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清易代之變局，無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風問題。
可明季士風又是個極爲複雜和龐大的問題，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紀傳外，尚涉及到思想史和社會學等諸多領域，歷年來已有許多名家專著及論文談及。餘才疏學淺，也無獨到之見，即使論之也不過人云亦云，只是又頗羨古人所云之微言大義，故以陋見擇其末端而記之，錯訛之處難免，且權爲大家茶餘飯後之談資罷。
說士風之前，先得說說“士”這個名詞。
士，最早的本意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後逐漸演變爲高於庶民的低級貴族稱謂，再以後又演變爲對進入宦途的知識分子等階層的稱謂。如《禮記•曲禮》說“士”的含義時道：“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到了《漢書•食貨志》時才說：“學以居位曰士”，是以在秦漢之後，“士”才逐漸擴大爲對知識分子的統稱。
由於“士”字具體含義是逐漸演變的，是以到了近代，還因此出過個小小的掌故。
上世紀二十年代，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先生談論文言與白話之問題，在引晏嬰“二桃殺三士”這一典故時，大約一時疏忽，竟將其解爲“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此處“士”之原本含義，當是指高於庶民的低級貴族，而不是讀書人，因爲爲了兩個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當時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魯迅先生劈面重重地打了一拳諷刺道：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1）。
說起來，這個錯誤確實比較低級，也難怪要被魯迅抓住了痛毆。不過章老先生的學問，我還是很景仰的，畢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精力有限，是以纔有術有專攻這一說，而這小學又本就是項十分令人頭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徹底非議章老先生的學問和見識。當然，在論戰的時候被人抓住破綻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頭沒話說。
逸聞說完，繼續說“士”。
中國士人，歷來重視士節。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規範有“爲人當理不避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等等（2），其中多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則求爲帝王師，相當地理想主義。
而那個時期的君主，也大多對士人表現出了頗多尊重的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則雲：“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可見當時的君主和士人關係的社會準則，與後來有很大的不同。當時人認爲君主和士人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互動關係，這種互動是靠相互尊重來維繫的，而《禮記•曲禮》中所說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規範，則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並仗節直言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那個時期“士節”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之一。
到了唐宋時期，君主對士人也相對比較優容，君臣之間客禮相待甚爲普遍，即使是昏庸君主，也不至於苛暴太過，尤其有宋一代不殺士大夫和上書人的祖訓，以及之前因五代十國對學術、文化等各方面的破壞，使得當時對思想文化和學術的尊崇格外地凸現出來，因此在宋朝時，政治和思想學術這兩方面互爲表裡又融會貫通，士人的自尊和社會地位都由此達到了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的高度，其思想成就如程朱理學等，更是從此貫穿於以後的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
然而宋朝此種的重文輕武風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整個國家的武備方面出現了相對比較疲軟和積弱的狀況，但這種狀況又使得士人們憂國憂民、以天下爲己任的價值取向大行其道，一反魏晉玄學的清談和唐時爭道統、排釋教之風氣，如范仲淹的“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張載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及其“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民胞物與心懷，便均是宋朝士人因國家積弱而起的憂思和理想。
到了明代，其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中國史上比較罕見的一位農民出身的皇帝，但他從根本上對整個士人階層的輕視與暴虐，也一樣是罕見的，並且他的這種個人態度還被制度化後長期保留了下來。這種長期而持續地骨子裡對士人輕視並施以暴虐的態度，不能不說對明代士風的轉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而明代中後期正德朝的“諫南遊”、嘉靖朝的“議大禮”及萬曆朝的“爭國本”等事件，除了都是皇帝和大臣對峙以外，在其他如政治風氣等各方面看起來似乎並無什麼太多的直接關聯，均是些關於財政開支、禮儀及宗法制度方面的爭執，表面結果也是兩位皇上幾十年不理政務，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嚴重受損等等。
但實際上，它們產生的後果並不那麼簡單，這些事件之間都有着相當緊密的內在關聯，而其後果之嚴重，也不僅僅是幾位皇上幾十年不理政務而已。
明朝中期，正是政治體制大變革以及掌握國家機器運作的大批官僚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發生一系列改變的時期，這一系列的事件，則多多少少是士節、士風轉變的觸發點之一。其後在其他各種合力的作用下，使得整個士人官僚羣體乃至整個國家的總體思潮都有了巨大的轉變。正是這種肉眼看不見的思想轉變，在後來較大地影響了明王朝的興衰。
可以說，明中葉和明季士風的大幅度轉變，也是崇禎十七年結局的重要發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