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該變法，並不是和外國人接觸了，纔有這問題的。一個社會和一個人一樣，總靠新陳代謝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總不能無老廢物的堆積。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後，治法可以說是無大變更。到清末，已經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積弊，都很深了。便是沒有外人來侵略，我們種種治化，也是應當改革的。但是物理學的定例，物體靜止的，不加之以力，則不能動，社會亦是如此。所以我們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個誘因。
中國受外力刺激而起反應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這可謂自宋以來，尊王攘夷思想的餘波。排斥的目的，已經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後，最守舊的人，屬於這一派。其第二步，則是中興時代湘淮軍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出於其幕府中的，則如薛福成、黎庶昌之類。此派知道閉關絕市是辦不到的。既已入於列國並立之世，則交際之道，不可不講，內政亦不得不爲相當的改革。但是他們所想放效他人的，根本上不離乎兵事。因爲要練兵，所以要學他們的技藝；因爲要學他們的技藝，所以要學他們的學術；因此而要學他們的語文。如此，所辦的新政雖多，總不出乎兵事和製造兩類。當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從根本上變革的時候，這種辦法，自然是無濟於事的。再進一步，便要改革及於政治了。
但是從根本上改革，這句話談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此思想，談何容易能爲人所認識？而中日之戰，以偌大的中國，而敗於向所輕視的日本，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經這一個打擊，中國人的迷夢，該要醒了，於是維新運動以起。
假使我們是甲午到戊戌那個時代的人，眼看見我們的國家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打敗了以後又要割地賠款，我們還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國嗎？又假使我們是那個時代的人，新知識新技術都沒有，所能作的僅八股文章，所讀過的書僅中國的經史，我們救國方案還不是離不開我們的經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動聽的文章？假使正在這個時候，我們中間出一個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章是我們所佩服的，其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我們還不擁護他嗎？康有爲就是這時代中的這樣的人。
康有爲是廣東南海縣人，生在咸豐五年（1855年），比孫中山先生大十一歲。
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給他的教訓，除預備他能應考試，取科名外，持別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謂經世致用之學。他不懂任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外國去過。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淵泉。可惜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康有爲所能得的，僅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藥及耶穌教經典一類的書籍。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我們已經說過，同光時代李鴻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限於物質方面，是很不徹底的。後來梁啓超批評他說：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這種批評是很對的。可是李鴻章的物質改革已遭時人的反對，倘再進一步的改革政治態度，時人一定不容許他。甲午以後，康有爲覺得時機到了，李鴻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爲要提倡，這就是所謂變法運動。
我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只有兩個人曾主張變法，一個是王莽，一個是王安石，兩個都失敗了。王莽尤其成爲千古的罪人，所以沒有人敢談變法。士大夫階級都以爲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聖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的。康有爲知道非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說孔子根本是個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義在《公羊傳》裡可以看出來，《公羊傳》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週三代的法制並無沿襲，各代都因時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傳》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以政體對亂世，立憲政體對昇平之世，共和政體對太平之世。康有爲這本書的作用無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鎮壓反對變法的士大夫。
康有爲在甲午年中了舉人，乙未年成了進士。他是那個國難時期的新貴。他就趁機會組織學會，發行報紙來宣傳，一時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數並不瞭解他的學說，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體方案，只有極少數可以說是他的忠實同志，但是他的運動盛極一時，好像全國輿論是擁護他的。
