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郡（王國同）縣（侯國同）鄉聚（較鄉爲小）皆設公立學校；在郡的稱“學”，在縣的稱“校”，每所置經師一人；在鄉的稱“庠”，在聚的稱“序”，每所置《孝經》師一人。（《孝經》是戰國末出現的一部勸孝的書，託爲孔子和弟子對話的記錄。）他擴充太學，增加博士人數至每經五人；於《五經》之外又添立《樂經》；學生增加至萬餘人，又給太學建築宏偉的校舍，其中學生宿舍就有萬多間。他徵求全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樂律、文字訓詁、醫藥、方技和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秦漢間出現的講訓詁的書）教授的人，由地方官以優禮遣送到京；前後應徵的凡數千人，皆令在殿庭上記述所學。他又曾奏上“吏民養生，送終，嫁娶，田宅，奴婢之品”。所謂“品”就是分等級的限制。董仲舒、師丹的建議他又打算實行。可惜這方案提出不久，適值衛氏之獄，又被擱起，後來不知何故，竟沒有重提；其詳細節目不得而考了。
謳歌和擁戴王莽的人自然不會缺少。當平帝選後，王莽拒絕把女兒參加候選時，就每日有千餘人，包括平民、學生和官吏，守闕上書，“願得公女爲天下母”，結果他的女兒不待候選便直接做了皇后。當皇后正位後，羣臣請求給他“大賞”時，就有八千多人上書附和。當他拒絕接受賞田時，就先後有吏民4787572人，上書朝廷，聲言對他“亟宜加賞”。
在這時期，王莽處處以周公爲榜樣，朝野也以周公看待他。傳說周公輔政時，有南方遠夷越裳氏來獻白雉，爲周公功德及遠的表徵；是時也有益州塞外（今安南境）蠻夷，自稱越裳氏，來獻白雉和黑雉，其後四夷聲言因慕義而來朝貢的絡繹不斷。周公“託號於周”，所以朝廷的公論要給王莽以“安漢公”的稱號。周公位居總領百僚的太宰，所以朝廷的公論要爲他特設“宰衡”一職，位在諸侯王之上（宰衡是兼採太宰和阿衡之號，商湯大臣伊尹，號阿衡，曾輔湯孫太甲）。
周公的七個兒子都封爲諸侯，所以朝廷的公論要把他的兩個兒子（他原有四子，一因殺奴，爲他迫令自殺；一因助衛氏，伏誅；後來又一因謀殺他，爲他迫令自殺）都封侯。最後，傳說周公當成王幼小時，曾暫時替代他做天子，謂之“居攝”，於是就有一位侯爵的宗室上書，說“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這件想象的史事正要開始重演時，平帝病死，又是絕後。是月就有人奏稱，武功縣長淘井，得白石，上有丹漆寫的文字：“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王莽卻經問卜和看相之後，選了一個最吉的兩歲的宗室子嬰，做平帝的後嗣，同時他受同僚的推戴和太皇太后勉強下的詔令，實行“居攝”，他令臣民稱他爲“攝皇帝”。他祭祀及朝見太皇太后時，自稱“假皇帝”（假有代理之意，非言僞）。
在王莽“居攝”的頭兩年間，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先後起兵討伐他，皆敗而死。第三年（8年），宣示天意要王莽做皇帝的“符命”接疊而起，是年十一月，王莽奏上太皇太后，請（許莽）：
共事神祗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仍）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謂待子嬰長大後，還他帝位），如周公故事。
次月，某日黃昏時，有梓潼人哀章，穿着黃衣，拿了一個銅盒，送到漢高祖廟。盒裡裝着兩卷東西：一卷題爲《天帝行璽金匱圖》，一卷題爲《赤帝行璽劉邦傳子黃帝金策書》。策書的大意是說王莽應爲真天子，太皇太后應從天命。守廟的人奏聞王莽。次日一早王莽便到高廟拜受這銅盒，即所謂“金匱”，然後謁見太皇太后，還坐殿廷，下書道：
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定是建除等十二日次之一），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第四、王莽改制
王莽即位後，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等外，還要改變全國的經濟機構。他自從少年得志以來，可謂從心所欲，無不成爲事實。現在他要依照先聖的啓示，理性的喚召，爲大衆的福利和社會的正義，去推行一種新經濟制度，還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阻礙嗎？孟子所提倡而認爲曾經存在過的“井田”制度，時常閃爍於西漢通儒的心中。不過董仲舒和師丹都認爲“井田”制“難猝行”，不得已而思其次，提出“限民名田”的辦法。王莽在勝利和樂觀、信古和自信之餘，便完全看不見董仲舒和師丹所看見的困難了。他不但要實行“井田”制度，並且要同時改革奴隸的制度，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王莽下詔道：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民臣，專斷其命（謂吏民得擅殺奴婢）。**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語出《孝經》）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饜糟糠，窮而爲奸。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致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這道詔書亦宜與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及廢除奴婢的奏章對讀。這道詔書所提出的改革，分析如下：
一、田地國有，私人不得買賣（非耕種的土地，似不在此限）。
二、男丁八口以下之家佔田不得過一井，即九百畝。關於男丁八口以上之家無明文，似當以“八丁一井”的標準類推，有爵位食賞田的當不在此限。
三、佔田過限的人，分餘田與宗族鄉鄰。
四、無田的人，政府與田；所謂“如制度”，似是依“一夫一婦田百畝”的辦法。有田不足此數的亦當由政府補足。
五、現有的奴婢，不得買賣（但沒有解放）。買賣自由人爲奴婢，雖沒有提及，當亦在禁止之列。現有的奴婢的子孫是否仍聽其承襲爲奴婢，亦沒有明文。若是，則是王莽要用漸進的方法廢奴；若否，則他並不是要完全廢奴。
這道詔令實際上曾被施行到什麼程度，不可確考，據說“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可惜這幾句話太籠統了。這道詔令的推行所必當碰到的困難和阻礙是怎樣，歷史上亦沒有記載。但是到了始建國四年，有一位中郎將區博進諫道：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王莽聽了他的話，便下詔：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這裡只涉及上列的第一項及第五項的一部分。其餘各節不知是否亦連帶撤銷。但我們要注意，他的解禁並不否認始建國元年的詔令在四年間所已造成的事實。
除了關於土地和奴婢的新法外，王莽在民生及財政上還有六種重要的興革：
一、國營專利事業的推廣。武帝時國家已實行鹽鐵和酒的專賣，其後酒的專賣廢於昭帝時；鹽鐵的專賣，宣帝時廢而旋復。王莽除恢復酒的專賣外，更推廣國家獨佔的範圍及銅冶和名山大澤的資源的開採，同時厲禁人民私自鑄錢。
關於這一項立法的用意，王莽曾有詔說道：
夫鹽，食餚之將（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要挾）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謂由國家經營）之。
二、國家放款的創始。人民因祭祀或喪事所需，得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還款期限，祭祀十日，喪事三月。人民因經營生業，得向政府借款，每年納息不過純贏利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