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西上，至巴陵，爲湘東王將王僧辯所敗，勇將多死，遂弒簡文帝而自立。湘東王乃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王僧辯和陳霸先討平侯景，而成都的武陵王紀稱帝，攻元帝。元帝求救於西魏，西魏襲陷成都，紀遂兵敗而死。元帝和西魏，又有違言。公元554年，西魏兵攻江陵。王僧辯、陳霸先的兵，都在東方，不及救援，江陵遂陷，元帝爲魏兵所殺。西魏立岳陽王詧於江陵，使之稱帝，而對魏則稱臣，是爲西樑。王僧辯、陳霸先立元帝的少子於建康，是爲敬帝。是時，東魏已爲北齊所篡，又發兵送淵明南歸。王僧辯迎戰，不勝。就迎接他來，廢敬帝而立之，南朝險些全做北朝的附庸。幸而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復立敬帝。北齊舉兵來攻，給他苦戰打敗，南朝纔算勉強自立。公元557年，陳霸先廢敬帝自立，是爲陳武帝，三年而崩，兄子文帝立。這時候，南方承喪亂之後，國力凋弊。國內尚有許多反側的人，要一一討定，再也無暇顧及北方。而北方的東西魏，亦先後於550年、557年爲齊、周所篡。
北齊文宣、武成二帝，均極荒淫。末主緯，奢縱更甚。而北周武帝，頗能勵精圖治。公元577年，齊遂爲周所滅，滅齊的明年，周武帝死，子宣帝立，亦極荒淫。在位二年，傳位於子靜帝。宣帝死後，後父楊堅輔政，大權盡入其手。起兵攻他的都不勝，581年，堅廢靜帝自立，是爲隋文帝。時南方爲陳後主叔寶，亦極荒淫，588年，爲隋所滅，西樑已於前兩年被廢。自晉元帝立國江東至此，共歷273年，而天下復歸於統一。
第五、魏晉制度之變
制度是隨事實而變遷的。思想是事實的產物，也是事實之母。在某種環境之下，一定要生出某種思想。既有這種思想，一時雖未必實現，而積之久，總是要現於實的。此等情形，看魏、晉、南北朝的制度，就會明白。
秦、漢時代的宰相，並非天子私人。所以其位甚尊，其權亦重。君權日見發達，則相權必漸見侵削。所以自東漢以後，實權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中書又較尚書爲親近。宋文帝以後，門下亦成爲親近之職。兩漢時代的宰相，則不過是人臣篡弒時所歷的階級而已。平時不復設立，這是內官的變遷。其外官，則自後漢末年以後，州郡握兵之習，迄未能除。東晉以後，疆域日蹙，而喜歡僑置州郡。於是州的疆域，日漸縮小，浸至與郡無異。而掌握兵權的人，所指揮的區域，不容不大，於是有以一人而都督數州或十數州軍事的。其實際，仍與以前的州牧無異，或且過之。自東晉至南朝之末，中央的權力總不能十分完整，就由於此。
選舉制度，亦起了一個極大的變遷。我國古來，本行鄉舉裡選之制。士之德行、才能，都以鄉評爲準。風氣誠樸之世，自然議論能一秉至公。兩漢時，實已不能如此了。然而人之觀念上，總還以爲士之賢否，須取決於鄉評。後漢末，“士流播遷，詳復無所”。於是曹魏的吏部尚書陳羣，就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評本地的人物，分爲九等，而尚書據以選用。品評人物，本是件難事。德已不免於僞爲，纔則更非臨事不能見，而況中正亦未必定有衡鑑之才。甚至有一、趨勢，二、畏禍，三、私報恩仇等事。其結果，遂至“惟能論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以上所論的，是舉士之事。至於銓選，則漢世本來權在相府。後來因其弊頗多，而實權漸移於尚書。魏、晉以後，大抵吏曹尚書操選用之權。這時候，仍以全權委之。有衡鑑之才的人，很可以量才委任。然而天下總是徇私和倖進的人多，秉公和廉退的人少。所以到後來，不得不漸趨重於資格。資格用人，起於後魏的崔亮。亮創停年格，選用的先後，專以停解月日爲斷，這本因爲當時軍人競選所以如此的。北齊文襄帝操選權時，已經把他廢掉。然而自唐以後，又漸趨重於這一途，就是爲此。
兵制則自東晉以後，恃以禦敵的，都是州郡之兵。固亦有時收折衝禦侮之效。然而總不免有外重內輕之弊。甚而至於禦侮則不足，作亂則有餘。北方五胡割據，大抵用其本族之民爲兵，而使漢人從事生產。到周、齊之時，五胡的本族，漸趨凋落，又其戰爭劇烈，而財政竭蹶，還有所謂府兵之制。籍民爲兵，蠲其租調，令刺史以農隙教練。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領軍的謂之開府。一大將軍統兩開府，一柱國統兩大將，共爲六軍。隋、唐兵制，都是沿襲他的。
魏晉時代的制度，最可紀念的，便是刑法。漢時法律紊亂，從前漢宣帝時起，至後漢末年止，屢說修改，迄未有成。至魏時，才命陳羣、劉邵等刪定，共爲十八篇。晉武帝還嫌其科網大密，再命賈充等刪定，共爲二十篇。於公元268年，大赦天下行之，這便是有名的《晉律》。宋、齊、樑、陳四朝，雖略有損益，大體都沿用他。就北朝的法律，亦是以此爲依據，不過略雜以鮮卑之法而已。自唐至清，大體上亦無甚改變。總而言之，自採用西洋法律以前，我國的法律，迄無大改變。我國的法律，淵源固然很古，而其成爲條理系統的編纂，則實自《晉律》始，所以說這是我國法制史上最可紀念的事。
