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起公案，顧誠先生認爲純屬一羣風流公子哥之間爭風吃醋所致：
阮大鋮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編演新戲，交結朋友，聲歌自娛，這在當時的留都也是極平常的事。不料，顧杲、吳應箕、陳貞慧這批公子哥兒看得老大不順眼，心想秦淮歌妓、鶯歌燕舞乃我輩專利，阮鬍子來湊什麼熱鬧。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他們寫了一篇《留都防亂公揭》廣泛徵集簽名，對阮大鋮鳴鼓而攻之，文中充滿了危言聳聽的不實之詞。阮大鋮掛名“欽定逆案”，有口難辯，一敗塗地；陳貞慧等人自以爲痛打落水狗，功德無量（24）。
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事人之一的陳貞慧，在其《書事七則》中有一章《防亂公揭本末》記敘頗周，其曰：
崇禎十一年戊寅，吳次尾（吳應箕）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鋮。大鋮以黨崔、魏案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遊，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顧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餘，言所以。餘曰：“鋮罪無籍，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癱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觀之，則顧老之言誠爲是。
阮大鋮“借寓南京編演新戲，交結朋友，聲歌自娛”，交往者雖不乏當朝名士，然亦全憑一己才氣之佳，方入張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範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詩會友之來往。即便在其所創作的戲曲之中，也毫無陳貞慧、吳應箕等人所說的“恫喝”囂張之意，反是藉此連連討饒不已，陳寅恪謂其“至所著諸劇本中，《燕子箋》、《春燈謎》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憫”，此誠爲實情，於此可見其人並無跋扈之跡。
其實陳貞慧說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吳應箕等人看不慣的，不是其他什麼，乃是因阮大鬍子區區一個帶罪被廢了多年的安徽鄉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地在家呆着，卻四處交遊，其所作詞曲暢行於各種通宵達旦之歌茵舞席上，還竟然非此不歡；而“流傳演唱，與東嘉、中朗、漢卿、白、馬並行”，又得“識者推重，謂……實得詞家正宗嫡派”，阮家戲班更是冠絕當時，號稱金陵第一；兼且其門庭若市，“南中當事多與遊，……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風頭之健一時無雙。
這叫他們這些常年混跡於秦淮河上的大才子們顏面何存，又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所以他們不爽了。
說白了，便是因阮大鋮才氣太高、人氣太旺、風頭太健之故。
在陳貞慧等人發動之前，風聲已經漏出去了。因爲他們是搞的大串聯，人多口雜，走漏風聲是難免的。
阮大鋮是個聰明人，當然知道強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況且他也不是什麼強龍，只不過是條擱淺的小水蛇；而要對付他的這羣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龍鳳貴公子，其中沒幾個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裡的主角侯朝宗，因爲他和侯方域的父親侯恂有舊，侯方域算是故人之子。
他出錢出人請“畫中九友”之一的楊文驄，也就是《桃花扇》中爲李香君作畫的楊龍友，天天請李香君和侯方域出遊，一面撮合侯、李情緣，一面試圖請侯方域居中周旋，爲自己說幾句好話，結果爲侯方域所拒（25）。
據陳貞慧之子陳維崧的《冒闢疆壽序》以及吳偉業的記載，當時所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雲集南京“刻壇（土單），立名氏”，其中以陳貞慧、侯方域、冒襄爲三人，因其“皆貴公子也”。三人凡出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阮大鋮）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這幾位貴公子也素知阮大鋮歌舞班子之名，於是“漫召之”。於這“漫召”二字，可以想見其時三人態度之倨傲。
阮大鋮知道自己“素爲諸先生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即陳寅恪先生說“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憫”之曲。
阮大鋮巴巴地命他的戲班子趕來上演這一出，其哀求告饒之意溢於言表，那麼陳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又是什麼態度呢？
陳維崧大約是諱言先人狂態，又知道這是他依附的冒襄之平生得意事，所以說是一定是要說的，不過就說了個沒頭沒尾，只道那晚三人“醉而且罵且善”。這三人稱善的，自然是阮鬍子戲班的歌舞、詞曲之妙，那他們罵的又是什麼？
吳偉業記此事比較周全，倒是有說：
（阮大鋮）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生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制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璫（魏忠賢）兒媼（客氏）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浮白，拊掌狂笑，達旦不少休（26）。
