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中國人回答明朝以前哪些城市最富裕，有人會說是長安或洛陽，有人會回答是大都（今北京），也有人會認爲是蘇州、杭州、揚州，還有人會說出些西域名城，比如高昌、樓蘭。如果問熟悉西方歷史的人，公元1500年以前哪些城市最富有，很多人會想到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也有人會想到威尼斯，可能還有人會提到漢堡、里斯本、布魯日、哥本哈根等。其實，所有這些歷史上的財富名城都分佈在三條古代商路上。這三條商路就是橫貫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縱貫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以及後來被“漢撒同盟”所控制的歐洲近海港口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上的金銀財寶“絲綢之路”（TheSilkRoad）的學術概念最早是在1877年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首次提出，用來描述中國同中亞兩河流域以及印度之間的交通。之後，阿爾巴特·赫爾曼（A.Herrmann）把這條路拓展到絲綢等商品到達的核心區域，從地理上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和小亞細亞，用來描述整個歐洲、西亞國家同東方的主要貿易路線，並被東西方學者普遍接受。廣義的“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是：從中國西安（元代以後向東延伸到北京）出發，到中國新疆境內，向北到達今鹹海、裡海以北草原與歐洲相通，向南到印度，向西則直抵敘利亞，渡海到達希臘、羅馬，或南下經大馬士革、開羅，到達埃及的亞歷山大。橫跨亞歐大陸的這條絲綢之路是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貿易最著名的一條幹線。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茶葉、鐵器、銅器、漆器、杏仁，歐洲的毛織品、玻璃、化妝品，印度的寶石、瑪瑙、香料，中亞的馬匹等沿着不同的貿易方向進行廣泛的交流。由於巨大的區域差異，很多商品在印度、中國和羅馬的價格差異達100倍以上，當時的國際貿易商人可從中獲得鉅額利潤。在長達1000多年的歷史中，“絲綢之路”滋養了上百個富裕的古城。在中國境內的有洛陽、太原、西安、嘉峪關、敦煌、高昌、交河、樓蘭、吐魯番、烏魯木齊、伊寧、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在西亞、歐洲境內的有塔什庫爾幹、伊斯蘭堡、喀布爾、馬什哈德、德黑蘭、巴格達、大馬士革、君士坦丁堡、里昂、羅馬、威尼斯、熱那亞等。京杭運河沿線的富裕城鎮既然叫“絲綢之路”，說明絲綢在中國、阿拉伯、印度、歐洲的貿易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據歷史記載，中國絲綢在古代的中亞、西亞以至非洲、歐洲都頗爲流行，不僅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大量使用絲綢裝飾，甚至在西羅馬的中心羅馬城和東羅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從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權貴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國絲綢爲榮。然而，幾乎所有關於絲綢之路的描述都是從長安出發，而不包含北京、洛陽等內陸城市，更不包括中國南部的城市。可是單單從北京、洛陽這些城市開始，是不可能有絲綢貿易的。絲綢之路貿易繁榮，離不開中國內地的一條重要商路—京杭大運河。從春秋時代開始挖掘，完成於隋朝公元610年的京杭大運河，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水道。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連通淮河與長江水路，不僅是絲綢、茶葉等貿易通道，而且是中國古代鹽業和漕運的主要通道。京杭運河開通以前，江南絲綢主要通過洛陽、咸陽運往長安。京杭運河開通以後，由於運河的運輸效率較高，於是江南的絲綢、茶葉、陶瓷開始大量通過運河到達北京，並通過太原、包頭一線連接絲綢之路，得以運往歐洲。直到近代斷流之前，京杭運河沿線的主要城市都是中國歷史上富裕繁華的商業之城，包括天津、德州、高郵、徐州、揚州、鎮江、無錫、常州、蘇州、嘉興、杭州等。在這些城市中也不難發現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毛皮、玻璃、香料等商品。昔日歐洲的財富聚集地中世紀以前，歐洲的財富聚集地並不僅僅只有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政治中心，還包括地中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的一系列商業名城。