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做革命？凡事積之久則不能無弊。這個積弊，好像人身上的老廢物一樣，非把他排除掉，則不得健康。人類覺悟了，用合理的方法，把舊時的積弊，摧陷廓清，以期達於理想的境界，這個就喚做革命。
革命不是中國一國的事。以現在的情形而論，是全世界都需要革命的。但是我們生在中國，其勢只得從中國做起。
然則中國的革命思想，又是如何產生的呢？我說其動機有三：
其一、是民族思想。人生在世界上，最緊要的，是自由平等。但是因爲民族的差殊，彼此利害不同，而又不能互相諒解，就總不免有以此一民族，壓制彼一民族之事。
中國待異民族是最寬大的。只覺得我們是先進的民族，有誘掖啓導後進的責任。絕無憑恃武力，或者靠什麼經濟的力量，去壓迫榨取異民族之事。但是此等理想，要實現它很難。而以過尚平和故，有時反不免受異族的壓迫。中古史的後半期，遼、金、元、清，疊次侵入，便是其適例。到了近世，歐人東略，民族間利害衝突的情形，就更形顯著了。我們到此，自然覺得我們自己有團結以爭生存的必要。同時，也覺得阻礙我們民族發展，或者要壓迫榨取我們的，非加以排除抵禦不可。這是潛伏在人心上的第一種動機。
其二、是民權思想。中國的民權思想，發達得是最早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在紀元前四世紀時，就有人說過了。但是因爲地大人多，一時沒有實現的方法。每到政治不良，人民困苦的時候，雖然大家也能起來把舊政府推翻，然而亂事粗定之後，就只得仍照老樣子，把事權都交給一個人。於是因而來的弊害，一次次的復演着，而政治遂成爲一進一退之局。這種因政體而來的禍害，我們在從前，雖然大家都認爲無可如何之事，然而從海通以來，得外國的政體，以資觀摩，少數才智之士，自然就要起疑問了。這是潛伏在人心上的第二種動機。
其三、是民生問題。歷代的革命，從表面上看，雖然爲着政治問題。然而民窮財盡，總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這是誰都知道的。歷代的困窮，不過是本國政治的，經濟制度的不良，其程度尚淺。到歐人東略以來，挾着帝國主義的勢力，天天向我們侵削。我們就不知不覺的，淪入次殖民地的地位。全社會的經濟，既然日益艱窘，生於其中的人民，自然要覺得不安了。這是潛伏在人心上的第三種動機。
此等現象，或非全國人民所共知，即其知之，亦或不知其原因所在。然而身受的困苦，總是覺得的，覺得困苦，而要想奮鬥以求出路，也是人人同具的心理。如此，革命思想就漸漸的興起於不知不覺之間了。
在未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回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們到了十九世紀遇着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年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的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的實行。爲什麼不徹底呢？一則因爲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爲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採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甲午以後，康有爲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維新事業得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爲雖託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爲西太后甘心作頑固勢力的中心。滿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持，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義和團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義和團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等到自強、變法、反動都失敗了，國人然後注意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個方案的產生與孫中山先生的少年環境是極有關係的。
中山先生是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家庭是我國鄉下貧苦農夫的家庭，他小的時候就在田莊上幫助父親耕種。十三歲，他隨長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裡進了教會學校。十六歲的時候，他回到廣州入博濟醫學校。次年，他轉入英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他在這裡讀書共十年，於光緒十八年畢業，成醫學博士。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正十九歲，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學校所結納的朋友，如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等多與秘密反對滿清的會黨有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爲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爲我們既然只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瞭解爲什麼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爲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
光緒十年的中法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緒二十年的中日之戰所給的刺激更大。此後，他完全放棄行醫，專門從事政治。次年，他想襲取廣州，以爲革命的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他逃到國外。在檀香山的時候，他組織了興中會。當時風氣未開，清廷監視很嚴，所以興中會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說政府，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聯合起來以圖國家的富強。宣言雖是這樣的和平，海外僑胞加入興中會的還是很少。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美國、英國，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國的時候，使館職員誘他入館，秘密的把他拘禁起來，想運送回國。幸而得着他的學校教師的援助終得出險，後又赴法。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難的時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義初熟的時期。
庚子義和團活動的時候，鄭士良及史堅如兩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廣東起事，不幸都失敗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劇搖動了許多人對滿清的信念，留學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從此中山先生的宣傳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贊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在日本組織同盟會，並創辦《民報》。這是我民族初次公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宣言》及《民報發刊詞》，是中山先生初次公開的正式的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後，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對他所擬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補充，但他終身所信奉的主義及方略的大綱已在《同盟會宣言》和《民報發刊詞》裡面立定基礎了。
《民報發刊詞》說明了三民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的各養成其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平民沒有參政之權，以致民衆受壓迫的痛苦。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在十九世紀，西洋人雖己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社會仍不安。這是因爲歐、美在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中國應在工業初起的時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學和工業爲全民謀幸福，這就是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說：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試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的。
但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西洋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強鄰的壓迫，內部又滿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時推行三民主義呢？這豈不是偏於理想嗎？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當同盟會初組織的時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陽奉陰違，口信心不信。反對同盟會的人更加不必說了。他們並不否認三民主義的偉大，他們所猶豫的是三民主義實行的困難。其實中山先生充分的顧到了這層困難，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同盟會的宣言的下半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一般淺識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瞭解訓政階段是必要的，萬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說過：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盪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當時在日本與同盟會的《民報》抗爭者是君主立憲派的梁啓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梁啓超是康有爲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裡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歷史爲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梁啓超說：在閉關自守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我們就可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啓超的學說是對的。其實民國以來的困難都是由於國人不明瞭，因而不接受訓政。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復興的路徑，我們不可一誤再誤了。
第二、衝破阻礙共和立國
庚子義和團之亂以後，全體人民感覺滿清是我民族復興的一種障礙，這種觀察是很有根據的。甲午以前，因爲西太后要重修頤和園，我國海軍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軍艦。甲午以後，一則因爲西太后與光緒爭權，二則因爲滿清的親貴以爲維新就是漢人得勢，滿人失權，西太后和親貴就煽動全國一切反動勢力來打倒新政。我們固不能說滿人都是守舊的，漢人都是維新的，因爲漢人之中思想腐舊的也大有人在。事實上，滿人居領袖地位，他們一言一動的影響大，而他們中間守舊的成分實在居大多數。並且他們反對維新，就是藉以排漢，所以庚子以後，滿清雖逐漸推行新政，漢人始終不信服他們，不認他們是有誠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時候，她就下詔變法。以後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內，她裁汰了好幾個無用的衙門，廢科舉，設學校，練新兵，派學生出洋，許滿、漢通婚。戊戌年康有爲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日本勝了俄國以後，時人都覺得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於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表示要預備立憲。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調整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