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先將薛向調爲淮、浙、江、湖六路發運使。～.
王安石哼哈二將一衙內，哼哈二將，呂惠卿，韓絳，一衙內，王雱。實際這說法也不大對，還有兩人，薛向與王韶，若沒有薛向，王安石沒那麼快將宋朝經濟扭轉過來。至於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說了。
王韶這條線王安石暫時還沒有搭上，但還有其他幾個助手，小蘇，章惇，大程，呂嘉問，這也是壽州呂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爭取過來的，還有周敦頤。大程與周敦頤名頭太大了，可實際他們在政治上表現很醜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個政治投機者，想上位的。
這個也無妨，實際想上位纔是根本。當真爲了國家命運，纔跟你混啦？
有幾個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麼都不用變法了。
後來一一反水，有政治問題，也有王安石問題，沒有及時給他們最想要的東東，更高的官職！
薛向南下，第一條變法開始，均輸法。
它針對的就是開封。
這是這時代最繁華的城市，相當於後世的北京與上海結合體，一是權利政治中心，二是經濟中心。不僅擔負着京城幾百萬百姓的供給，並且它還是這時代最大的中轉樞紐。
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貨物，然後再轉銷到其他各州縣，比如杭州來的貨物，到了京城脫手，但不是在京城賣，往往去了河北陝西遼國西夏。
因此相國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筆交易。能達到幾十萬幾百萬貫錢。所以樊樓那一頓幾百貫幾千貫的昂貴酒宴照樣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樓。一到傍晚，樓樓客滿。
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發行爲，還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設立了一個發運司，將南方的柴米油鹽運到京城，然後轉銷出去，或者庫存，或者發放，並用多是民生用品。還有一處發運司。陝西三門白波發運司，這個主要調濟陝西貨物的，不常設。
然而這個發運司有一個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職權很小，是執行機構，非是決策機構。說通俗一點，他們手中沒有主動採辦的權利，而是三司發下一道命令，上哪兒買什麼，才能去購買。關健三司官員都在京城。這個問題也不要緊，要命的是官員恥於言利。也不去做調查，憑空想像。
然後問題來了，這邊沒有貨，但三司偏要發運司去購買，導致用高價買回來，那邊有貨，三司不讓發運司購買，於是貨爛掉了都無人過問。糟糕的是在後面，因爲三司官員不喜歡做調查，憑想像去下命令，調來的貨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沒關係，反正東南角那麼多庫房呢，於是放在庫房裡積壓、腐爛。那邊京城裡緊缺的貨物，發運司卻沒有買回，導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這條改革就是權利轉移與下放。
從三司手中將這個權利轉移走，進一步架空三司，這個大采購與三司無關了，全部下放到了發運司手中。
讓發運司派專人察看，京城那樣缺，那樣多，購買缺的那樣，停購多的那樣貨物，那麼運來的貨物就不會產生積壓與浪費。然後再派專人到各地察看，哪裡出產，哪裡不出產，朝廷就會以最低的價格將貨物採辦回來，並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穩了物價。
具體就是八個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讓開緊缺價高地區，在便宜地區購買所需物資，這叫徙貴就賤。如果多處豐收物賤，就到距離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這叫用近易遠。
應當還不錯的。
但爲什麼掀起了那麼大風波。
漢武帝用兵財政最困難的時候，這個均輸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爲什麼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過危機會迅速取締了，不能長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這裡面有一個大奧秘。
這時候也到了初秋，內藏庫經濟稍稍轉好，趙頊七湊八湊，準備湊五百萬貫，給薛向經營。
反對的人來了，先是司馬光，說了一大通，但沒有說到關節上。
他正等着，不過現在還沒有到他發力的時候……
上書的用意也不過是提醒大夥，王安石做事了，變法了，你們還不出手嗎？
先是因爲阿雲案，侍御史劉琦與監察御史錢凱與王安石發生了衝突，司馬光上書反對均輸，於是兩人立即附和，說薛向是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
王安石氣得不行，我還沒有開始呢，你們就開始反對了，但人家是言臣，乾的就是這個活計，王安石無奈。
然而機會有的是。
劉述兼判刑部，與刑部丁諷又將王安石的新律法推翻了。王安石這一回真的憤怒了，這個小阿雲，就那麼招你們恨嗎？你們還有沒有一點仁慈心？