至於租稅，則當時頗有雜稅。如北朝的酒坊、鹽井、關市邸店，南朝之賣買田宅牛馬及津市等。然而這些都不甚重要，其最有關係的，還是田稅和戶稅。而這時候的田稅和戶稅，與民生是很有關係的。
第六、貴族與門閥的社會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長期戰亂的世界。其時的民生，自然是很爲困苦的。然而其中，也有幾件可以特別注意的事情。
其一、是兩漢人均田的思想，至此而實行。漢代的人，本都有個恢復井田或限名田的思想，然終未能實行。及王莽行之，而反以致弊。於是當時的人，又有一種議論：以爲井田之制，當於大亂之後，人民稀少，土田無主之時行之。天下事，大家無此思想則已。如其有之，而又爲多數人所公認，成爲一種有力的輿論，則終必有一次試行的機會。晉武帝的戶調式，便是實行此種理想的，其制：男女年十六至六十爲正丁。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爲次丁。男子一人，佔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三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
令天下的人，依年齡屬性之別，而各有同等之田，因之而輸同等之稅。其於平均地權之意，可謂能極意規劃了。然而井田制之難行，不難在授人以田，而難在奪人之田。無論如何大亂，土田總不會完全無主的。奪有主之田，而畀之他人，必爲人情所不願，而其法遂難推行。所以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令，又有桑田、露田之別。桑田爲世業，露田則受之於官，而亦還之於官。案《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此所謂桑田，疑即是宅田；或者是久經墾熟，世代相傳的田，人情必不肯輕棄，所以聽其私有。而其餘則歸之於公。這亦可謂善於調和了。晉武定戶調式後，天下不久即亂，究竟曾否實行，很成疑問。便是魏孝文的均田令，曾實行至如何程度，亦很難說。然而以制度論，則確爲平均地權的一種良法了。
其二、是自古相沿的階級，這時代，因環境的適宜，又有發達之勢。社會有所謂士庶，其根原，大約是古代的貴族和平民。古代的貴族，其世系都有史官替他記錄。所以家世不至於無考，而士庶亦不至於混淆。自封建制度破壞，國破家亡之際，此等記錄，未必更能保存。加以秦人滅學，諸侯史記，被他一把火燒盡。於是秦、漢以來，公侯子孫，就都“失其本系”了。漢朝是興於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論門第。自古相沿的階級，到此本可剷除。然而政治上一時的設施，拗不過社會上自古相傳的觀念。向來稱爲貴族的，還是受人尊敬，稱爲平民的，還不免受人輕蔑，這又是勢所必然。兩漢時代的社會，大約便系如此，此乃當時習爲固然，而又極普遍的現象，所以沒人提起。漢末喪亂，士流播遷。離其本土者漸多。其在本土，人人知其爲貴族，用不着特別提起。到播遷之後，就不然了。這時代的人，所以於氏族之外，尤重郡望，職此之由。而五胡之族，頗多冒用漢姓的。中國士大夫，恥血統與異族相混淆，而要自行標舉，自然也是一個理由。再加以九品中正的制度，爲之輔助。士庶的階級，自然要劃若鴻溝了。
區別士庶，當以魏、晉、南北朝爲最嚴。不但“婚姻不相通，仕不相假”，甚至“一起居動作之微，而亦不相偕偶”。看《陔餘叢考·六朝重氏族》一條可知。但是當時的士族，已有利庶族之富，和他們結婚、通譜的。隋、唐以後，此風彌甚。如此，則血統淆混、士庶之別，根本動搖。所以在隋、唐之世，門閥制度，雖尚保存，其惰力性。一到五代之世，就崩潰無餘了。魏晉南北朝，正是門閥制度如日中天的時代。此時的貴族，大抵安坐無所事事。立功立事，都出於庶族中人，而貴族中亦很少砥礪名節，與國同休戚的。富貴我所固有，朝代更易，而其高官厚祿，依然不改。社會不以爲非，其人亦不自以爲恥。這真是階級制度的極弊。
這時候是個異族得勢的時代。漢族爲所壓服，自然不免有種種不平等的事。而社會上的媚外，亦遂成爲風氣。這真是聞之而痛心的。《顏氏家訓》說：“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我們看《隋書·經籍志》，所載學鮮卑語的書籍很多，便知這樣的，決不是一兩個人。這是士大夫。至於小民，則史稱高歡善調和漢人和鮮卑。他對鮮卑說：“漢人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一爲武士，一爲農奴，此時北方漢人所處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兩漢以前，北方的文化，本高於南方，富力亦然。自孫吳至陳，金陵爲帝王都者三百六十年。五胡亂後，北方衣冠之族，紛紛南渡。南方的文化，遂日以增高。浸至駕北方而上之，而富力亦然。試看隋唐以後，江淮成爲全國財富之區。自隋至清，帝都所在，恆藉江淮的轉漕以自給，就可明白了。這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