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話真是一點不錯。
對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馬士英這幾人來說，禍福變幻真的只在旦夕之間；而對殘明政局來說，則當真也是天有不測風雲。
福王朱由崧原是理所當然、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人選，一夕之間變成了什麼都撈不着，反是八稈子打不着的潞王朱常淓，卻得了個兵馬大元帥的位置，而桂王朱常瀛這位崇禎的叔叔輩，更是平白就要拿張皇位來坐坐。
福王朱由崧當然不會甘心，同時也自然會有人看不過眼。
一個老福王朱常洵曾經的僕人，這個時候就看不過眼了。
千萬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雖然大多時候他們再怎麼折騰都無濟於事不能影響任何大局，但有的時候他們一動卻能震動天下，會很要命的。
問題只在於他們在什麼時候動，怎麼動而已。
很多年前，有位叫唐雎的匹夫，就因爲覺得那位強秦的國王太過驕橫，實在看不過眼於是發了發佈衣之怒，結果差一點就三尺之內伏屍二人，血濺五步天下縞素。
可見有時候血濺五步的匹夫，不但可以叫能讓天下流血千里的國王低頭，甚至還可以讓天下都縞素。我們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而現在這位看不過眼的老福王朱常洵曾經的僕人，他還不是個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僕人，此人無論從身體上還是身份上來看，都十分特殊。
因爲他是個太監。
老福王朱常洵在北京的時候，身邊有位綽號“胎裡紅”的小太監叫盧九德的，很是得他歡心。在朱常洵離京就藩後，他大約憑籍福王的照顧亦或者是靠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是兩者都有，總之是一路高升，到了崇禎朝，已經屢屢監軍，手下節制過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劉良佐、陳永福等名將、悍將，也與農民軍連番大戰過，曾任總督京營太監，現在正好是守備鳳陽的監軍太監。
作爲宮中舊人，他當然知道多年前那朝中宮裡的一系列故事，譬如“爭國本”；他也很清楚眼前這位故主之子，現任的福王朱由崧是當前最有資格的皇帝候選人。而征戰沙場多年的經歷，更讓他知道什麼纔是硬道理。
所以他在得到福王朱由崧的求助手書後，馬上就去找來了世界上最硬的道理——槍稈子。
後來弘光朝四大鎮中的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雖然此刻隸屬總督馬士英麾下，但也多曾是盧九德的監下將領，大家是一條戰壕裡並肩作戰出生入死過的親密戰友。因此當盧九德對高傑等人一攤牌，亮出福王朱由崧的手書，說明要擁立福王做定策功臣的計劃後，這些在明朝歷來被文臣們壓制的武將馬上知道，他們出頭的日子就要到了，而且這場富貴之大，是他們做夢都沒想過的。至於另外一鎮山東總兵劉澤清，在開始時雖然曾一度附和東林勢力的意見，支持擁立潞王，但這時一看自己兵力遠遠不敵擁福王的三鎮，遂馬上見風使舵也表示效忠福王了。
而此刻的馬士英，卻正好灰頭土臉地回到了鳳陽。
要說馬士英剛和南京首席重臣史可法兩人密謀定下了“擁桂”大計，堪稱此計劃中的二號人物，何以又會灰頭土臉呢？
因爲他的官，還是太小了。
馬士英此刻其實是相當傾向於史可法和東林黨勢力的，所以唯史可法馬首是瞻，在“擁桂”計劃中表現得很積極，後來他得勢時也曾對東林骨幹姜曰廣承認道：“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
然而，對那些在南京的朝臣和東林魁首們來說，他馬士英卻依然不過是個地方官員，其身份還不夠與自己坐在一起討論問題，儘管他是封疆大吏，掌控着福、潞兩藩，手握重兵，而且還是南京一帶最大的一支軍事力量，卻也一樣沒人把他放在眼裡。
寫到此處，我實在忍不住，必得嘆上一嘆方纔甘心，曰：腐儒不足與計耳。
因此當馬士英在浦口向南京的朝臣和東林魁首們發出邀請，邀請他們前來浦口與會，共商“擁桂”大計時，他們十分高傲地認爲，馬士英根本沒資格和他們坐在一起討論如此重大的問題，所以只派了兩名小人物去應付一下，並帶回了“鳳督定迎桂矣”的消息。
第二天，史可法確認“擁桂”計劃的書信抵達南京。
馬士英就這樣碰了南京朝臣們一個軟釘子，於是他灰溜溜、悻悻然地回到了鳳陽。
誰知道他一進城，卻駭然發現自己手下的大將和部隊雲集城內外，且已經清一色地倒向了福王朱由崧，“士英度勢之成也，敢無支吾，遂隱其前說，且乞附盟”（3），馬士英和其麾下三鎮總兵及山東總兵“擁嫡”遂成定局。
馬士英是個官場老手，他很清楚形勢至此，自己已經沒有其他路好走，只能順勢倒向福王朱由崧，不然的話，別說什麼仕途，只怕連性命都難以保全。因此他馬上附盟，與盧九德及諸鎮總兵一起在鳳陽皇陵前盟誓擁立福王，順水推舟地做了文臣中的頭號定策功臣，也成了唯一一名參與“定策”的高階文臣。
至此，弘光朝一套完整的內監、文臣、武將嫡系班底，就全部湊齊了。
不過這會可千萬別急於去指責馬士英貪生怕死或趨炎附勢。
因爲首先這人並不怕死，他身上的骨氣還是不缺的，後文我們會詳細談到這一點。
其次呢，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東林諸君子們，在知道鳳督、四鎮擁立福王后，也和馬士英一樣，馬上表態同意立福王。猶有過之的是，他們馬上又爲馬、盧、四鎮定策之舉邀功請賞，而原本叫囂擁立潞王的那位呂大器，在福王監國後更是提議朱由崧不用做什麼監國，後日直接就登基做皇帝算了，連一貫需要的遮羞布都不用了（4）；錢謙益也同樣乾脆，一轉身就跑去逢迎起東林的死對頭“閹黨”分子阮大鋮來。
因此在“擁潞”、“擁嫡”態度變換這點上，還真是誰都說不了馬士英什麼，蓋因史可法和那些東林黨人亦無外如此而已。
只是這個時候在浦口的史可法，還不知道鳳陽的不測風雲，尚自在寫信給馬士英商議“擁桂”事宜，信中說到不立福王的原因時曰：“福王則七不可，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5）”老實說，這些話說得比較狠，也比較不實事求是，譬如不孝云云，基本上就是個指着鼻子罵人的套路，把福王朱由崧從私生活到道德品質以及個人素質、從政能力等通體罵了個遍。
馬士英老於官場，一得此書，頓時知道自己已然穩穩坐上了定策首功之位。
後來史可法在知道擁立福王已成定局之後，也自然知道這條把柄的厲害，所以曾向馬士英求還此書，並表示若是馬士英將此書還他，他將“終不相忘”（6）。據姜曰廣《過江七事》中說，最後史可法甚至對馬士英說到如若你不還我此書，便是“汝殺我耶！”於是馬士英到底還是將此書還了與他。
不過，馬士英還是留了份抄本在手裡。
