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倒塌後，革命勢力的分化和衝突，乘時割據者的起僕，和一切小規模和大規模的屠殺，破壞，這裡都不暇陳述。總之，分裂和內戰，繼續了十四年，然後全中國統一於劉秀之手。
劉秀成就帝業的經過，大致如下。他起初追隨其兄劉之後。昆陽之戰後不久，劉被更始帝劉玄所殺。當時劉秀統兵在外。聞訊立即馳往宛城，向更始謝罪，沿途有人弔唁，他只自引咎，不交一句私語，他沒有爲劉服喪，飲食言笑，一如平常。更始於是拜他爲破虜大將軍，封爲武信侯。這一年，更始入駐洛陽，即派他“行大司馬事”，去安撫黃河以北的州郡。當他渡河時，除了手持的麾節外，幾乎什麼實力也沒有。他收納了歸服的州郡，利用他們的兵力，去平定拒命的州郡。在兩年之間，他不僅僅成爲黃河以北的主人，並且把勢力伸到以南的地方。在這期間，更始定都於長安，封他爲蕭王，他的勢力一天天膨脹。更始開始懷疑他，於是召他還京；他開始抗拒更始的命令，並開始向更始旗下的將帥進攻了。最後在更始三年六月，當赤眉迫近長安，更始危在旦夕的時候，他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建武，仍以漢爲國號（史家稱劉秀以後的漢朝爲後漢或東漢，而別稱劉秀以前的漢朝爲前漢或西漢）。先是，有一位儒生從關中帶交他一卷“天書”，上面寫着：
劉秀髮兵捕不道，
四夷雲集龍鬥野；
四七之際火爲主。
這一年，赤眉入長安，更始降。接着，劉秀定都於洛陽。十二月，更始爲赤眉所殺。赤眉到了建武三年春完全爲劉秀所平定。至是，前漢疆域未歸他統治的，只相當於今甘肅四川的全部和河北山東江蘇的各一小部分而已。這些版圖缺角的補足，是他以後十年間從容綽裕的事業。
劉秀本是一個沒有多大夢想的人，他少年雖曾遊學京師，稍習經典，但他公開的願望只是：
作官當作執金吾，
娶妻當娶陰麗華。
執金吾彷彿京城的警察廳長，是朝中的第三四等的官吏。陰麗華是南陽富家女，著名的美人，在劉秀起兵的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他的起兵並不是抱着什麼政治的理想。做了皇帝以後，他心目中最大的政治問題似乎只是怎樣鞏固自己和子孫的權位而已，他在制度上的少數變革都是朝着這方向的。第一是中央官制的變革。在西漢初期，中央最高的官吏是輔佐君主總理庶政的丞相，和掌軍政的太尉，掌監察的御史大夫，共爲三公。武帝廢太尉設大司馬，例由最高的統兵官“大將軍”兼之。成帝把御史大夫改名爲大司空，哀帝又把丞相改名爲大司徒。在西漢末期，專政的外戚例居大司馬大將軍之位，而大司徒遂形同虛設了。劉秀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把大司馬複稱太尉，不讓大將軍兼領。
同時他“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備員而已”（東漢人仲長統語）。他把三公的主要職事移到本來替皇帝掌管文書出納的尚書檯。在官職的等級上，尚書檯的地位是很低的。它的長官尚書令祿只千石，而三公祿各萬石。他以爲如此則有位的無權，有權的無位，可以杜絕臣下作威作福了。第二是地方官制的變革。西漢末年，把刺史改稱爲州牧，把他的秩祿從六百石增到二千石，但他的職權並沒有改變。州牧沒有一定的治所，每年周行所屬郡國，年終親赴京師陳奏。他若有所參劾，奏上之後，皇帝把案情發下三公，由三公派員去按驗，然後決定黜罰。劉秀定製，州牧複稱刺史，有固定治所，年終遣吏入秦，不用親赴京師，他的參劾，不再經三公按驗，而直接聽候皇帝定奪，這一來三公的權減削而刺史的權提高了。第三是兵制的變革。劉秀在建武七年三月下了一道重要的詔令道：
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這道詔令的意義，東漢末名儒應劭（曾任泰山太守）解釋道：
