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大位之爭,各方勢力不惜施以明槍暗箭,但這些黑暗的宮廷政鬥會被牢牢鎖在深宮大殿之中,不傳於世。能在史籍上大書特書,且遍告世人的,自然是那些貌似“高大上”的正面消息。
九卿終於就誰繼大統一事達成了共識,他們率文武百官合辭請於皇太后:
“聖駕北狩,皇太子幼衝,國勢危殆,人心洶涌。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
皇太后批答:“卿等奏國家大計,合允所請,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禮部具儀,擇日以聞。”
百官奉皇太后旨,跑到郕王那裡勸進,郕王照例要辭讓再三,直到于謙等人力請之後,郕王才點了頭。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正式即位,是爲景泰皇帝,定於明年改國號爲“景泰”。
因情勢危急,登極儀典一切從簡,免各地官員赴京朝賀。景泰帝詔諭百姓,大赦天下。
“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大兄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親征,敕眇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車駕誤陷虜廷,我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命眇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合辭上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衝,未遽能理萬機,移命眇躬君臨天下······”
“眇躬”是皇帝謙虛的自稱。景泰帝自然不會只顧着謙虛,他要替自己的登極找足合法性理由,除百官勸進、皇太后移命這些理由之外,後文中還提及他是受命於正統皇帝,這屬於不得不說的“謊言”,否則,若不經正統皇帝“授意”,景泰帝就直接登極,那將會把正統皇帝置於何地?
朝中百官常說“社稷爲重”,隱去了“君爲輕”這句話,實屬迫不得已而爲之。孟子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句話是有時代背景的,那個“君”字是指諸侯國國君,並不是指天子。在孔子、孟子二人的心目中,當時的周天子可是神一般的存在
,從《春秋》一書中可以看出,孔子極力維護着周天子的神聖形象。而孟子雖敢於直斥夏桀、商紂,但對周天子卻是諱莫如深。
大明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這與分封制時代不同,天子即國君,國君即天子,此時再提“君爲輕”,還真不能從經典上找出不容置疑的依據來。
如此一來,朝中君臣不得不編出一個理由,說景泰帝的即位得到了正統皇帝的授權,這一謊言必將經受時間的檢驗,也給日後的政爭埋下了隱患。
當然,景泰帝還來不及想那麼多,他要首先亮明自己的施政理念,故而頒佈的這道詔敕明顯不同於以往各帝,篇幅極長,卻鮮見漂亮的官話,相反,它極富人性化。後文總的意思是要文武百官愛護士兵、善撫百姓,舉賢任能,不得濫舉。對六十歲以上的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廚役,不堪供役者一律放免;全國七十歲以上無男丁侍養者,由各級官府供養;八十歲以上者,給與絹二匹、錦二斤、酒一斗、肉十斤,當地官員須定時上門慰問。
這一詔敕表明景泰帝痛定思痛,決意將“民惟邦本”的理念付諸行動,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然而,景泰帝的權力基礎十分脆弱,只有守住北京,他才能坐穩帝位,若能進而使得大明中興,則會文治武功,青史留名。反之,若京城不保,被迫南渡,他的下場恐怕會狼狽不堪。
說到底,景泰帝是臨危受命,接手的是一個爛得不能再爛了的攤子,沒有與社稷共存亡的志向,他是絕對不敢接盤的。從這層意義上講,當初的再三辭讓透露出了他內心的焦慮感,並非全是作秀。
恰在這個時候,朝中源自土木堡兵敗的義憤與激情漸漸散去,各類雜音相繼傳來。不少老臣向景泰帝施壓,逼他與瓦剌人媾和,還有人出言尖銳,逼他設法迎回上皇的聖駕。
他在用人上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抵制。內閣首輔曹鼐捐軀,馬愉早已病故,陳循推薦商輅、彭時入閣,充實閣僚,但身爲正統十二年新科狀元、接受過正統皇帝禮待的彭
時公然抗旨,不願入閣。
而北境一片亂象,到處都是腥風血雨,邊軍只能躲在城堡內閉城自保,無數邊民正遭受着瓦剌鐵騎的蹂躪,景泰帝爲此憂心如焚。僅在山西一地,大量邊民逃入山中避難,但韃賊四處搜山,殺害邊民數十萬,搶走牛羊騾馬數十萬頭。
面對殘酷的現實,景泰帝須做出歷史性的抉擇,爲此,他傳來於謙與朱祁銘,就內亂與外患孰輕孰重、孰急孰緩給出最後的決斷。
在朱祁銘看來,有于謙在場,自己只須做個聽衆即可。
果然,于謙不負所望,對時局做出了清晰的判斷:“啓稟陛下,如今府庫空虛,平定內亂與抵禦外侮難以兼顧。也先狼子野心,慾壑難填,大明萬不可對他心存幻想。而江南叛民其行當誅,其情堪憫,當初朝廷定下剿撫並舉、以撫爲主的策略,但有司不得其法,一味用強,致使內亂愈演愈烈,望陛下明鑑,而今安撫叛民還來得及。”
“朕正有此意!”景泰帝興奮地站了起來,“傳朕敕諭:‘朕體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遐邇。乃者福建、浙江、湖廣、廣東、貴州等處頑民反叛,劫掠鄉村,爲盜不已,究其所由,皆因有司不能撫治所致。朕即位之初,已嘗大赦天下,尚慮謀反大逆赦所不原者,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非朕體天好生之意,茲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鹹赦除之,悉令復業······”
本來,叛逆罪不在新君登極時的“大赦”之列,但景泰帝仁心大發,破例施恩,不分首從,只要叛民願意接受安撫,一律既往不咎。
這道恩旨對時局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清晰地表明瞭景泰帝的治國理念,那便是“對內懷柔,對外用強”!
事後證明,對叛民破例施恩,效果極佳,不出倆月,浙閩一帶的內亂便日漸式微,遠征的京軍得以脫身回京,大明得以集中力量對付瓦剌這隻喂不飽的野心狼。
當然,這是後話。此時的朱祁銘心中有分釋然,告退後,就想如約赴東安門外見那些勳戚子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