俗話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幾位公子哥兒高興，要召人傢俬家戲班來給自己歌舞助興，別人來了，也唱了，且滿臺賠罪之意唱到半夜，聽過享受完了，也就罷了。誰知道這幾位卻不然，而是拊掌狂笑，開始當衆大罵對方是“璫兒媼子”，說你以爲用這種調調自贖就算了嗎？還足足叫罵了一晚上。這等做法不免過於刻薄，實在是辱人太甚、激人太過，無怪乎阮大鋮後來耿耿於懷沒齒不忘，終於在上臺後大肆報復。
而陳貞慧、冒襄、黃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鋮最主要的罪狀，是說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並引魏大中之子魏學濂之說以爲言，指其“父兄死於懷寧（阮大鋮）”（27）。
據《明史》記載，阮大鋮與魏大中爭奪吏科都給事中之職，與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魏大中等人產生矛盾，爲天啓四年春；同年六月，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獲罪被削，是冬十一月。
本傳雲其在天啓四年春爭得吏科都給事中之職後，上任一月就辭官急歸鄉里，此後魏大中補入吏部，到楊、左諸人下獄死後，阮大鋮才被複召爲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數月旋即又去官。即使按此大略時間計算，阮大鋮最遲在天啓四年三、四月已離京返回安徽，一直到天啓五年楊、左諸人下獄後，他才復歸北京。而楊、左等六君子以三月獲罪，六月方全部到獄，因此阮大鋮到京最早也是天啓五年三月後。
然當時楊漣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賢，帶動朝野羣起響應，至於國子監師生千餘人一起聲援上疏，魏忠賢的境地甚至一度頗爲危險，所以雙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間誰也無必勝之把握，形勢極爲複雜。
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們都未必看得清形勢，要說阮大鋮一介辭職回鄉的閒人，身在安徽卻參與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勢不明的朝廷爭鬥，並選擇附應魏忠賢構陷楊、左等東林魁首，以阮大鋮之心思機巧，還有當時全靠腳力奔波落後的通信、交通水準，恐怕甚難令人信服。且魏忠賢之必殺楊、左、魏等，實爲魏、崔等人之夙願，蓋因楊、左、魏等人攻殺太厲之故，說遠在安徽的阮大鋮於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至於魏大中父子死於阮大鋮之手，不免過於兒戲，此其一。
其二，《明史》之《閹黨列傳》中，有王紹徽者，於泰昌時“被劾引疾，尋以拾遺罷”，到啓天啓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賢逐去左光斗後，才召其代爲左僉都御史，之後一路高升，次年六月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書。傳中道：
（王）紹徽在萬曆朝，素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紹徽仿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獻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爲忠賢所喜。
既曰其被“忠賢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獻《點將錄》之後“益爲忠賢所喜”，可見《點將錄》當作成於王紹徽代爲左僉都御史後，即至少是天啓四年十一月之後。
但在王紹徽的《點將錄》中，阮大鋮卻赫然名掛“沒遮攔”（28）。
自天啓四年六月到十一月，東林、閹黨雙方的鬥爭長達五個月之久，王紹徽又甚爲魏忠賢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閹黨”集團的緊密人物之一。如果說魏大中等人在天啓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殺，有阮大鋮參與的話，則其早已與魏忠賢等人爲一黨，王紹徽沒理由不知道楊、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鋮的功勞，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後也斷無理由不知。而《點將錄》恰恰是在左、魏等獲罪去職，王紹徽上任之後才作成獻與魏忠賢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絕不至有阮大鋮之名。
又，若謂阮大鋮於鄉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諸君子，其消息靈通、傳遞之速一至於斯，則又何至於在魏忠賢得勢開始大肆報復東林君子時，讓自己名列《點將錄》。
其三，阮大鋮在崇禎初歸鄉閒住之後，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時響應，可見其閹黨名聲不顯，當無實質性的劣跡曝光，而復社名士錢秉鐙也加入其中，後於崇禎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勸出。弘光年間，錢秉鐙爲躲避阮大鋮對東林一脈的迫害，逃往吳江避難。錢秉鐙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鋮來往頗多，在楊、左等人被害之後，其記曰：
大鋮方里居，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實非大鋮所能爲也。大鋮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而用以通閹者，倪文煥也（29）。