（西漢）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騎（士），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今悉罷之。
這道詔令使得此後東漢的人民雖有服兵役的義務，卻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了。應劭又論及這變革的影響道：
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爾乃遠征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末段是說因爲郡國兵不中用，邊疆有事，每倚靠僱傭的外籍兵即所謂胡兵；而胡兵兇暴，蹂躪邊民，又需索犒賞，費用浩繁。應劭還沒有說到他所及見的一事：後來推翻漢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領袖，憑藉胡兵而起的。
郡國材官、騎士等之罷，劉秀在詔書裡說明的理由是中央軍隊已夠強衆，用不着他們，這顯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在徵兵制度之下，爲國家的安全計，精強的兵士是豈會嫌多的？劉秀的變革無非以強幹弱枝，預防反側罷了。郡國練兵之可以爲叛亂的資藉，他是親自體驗到的。他和劉當初起兵，本想借着立秋後本郡“都試”——即壯丁齊集受訓的機會，以便號召，但因計謀泄露而提早發難。當他作上說的詔令時，這件故事豈能不在他心頭？
第二、混亂的東漢朝政
莽末之亂，其經過約二十年。雖然不算很久，然而蔓延的範圍很廣，擾亂的情形，也十分厲害。所以民生的凋敝，更甚於秦漢時候。光武帝平定天下後，亦是以安靜爲治。內之則減官省事，外之則拒絕西域的朝貢，免得敝中國，以事四夷。而又退功臣，進文吏，留心於政治，所以海內日漸康寧。明、章兩代，也能繼承他的治法。這三朝，稱爲後漢的治世。
後漢的政治，壞於外戚宦官的專權，而外戚的專權，起於和帝之世。先是章帝皇后竇氏無子，貴人宋氏生子慶，立爲太子。梁氏生子肇，竇後養爲己子，後誣殺二貴人，廢慶爲清和王，而肇立爲太子。章帝崩，肇立，是爲和帝，太后臨朝。後兄憲爲大將軍，專權驕恣。和帝既長，和宦官鄭衆謀殺之。是爲後漢皇帝，與宦官謀誅外戚之始。和帝崩，瘍帝立，生才百餘日，明年，又崩。太后鄧氏，迎立安帝，臨朝凡十五年。鄧太后崩後，安帝自用其皇后之兄閻顯。又寵信諸中常侍和乳母王聖等。閻皇后無子，後宮李氏生順帝，立爲太子，閻皇后譖廢之。安帝崩，閻後迎立北鄉侯，未逾年薨。宦者孫程等迎立順帝，殺閻顯，遷閻後於離宮，順帝用後父樑商爲大將軍。商死後，子冀繼之，專恣較前此之外戚爲更甚。順帝崩後，子衝帝立，一年而崩。冀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質帝。質帝雖年少，而目冀爲“跋扈將軍”，遂爲冀所弒，迎立桓帝。桓帝和宦官單超等合謀，把樑冀殺掉，於是後漢外戚專權之局終，而宦官專橫。
外戚宦官，更迭把持，朝政自然很。因此而引起羌亂，因此而激成黨禍。
羌人本住在湟水流域，後來棄湟水，西依鮮水、鹽池。莽末，乘亂內侵。光武、明、章、和四代，屢次發兵，把他打敗。然而降羌散處內地的很多，郡縣豪右，都要侵陵役使他。安帝時，羌遂反叛。降羌本是個小寇，造反時，連兵器都沒有。然而當時帶兵的人，都觀望不戰。涼州一方面的長官，則爭着遷徙到內地，置百姓於不顧，或則強迫遷徙，於是羌寇轉盛。至於東寇三輔，南略益州，漢兵僅能保守洛陽附近而已。而兵費的侵漁，又極利害。安帝時，用兵十餘年，兵費至二百四十億，纔算勉強平定。順帝時，羌亂又起，兵費又至八十餘億。直到桓帝，任用段熲，盡情誅剿，又經過好幾年，纔算平定。然而漢朝的元氣，則自此而大傷了。