在北部，最富裕的城市是歐洲低地國家分佈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城鎮（之後的漢撒同盟所聯合的200多個城鎮），主要包括，德國的漢堡、布萊梅，葡萄牙的里斯本，比利時的布魯日、安特衛普，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丹麥的哥本哈根、德爾，挪威的卑爾根等。漢撒同盟成立以後，還在英格蘭的倫敦、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德等地建立了永久性商站，並與意大利半島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有密切的商業交流。通過這些城市之間的商業交流，俄羅斯和波蘭的糧食、木材、毛皮、柏油、蜂蜜和亞麻被運往佛蘭德斯和英格蘭。歐洲西部地區的羊毛織品、葡萄酒、食鹽和地中海特產，被運到東部和北部地區，並換取那裡的毛皮、蠟、琥珀、銅、鐵、鱈魚乾、小麥、木材和啤酒。值得一提的是南部的羅馬、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它們不僅是歐洲區域內貿易的重要商業城市，同時還處於“絲綢之路”的西端。因此，不僅各種歐洲的商品通過這些意大利商業城邦被運往中亞、印度、中國，而且歐洲人也只有從那裡才能購買到東方的絲綢、陶瓷、茶葉等。三大古商路的興衰與財富轉移13～16世紀，在亞、歐農牧業財富的繁榮時期，三大商路也基本上連成一體。三大商路上的所有城市和區域經濟都充滿活力。絲綢等商品的大量出口，拉動了中國桑蠶和絲綢業的發展。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對這一時期江南經濟繁榮的真實寫照。大運河沿岸的城市如蘇州、揚州、濟南等在不同年代都得益於商業和貿易的繁榮。西部城市也受到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積極影響。善於經營的中國徽商和中國晉商在東西方貿易中賺取了大量的財富。中亞地區由於處在“絲綢之路”的要衝，也在中轉商業中獲得了鉅額利潤。粟特人的首府馬拉坎達（今撒馬爾罕）曾經因爲絲綢貿易一度興盛繁榮。在亞歷山大帝國崩潰以後，“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壟斷利潤在塞琉古王朝的財政收入中佔有重要地位。安息控制了中亞和西亞以後，也從過境貿易和出口貿易中獲利豐厚；安息滅亡後，薩珊朝的波斯帝國，則阻止中亞的粟特商人和西方的羅馬商人販賣絲綢，自己壟斷貿易利潤。在東西方貿易的另一端，羅馬、君士坦丁堡，以及威尼斯、熱那亞等地中海商業城市、直至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的200多個城鎮都是遠程貿易的經營者和受益者。到12世紀，意大利半島很多地區甚至也學會了養桑蠶和絲綢製作技術，後又傳到法國；東方的陶瓷製造技術也在德國被髮揚光大。然而，到中國明朝中期的1472年，蒙古兵佔領哈密，明朝退守嘉峪關，嘉峪關以外的西域諸邦四分五裂。在中亞，波斯帝國成爲中國、印度的商品到達歐洲的嚴重障礙，從而迫使一部分東西方貿易改道海上。在西方，15世紀末，達伽馬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到達印度之後，雖然東方商品仍然在絲綢之路上的不同地理階段進行交易，但是繁榮了1000多年、橫貫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已經別無選擇地逐漸走向衰落。在東方，到1502年，橫貫阿拉伯半島的旅行商隊的路線已經中斷。1由於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日益減少，“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失去了大量的商業機會，不得不努力將商業活動範圍延伸到北方的俄羅斯以及南部中國，而處於中國南北要衝的安徽商人的經營重心進一步向江浙地區轉移。隨着貿易重心由內陸逐漸轉移到東南沿海，閩商、浙商逐漸取代傳統的晉商、徽商成爲新的財富聚集者。在西方，由於葡萄牙人取得直接通向東方的航線，從而使傳統東地中海貿易體系（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商業城市）失去了聯繫黑海、歐洲大陸與中亞、印度、中國的商路的核心地位。不管那裡的商人們如何精明，僅僅依託貧瘠的意大利半島，再也無法繼續在與北海、波羅的海以及歐洲內陸城鎮的貿易中扮演主導角色，永遠失去了世界貿易中的主導地位，無法維持昔日的繁榮。曾經與意大利城邦保持密切聯繫的北歐漢撒同盟，也很快在荷蘭和英國的衝擊下失去了海上貿易的主導權。在中亞、西亞、東歐地區，處在“絲綢之路”上的一座座商業名城，曾經像它們擁有的珠寶一樣閃亮，然而在商路轉移之後卻一顆顆隕落。有的古城在短短几百年後，已經像古道上的駝鈴聲一樣不復存在，只留下一座座佛塔、清真寺做歷史的見證，還有古阿拉伯神燈和駝隊的故事依然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