因此讓開封判官王克臣追劾劉述之罪，劉琦與錢凱便大罵王安石與陳昇之。
攻擊兩大宰相，好了，一起下吧。劉述知江州，貶琦、凱監處、衢酒稅。
曾公亮懷疑判得太重，王安石說道：“蔣之奇亦降監。”
但錢凱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現在不敢再罵王安石了，於是將怒火發泄到另一個人身上。孫昌齡與王安石關係不錯，錢凱即將外出之時，當着衆人的面指着孫昌齡罵道：“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爲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薦君及彭思永得舉爲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我視君豬狗不如。”
說着上馬走了。
孫昌齡也沒有長腦子，錢凱一激，於是上書說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
王安石氣得無語。也將孫昌齡貶到蘄州做了通判。
一下子又弄走了五個大臣。能安靜了吧。
然而王安石內部開始窩裡反了，小蘇上書道，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故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終是法術不正。
這裡王安石終於出現失誤。
實際可以坐下來慢慢交流的，只要將朝廷財政困難說出來，並且再說一下，它是臨時之策，也許小蘇會理解。
但王安石根本就沒有與小蘇溝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它成爲臨時之策，而是想成爲長久之策。
所以小蘇很失望，他的思想是以節流爲主。就是節省支出，若是真正的開源。比如木棉司，他同樣也會歡迎。
然而這條理由到了趙頊哪裡，趙頊不認同。
什麼法術不正，只要將財政充盈起來，管它是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然後大蘇又上書，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
蘇東坡似乎在說蠢話，發運司將貨物購買上來，當然要賣了，這一賣當然與商人爭利了。
然而蘇東坡後面的話沒敢說出來。
這一爭利就壞菜了。
王安石想法是不錯，這是一個大問題，均輸法似乎也解決了這個問題。
然而關健發運司與三司弊到這種地步，京城如何保持繁華的？商人。
發運司與三司很笨拙，但商人不笨拙啊。然而現在國家開了一個特大的買辦公司，這些商人怎麼辦？
商人就算了，關健這些商人的背後站着誰啊？就象朱歡與王巨的岳父等人背後是誰，高家，馬上有了趙念奴，還有王巨。只是朱李他們那個錢賺得光彩，用得光彩。
但性質一樣的，沒有後臺的商人早就淘汰了，就象後世的掃色一樣，掃來掃去，舞照跳，馬照跑，那麼掃的是誰？沒後臺的人。真正有臺後的人能掃得掉嗎？
況且是宋朝這種落後的商業經濟，能做這種長途生意的，若是沒有後臺，僅是路路商稅，就整垮掉了。
所以新法一出來，爲什麼有那麼多大臣反對了。當然，也不是所有大臣都沾了腥氣，有的看到真相了，認爲不能執行而反對，有的純粹智慧不及，做了人家的槍頭使喚。比如呂誨，因爲不及司馬光智慧，所以被司馬光當了一輩子好槍頭。也就是智者馭人，愚者被人馭。但智者遇到更智的人，同樣也被人馭。同理，還有呂公著與範純仁，同樣被司馬光馭了大半輩子……
不僅這些大臣，這一動，高家與曹家同樣受到影響，他們在兩個太后面前嘀咕，兩個太后同樣也急了。
因此蘇東坡認爲這條變法不可行。
不可行的變法，何必執行之，執行不了，反而讓天下騷動，不如不執行了。當然大蘇同樣不那麼光明，至少在去黃州之前，沒那麼光明……
大江東去浪淘盡一出，大蘇纔開始昇華。大江不出來，他也就那麼一回事。
要命的是範二公子出來了，他現在擔任着陝西轉運副使，進京述職，趙頊便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趙頊愕然道：“卿之才，朕所倚信，爲何皆言粗？”
畢竟範純仁的德操那也是沒話說的，甚至吃一塊肉，都能讓人感到驚奇。
範純仁答道：“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了。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它日意外之患。”
實際意思就是很多不合格，但沒關係，有那麼一點做做樣子就行了。不要什麼城郭甲兵精良，糧儲完備，那樣邊臣又想發起戰爭，對國家不好。
這個理兒……沒法說了。
然後範純仁又說：“小人之言，聽之若可採，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
人家玩得是高雅，這個反對得多含蓄啦。
所以王巨說呂韓範，範純仁那怕他一生不吃肉，也不是范仲淹了，他同樣是這個利益圈的享受者。只能說他稍稍理智一點，小蘇是溫和的變法派，範二公子是不過份的保守派。以保守爲主，但不排斥做一些調節，也就是呂夷簡碎步式的改革，務必求國家安靜，那可能嗎？特別是這時候的宋朝。
因此司馬光統統打倒時，他又站出來反對了。
但司馬光仍沒有正式發力，他正等着。別急，後面還有，有的是發力的機會……
青苗法。
就在這種情況下，鄭白渠竣工。
看着最後一道堰壩漸漸合攏，王巨無比後悔地想：我幹嘛那麼急，最好拖上一年哪。這時候進京豈不是最苦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