其實無論馬士英有沒有將此書還給史可法，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在這場“定策”鬥爭中出局都已是必然之數，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正是他自己和錢謙益、呂大器等一批東林黨人不以江山社稷爲重的私心雜念。
福王朱由崧是個無能庸人自然無須多說，違錯章灼比比皆是。而且他自父親被李自成所殺後，生活也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中，在被擁立監國、繼位前，其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甚至一度要靠親戚們的接濟來度日。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軍擊破洛陽，把老福王朱常洵一刀殺了，將其血、肉與鹿肉一起煮成一鍋“福祿酒”，賞賜給部下吃了。朱由崧和嫡母福王妃鄒氏（鄒氏本人已無子，朱由崧是側室所生的庶長子）、舅鄒存義，福王府的部分官吏及僕傭合計二百餘人僥倖逃脫，避難於孟縣。當時的河南巡撫高名衡向崇禎帝彙報說，朱由崧尚無子女，母子倆相依爲命，形狀十分可憐。崇禎帝聽說後，馬上專門派了四名官員、太監去收斂自己親叔叔老福王的屍體，給他料理後事；又命駙馬都尉冉興讓、司禮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標三人，攜帶銀兩前往河南接濟、慰問朱由崧母子（7）。
同年九月，朱由崧母子返回洛陽。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朱由崧在洛陽襲封福王位。
等洛陽再次被李自成軍攻陷後，朱由崧這次一路逃到了河南衛輝府的潞王朱常淓處，據弘光朝蘇鬆巡按祁彪佳的日記中言，潞王朱常淓的手下曾告訴他，在此期間朱由崧生活無着，只能靠潞王朱常淓的接濟度日，即所謂“今上遇難，潞藩周旋諸事。（8）”之後，隨後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又一起逃到了淮安西湖咀。
在朱由崧生活艱難處境如此狼狽，又理所當然倫序當立的情況下，如果史可法和東林黨人擁立他，不怕他不感恩戴德。而看他日後的作爲，也可知道他壓根就不想建功立業，是以大可把他供起來享福，自己則放手去做爲所欲爲的，絕無可能讓區區一個馬士英以及幾鎮小小的總兵官一夕坐大，更別說阮大鋮這樣揹負惡名的在野人士了。
對這幾點，史可法當時心裡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姜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藉此否定擁立潞王朱常淓，接着又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9）”此言即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傾向，同時也表明他心裡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爲患。
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極度讓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論泄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譁，史可法頓時縮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衆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10），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着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啓、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裡之外的廣西，且目前是個什麼情況都還不是很清楚，再加這迎駕的全套儀仗擺出去，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只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是以“擁桂”一策，最大的好處就是東林黨人沒意見，也多少給了講倫序綱常一派大臣們一些理由，惟獨沒一絲爲國家社稷的考慮，也無一絲顧念故主崇禎帝的意思在內，純粹是史可法爲了安撫東林勢力而想出來的一着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毫無一點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從氣節和品格上看，他也沒能做到一心爲國或對崇禎帝死而後已，一遇阻力和反對，連仗義直言的勇氣都沒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斗，直如陳元龍與許汜之上下牀之別（11），相去何止千里。
在鳳陽“擁嫡”成爲定局後，馬士英率軍五萬，擁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裡捎上史可法後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12）。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同船抵達南京城外，南京各部官員赴城外覲見朱由崧。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率衆拜謁明孝陵，然後自西門入城。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就任監國。同日，高傑、劉澤清等上書請史可法過江督師。
五月初九日，馬士英自請入朝，拜表即行。
五月十五日，監國朱由崧登基，改明年爲弘光元年。
五月十六日，弘光帝以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加馬士英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又以原戶部尚書高弘圖爲禮部尚書，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爲禮部左侍郎，禮部尚書王鐸諸人俱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隨即史可法陛辭，離京督師，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輪較量中，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