孔於是舊中國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戰就成功了。皇帝是舊中國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爲的實際政治工作是從抓住皇帝下手。他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之中，一再上書給光緒皇帝，大講救國之道。光緒也受了時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國。他先研究康有爲的著作，後召見康有爲。他很賞識他，因爲種種的困難，只教他在總理衙門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變法派和光緒帝，於是他又派康有爲的四位同志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在軍機處辦事，從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爲輔助光緒推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天之內。康有爲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緊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後政府的考試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經濟的策論。換句話說，以後讀書人要做官不能靠虛文，必須靠實學。第二，調整行政機構。康有爲裁汰了許多無用的衙門和官職，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與總督同城的巡撫，不治河的河督，不運糧的糧道，不管鹽的鹽道，同時他添了一個農工商總局，好像我們現在的經濟部，想要推行經濟建設。這兩件大新政，在我們今日看起來都是應該早辦的，但在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居大多數。爲什麼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林，數千進土，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他們費了多少心血，想從之乎也者裡面升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們絕望了，難怪他們要罵康有爲爲洋奴漢奸。至於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
康有爲既然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反對新政的人就包圍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這時光緒雖作皇帝，實權仍在西太后手裡。他們兩人之間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時想索性廢光緒皇帝。新派的人於是求在天津練兵的袁世凱給他們武力的援助。袁世凱嫌他們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們的機密。西太后先發制人，把光緒囚禁起來，說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復由太后臨朝訓政。康有爲逃了，別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處死的。他們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二、頑固勢力總動員
在戊戌年的變法運動之中，外國人頗偏袒光緒帝及維新派，反對西太后及頑固黨，因此一個內政的問題就發生國際關係了。後康有爲、梁啓超逃難海外，又得着外國人的保護。他們在逃難之中發起保皇會，鼓動外國人和華僑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頑固黨就恨起洋人來了。西太后要廢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作皇帝。剛毅、祟綺、徐桐、啓秀諸頑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權，於是慫恿廢立。但各國駐京公使表示不滿意，他們的仇外的心理更進了一層。
頑固黨僅靠廢立問題還不能號召天下，他們領導的運動所以能擴大，這是因爲他們也是愛國分子。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慨，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爲頑固分子不愛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的反對屈服，堅強的主張抗戰。在戊戌年，西太后復政以後，她便硬不割讓三門灣給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抗戰。後意大利居然放棄了他的要求，頑固黨更加覺得強硬對付洋人是對的。
外人在中國不但通商佔地，還傳教，這一層尤其招頑固分子的憤恨。他們覺得孔、孟的遺教是聖教，洋人的宗教是異端，是邪教。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順父母，尊順君師，洋人是無父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外夷的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學士徐桐是大理學家倭仁的門弟子，自己也是個有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人物中，算是一個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國文化而與外人戰。他們覺得剷草要除根，排斥異端非盡驅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國與日本戰尚且打敗了，怎能一時與全世界開戰呢？頑固分子以爲可以靠民衆。利用民衆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是有勝無敗的。甲午以後，山東正有民間的義和團出現。頑固分子覺得這個義和團正是他們所要的武力。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其本質與中國流行民間的各種會黨並無區別。這時的大刀會專以洋人，尤其是傳教士爲對象，民衆對洋人也有多年的積憤。外國傳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平民。民間許多帶宗教性質的廟會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願意合作。這也引起教徒與非教徒的衝突。民間尚有種種謠言，說教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丹藥；又一說教士竊取嬰孩腦髓、室女紅丸。民間生活是很痛苦的，於是把一切罪惡都歸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國人，以及與洋人有關的事業如教堂、鐵路、電線等，皆在被打倒之列。義和團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槍炮打不死他們。山東巡撫李秉衡等鼓勵他們，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的口號在山東活動起來。
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他就不客氣，把義和團當作亂民，派兵痛剿。團民在山東站不住，於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當局反表示歡迎，所以義和團就在河北得勢了。毓賢向載漪、剛毅等大替義和團宣傳，說他們如何勇敢、可靠。載漪和剛毅介紹義和團給西太后，於是義和團在北京得勢了。西太后及想實行廢立的親貴，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愛國志士，都與義和團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以爲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達到。庚子年義和團是我國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第三、八國聯軍和辛丑條約
天下事無其力則已，有其力，是總要發泄掉，才得太平的。義和團之事，亦是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