前的形勢雖然不見刀光血影，趙昺卻以爲可以稱得上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而即便在戰爭中真正的高手也並不是一定要通過兵戎相見才能夠分出勝負。他們早就通過戰前一系列謀篇佈勢，造成了必然勝利的態勢。通過這種態勢的展示，使得對手徹底喪失了對抗的勇氣和信心，從而達到不用“戰”而“屈”人的效果。
不過在衆人看來，趙昺只是在報紙上攻擊趙孟啓，對始作俑者似乎毫無作爲，不僅沒有對他們施壓，也未試圖阻止事件的進一步發酵，使己方陷入被動之中。但他以爲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而謀略的本能境界，就是謀無常形、因敵制勝，如此才能達到隨心所欲、隨機應變出神入化、鬼神莫測的境界。
所以說趙昺覺得作爲一個謀劃大局者應該能夠根據時間、地點、對象和周圍條件及環境的不同，能下意識地正確運用各種謀略那纔是用謀的新境界。而歷史上確實有許多智者能夠知己知彼，料事如神的謀略家，他們往往在事件的萌芽狀態就能夠通過事件的端倪推測出事物未來發展的走勢，並且能夠及時做好應對的準備。在關鍵的時間，關鍵的地點及時出現並且以正確的行動來爭取到自己需要的勝利。
趙昺想過自己這麼多年能夠逢凶化吉，除了有了幾位師傅的傾心輔佐，麾下軍將忠心不二外，還有就是自己有一支無孔不入的情報隊伍。因爲知己知彼是謀略自身所包含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無法瞭解自己，無法料知對手，就無法產生正確的謀略。盲目的判斷，錯誤的估算，只能讓人誤入其途。所以，謀略的第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就是全面把握敵我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制定一系列正確的、符合事物發展的策略，並將其轉化爲行動。
經過近一段時間的調查，趙昺對事件的基本脈絡和他們的目的及參與的人員已經有了一定的瞭解，但是他仍有疑問。要知道躲在幕後的陳宜中和已經暴露出來的姚良臣、魏天中都不是什麼平常之人，陳宜中是統管軍政的前宰相；姚良臣也短暫的做過副相，現任的戶部尚書，要知道戶部可是除吏部之外權力最大的部門，即便權力日益膨脹的兵部也得屈居其後；魏天中則是自行朝便擔任工部尚書，同樣是要害部門的首腦。
三個官場老油條不會不明白在沒有武力和朝臣的支持下，欲將如日中天的皇帝搞下臺，扶植一個無權無勢、又沒真材實料的破落郡王上位豈是易事。以趙昺所知，朝廷在幾經整治和換血後，能爲他們所用的除了戶部和工部的部分人員外，還有些陳宜中的門生故舊，不過他們的態度並不明朗，有的人搖擺不定，甚至有的人秘密向自己舉報。由此可見朝中能爲三人所用的人並不多。
趙昺知道他們還有一些在野的士人支持，有些人是不滿自己文武相濟，重用吏員的政策；有的是在淪陷期間充當漢奸、投降獻城的前官員，擔心被清算想找個靠山；還有的是不明真相，相信了他們的小皇帝重用瓊州人，而輕視江南士子的說法，別看他們無官無職卻人數衆多，且年輕氣盛，很容易被挑動起來。
但是趙昺以爲即便其有了這朝野兩方面的支持，也根本無法撼動自己的地位，而陳宜中他們應該同樣明白這個道理，也知道他們當前做的事情一旦失敗將要承受什麼的結果。因此他相信其還有後援，可是誰自己一時還沒有查不清楚，而這種潛在的敵人才是最危險的。
不過讓趙昺想不通的是姚良臣等人爲啥要冒願這麼大險攙和進來，從非利不鬥的角度上來說違背了這個常理。姚良臣雖然被從相位上扒拉下來了，但其轉做戶部尚書也算沒有屈就他；魏天中的才能並不出衆，可自己一直也沒有將其撤職；而陳宜中出走占城事情沒辦成，還滯留多年不歸，自己也沒將其怎麼着，此後連監視人都撤走了，表明以放過他了。得知他偷偷回國，亦只是裝作不知，只要老老實實的呆着就算了。
換句話說，陳宜中等三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引發政局動盪，首當其衝的是危害到他們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人身的安全。而他們如此做，以趙昺所想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那麼就是可以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以當前的情形看，不過是做個權臣，當皇帝卻不見得有那麼大膽兒，且以他們的歲數恐怕也等不到篡位的那一天了。