黨禍起於後漢的士好立名，初則造作名目，互相標榜，進而誹議公卿，裁量執政。這時候，遊學極盛，太學諸生，至三萬餘人，恰好做了橫議的大本營。當時宦官兄弟姻親，佈滿州郡，盡情懲治，自然是人情之所欲，並且也是立名的一個機會。於是宦官與名士，勢成水火。桓帝也是相信宦官，宦官遂誣他們結連黨羽，誹議朝政，一概加以逮治。後因後父竇武替他們解釋，才放歸田裡勞作，然而還是禁錮終身。桓帝崩，無子，竇後和竇武定策禁中，迎立靈帝。年方十二，太后臨朝。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謀誅宦官賈節、王甫等，不克，反爲所殺。於是黨獄復興，諸名士身受其害，和因其逃亡追捕，而人民因之受禍的更多。善類遭殃，天下喪氣。靈帝年長，尤其相信宦官。又喜歡“私稸”賣官、厚斂，無所不爲。於是民窮財盡，而黃巾之禍又起。
黃巾的首領，是鉅鹿張角，借符水治病以惑衆。其徒黨，遍於青、徐、幽、冀、荊、兗、充、豫八州。角遂謀爲亂，暗中署置其衆，爲三十六方。約以公元184年舉事，未及期而事泄，角遂馳敕諸方，一時俱起。雖然烏合之衆，旋即打平。然自此盜賊羣起，都以黃巾爲號，郡縣莫能捕治。於是聽劉焉的話，改刺史爲州牧，外官的威權漸重，又伏下一個亂源。
而中央又適有變故，以授之隙。靈帝皇后何氏，生廢帝。美人王氏，生獻帝。靈帝意欲廢嫡立庶，未及行而病篤，把這事，屬託宦官蹇碩。時何皇后之兄進爲大將軍。靈帝崩後蹇碩意欲誘殺何進而立獻帝，何進知之，擁兵不朝，蹇碩無如之何。於是廢帝立，而蹇碩亦被殺。何進因欲盡誅宦官，太后不肯。進乃謀召外兵，以迫脅太后，宦官知事急，誘進入宮，把他殺掉。進官屬袁紹等，遂舉兵攻殺宦官，正當大亂之際，而涼州將董卓適至，京城中大權，遂落其手。董卓既握大權，廢廢帝而立獻帝。袁紹奔山東，號召州郡，起兵討卓，大家推紹爲盟主。董卓劫獻帝奔長安。山東州郡，並無討賊的決心，各據地盤，互相吞併。而董卓暴虐過甚，爲司徒王允和呂布所殺。卓將李傕、郭氾，起兵爲卓報仇，攻破長安，王允被殺，呂布奔東方。後來傕、氾二人，又自相攻擊。獻帝崎嶇逃到洛陽，空虛不能自立。其時曹操據充州，頗有兵力，乃召操入洛陽以自衛。操既至，遷帝都許。於是大權盡歸曹氏，獻帝僅擁虛名而已。而紛紛割據的人多，曹操亦一時不能平定，遂終成爲三國鼎立之局。
第三、兩漢的制度
“漢治”是後世所號爲近古的。這因其時代早，在政治制度和社會風俗上，都有沿襲古人之處。
在官制上，漢代的宰相權力頗大，體制亦尊，這是和後世不同的。宰相初稱丞相，或稱相國。從來今文經說盛行，乃將丞相改爲司徒，又把掌武事的大尉，改爲司馬，爲丞相副貳的御史大夫，改爲司空，並稱相職。其中央政府分掌衆務的九卿，則分屬於三公。外官，仍沿秦郡縣之制，但不置監御史。由丞相遣史分察州，謂之刺史。刺史不是地方官，但奉詔六條察州。其人位卑而權重，故多能自奮，而亦無專擅之患，這實是一種善制。漢代去古未遠，人民自治的規制，尚未盡廢。其民以百家爲一里，裡有魁。十里爲一亭，亭有長。十亭爲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主徼循，禁賊盜。此等名目，後世固亦多有，然多成爲具文，漢世則視之甚尊。高帝時，嘗擇鄉三老一人，置以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可以以事相教。而嗇夫等亦很有德化流行，爲人民所畏服的。這與後世顯然不同。
漢代的學校，起源於武帝的時候。當時沒有立校舍，也沒有設教官。但爲太常的屬官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後來遞有增加。到平帝時，王莽輔政，才大建校舍。然未久即亂，故其成績無聞。
後漢則天下甫定，即營建太學，明、章二代，尤極崇儒重道。雖以順帝的陵夷，還能增修黌舍，所以其時遊學者極盛。然“章句漸疏，專以浮華相尚”，遂至釀成黨錮之禍。大約當時學校中，研究學問的人少，藉此通聲氣的人多。所以董昭也說“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遊利爲先”。於是學術的傳授，轉在私家。學校以外的大師，著錄動至千萬，遠非前漢所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