《明史》蓋出黃宗羲弟子萬斯同之底本，而獨採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後大鋮“對客詡詡自矜”，隱錢氏之後“其實非大鋮所能爲”之解，無非是因阮大鋮在崇禎初指責東林與魏氏一樣通內亂國，弘光時又對東林、復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測之語重其罪，後遂爲一時衆口鑠金之詞。其實此等指證，蓋慾加之罪何患無詞耳，實爲莫須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鋮和魏大中爭官產生矛盾，之後對東林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憤之言，屬情理之中，當是不會錯的；但是說他參與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雲雲，則實爲子虛烏有之言，故崇禎初他雖因《七年合算》疏爲朝野東林羣起而攻之，最後也只能以“陰行贊導”這等避實就虛、跡近傳言之名定罪。說其爲“閹黨”分子，無非是他的求官之舉或可有跡，終究還是查無實據之名。是以顧誠先生說“阮大鋮爲人小有才，本非志節之士，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賢逆案是否恰當又是一回事”，實爲持論中正之言。而近代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亦有一節專門論及阮大鋮，其論予以爲亦頗中肯：
圓海人品，史有定評，不待多論。往歲讀詠懷堂集，頗喜之，以爲可與嚴惟中（嚴嵩）之鈐山，王修微（江南名妓，號草衣道人）之樾館兩集，同是有明一代詩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諸劇本中，《燕子箋》、《春燈謎》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憫。此固文人文過飾非之伎倆，但東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絕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亂”爲言，遂釀成仇怨報復之舉動，國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啓亂政，應以朱由校魏忠賢爲魁首，集之不過趨勢羣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別主附，輕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當從末減。黃梨洲乃明清之際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於傳統之教訓，不敢作怨懟司馬氏之王偉元，而斤斤計較，集矢於圓海，斯殆時代限人之一例歟？
南中《防亂公揭》之出，東林士子之所以要以東林創始人後代顧杲爲首，其意義無外是清理門戶，其次則是天啓死難諸家代表黃宗羲，是爲高舉國仇家恨之大旗，所謂名正言順者也。而以次列名者總計一百四十餘人，也都是當時的士林名人。此揭出後，發起人之一陳貞慧說：
揭發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恚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恥者，亦裹足與絕。鋮氣沮，心愈恨……至己卯，竄身荊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闌歌遏，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鋮歸潛跡南門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30）！
陳貞慧的這段言辭間，自覺功德無量的自得之情溢於言表，而吳應箕的《防亂公揭》更是起首就說此舉乃是“爲捐軀捋虎，爲國投豺”捨身忘家的大事。當然，陳貞慧也不會忘記仔細描繪一番阮大鋮這個“廬兒崽子”之後的狼狽狀，將其狠狠奚落了一番。東林——復社一脈對阮大鋮此種趕盡殺絕之舉，確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最終杜絕了其人悔改自新之路，至於他在弘光朝得意後，開始對東林——復社一脈進行了大肆報復。
話說回來，就在南中的這些自謂國家棟梁的東林系士子們奮勇“捐軀捋虎，爲國投豺”，不顧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忙着把唱戲寫文的阮大鋮趕出秦淮河爲國爲民除大害時，當時的內閣首輔楊嗣昌實施了他精心籌劃的“十面張網”戰略，大明朝兩位出色將帥洪承疇和盧象升，統率着大軍，和東林系士子們高喊的一樣，在西北方面“捐軀捋虎，爲國投豺”。
只不過兩者之間所面對的對手及兇險差異之大，卻實有如天堂地獄。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四月間，洪承疇大軍和李自成大軍在岷州一帶展開血戰，明軍猛將總兵官曹變蛟率部轉戰千里，二十七晝夜身不解甲，猶如東林子弟之於阮大鋮一般，窮追猛打李自成；而孫傳庭、左光先所部則先後擊破了大天王、混天王等起義軍。
九月，東北建州女真出兵中原。皇太極以多爾袞、嶽託爲主帥，兵分兩路，率領八旗軍破關南下，直逼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十月左右，西北剿寇的洪承疇諸軍取得階段性勝利，李自成僅以身免，只餘十八騎脫走山林。
十月十九日，清軍圍高陽，在家頤養天年的七十六歲老臣孫承宗孫閣老，與子孫合計十七人，於此役中力戰先後戰死或自殺殉國，滿門無一降者。
十二月十一日，授兵部尚書銜總督天下援兵的大帥盧象升，率五千人與四萬清軍血戰一日夜，身中四箭三刀陣亡。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初二，清軍陷濟南，明宗室德王被俘。大學士劉宇亮督孫傳庭等軍救援，遼東名將祖大壽率關寧鐵騎自青州入衛。
三月十一日，清軍撤出長城。
大明王朝的軍事重心，從此自西北防寇轉向東北防虜，西北的精兵強將陸續被抽調去了東北方面，參與了後來的鬆錦大戰，這最後給李自成等人的東山再起製造了絕佳機會。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麼說，李自成日後之能傾覆大明，全因皇太極於此年無意中救了他一把。
崇禎十一年，無論是對崇禎的大明王朝還是李自成，以及關外的皇太極，都是極其關鍵的一年，幾乎可以說，這一年是大明王朝興亡的一個轉折點。
而南中士子們卻正和阮大鋮爭雄於秦淮河上的梨園勾欄之間，以將阮大鋮趕出南京這一壯舉來爲國出力。
黃宗羲雲明季士人“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此時南中士人之寫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