面對有人‘謀逆’的企圖，文天祥和一干軍將都以爲應該用霹靂手段迅速鎮壓，將他們明正典刑以正國法，而不是用報紙將他們搞臭這種‘溫和’的手段，讓他們知難而退。可趙昺覺得對對方的精神進行打擊，迫使對方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崩潰的方法，與威懾手段相同之處在於二者皆作用於對方心理，區別在於威懾大多是行動前的一種預先措施，而懲戒是行動失敗後的一種補救式手段。
對於權力鬥爭中的批判，想來大家都不會陌生，其實無非就是對對方的語言和行爲加以批駁，使其喪失合理性。批判包括操控者個人的批評和發動羣衆的批判，其最終指向即通過批判，孤立對方，使其在權力鬥爭中處於人人喊打的絕望境地；至於影射，則是一種間接的方法，雖然不對對方直接構成攻擊。但是通過迂迴手段，解構對方的邏輯、觀點、主張等等，使對方喪失意識形態和精神世界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也能夠達到孤立、醜化對手的效果。
總之，無論是批評還是影射，都是精神敲打的一種方式，都是一種剛性操控的手段。如果運用得好，就能夠使得受控者深受觸動，從而迫使對方不得不聽從施控者的擺佈，放棄自己的主張，結束自己不理智的行爲。也可以算的上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之一。若是失效，亦可以迅速轉變手段，果斷採用武力進行鎮壓。也就是說如果能威懾，就威懾；威懾不成功，才用懲戒手段。
當然對於自己的安排，文天祥覺得過於冒險，一旦他們覺得事情已經敗露鋌而走險，即便別鎮壓也同樣是一場災難，尤其是對剛剛重回江南的行朝來說。對於其擔心，趙昺以爲若是站在丞相的角度上看也不爲過，且十分妥當，那是因爲其不知道自己到底擁有多少實力，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這也是地位的不同，看待問題高度所決定的。
趙昺也自然清楚事情一旦失控自己面臨的風險，但他覺得值得一試。因爲他清楚越是超脫權力，才越能得到更大的權力；越是計較於權力的得失，才越會失去的更快。能夠超脫權勢，不把自己的所得看得多麼重要，才能夠放開手腳。老理說得好：捨得捨得，有舍纔有得。所謂的大胸襟、大抱負、大胸懷，也皆來自於此。
當年秦始皇之所以敢於冒着戰敗之後滅國亡種丟掉權力的危險，執着得反覆發動戰爭，固然一方面是因爲國力超級強大，發動戰爭要掠奪更大的權力；另一方面，在他看來，其沒有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多麼重，且沒有多麼在意自己的所得而害怕所失，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其寧願以自己秦國的江山爲賭注，來博一把天下一統的大業。
如果你極在乎一樣事物，你會拿他當作賭注麼？可六國國君愛惜自己的寶座，珍惜自己的權力，誰也不敢貿然挑起戰爭，生怕一個不慎，把自己的寶座給毀了。秦始皇則把自己的江山當賭注，甘冒如此大之危險，他又豈能是斤斤計較於權力的人？對於《英雄》中講的秦始皇愛惜天下百姓不惜犧牲自己的觀點，趙昺如今絕對不敢苟同，其中扯淡的成分太多，那絕非是其真實的意圖。
自然趙昺亦不會那自己得來不易的皇位不當回事兒，這可是自己當初費勁心機一點點爭取來的。且費盡心力的經營，纔像燕子築巢似的一點點的構築起自己的國家，讓他輕易拱手讓人怎麼可能。現在他看似無所作爲，只是利用宣傳手段向對手施壓，並操控朝臣阻止對手的步步緊逼。實際上是採用待機而動的策略。
以趙昺的理解待機之道暗含着這樣幾層意思：一是養精蓄銳。當時機不利時，就退回來，養精蓄銳，自己積累力量；二是以靜制動。三是後發制人。對手先發，我以不動而應之，使對手無處着力；等到我看準時機，找到對方破綻，再一出手能而將對方制服。
老子也曾說“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說“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這說明老子很重視靜，認爲靜是動的根源。而把這個道理用在待機之道中，就是以靜制動，保持不動，觀對方之動，在對方動中尋其破綻。
此也是後發先制的精髓，初時看似處處被動，其實卻是步步爲先。從敵手的行動中先一步洞悉其企圖，掌握其實力，待時機成熟一戰而下，制敵於死地，讓其再無還手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