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民，自助的力量，本來是很大的。只要國內承平，沒甚事去擾累他，那就雖承喪亂之餘，不過三四十年，總可復臻於富庶。清朝康熙年間，又算是這時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確較明中葉以後爲清明。當其入關之時，即罷免明末的三餉。又釐訂《賦役全書》，徵收都以明萬曆以前爲標準。聖祖時，曾疊次減免天下的錢糧。後來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賦”之例，把丁賦的數目限定了。這在農民，卻頗可減輕負擔。而當時的用度也比較地節儉。所以聖祖末年，庫中餘蓄之數，已及六千萬。世宗時，屢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二千四百萬。自此繼長增高，至1782年，就達到七千八百萬的巨數了。以國富論，除漢、隋、唐盛時，卻也少可比擬的。
聖祖晚年，諸子爭立。太子允礽，兩次被廢，後來就沒有建儲。世宗即位之後，和他爭立的兄弟，都次第獲罪，因此撤去諸王的護兵，並禁止諸王和內外官吏交通。滿洲內部特殊的勢力，可以說至此而消滅。但清朝的政治，卻亦得世宗整飭之益。聖祖雖然勤政，其晚年亦頗流於寬弛。各省的倉庫，多不甚盤查；錢糧欠繳的，也不甚追究。世宗則一反其所爲。而且把關稅、鹽課，徹底加以整頓。徵收錢糧時的火耗，亦都提取歸公。如此，財政上就更覺寬裕。而康雍對外的兵事，也總算徼天之幸，成功時多。清朝至此，就臻於全盛。
世宗死後，高宗繼之。高宗在表面上，是專摹效聖祖的，但他沒有聖祖的勤懇，又沒有世宗的明察，而且他的天性是奢侈的，正合着從前人一句話，“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在位時六次南巡，供帳之費無藝。對外用兵，所費亦屬不貲。凡事專文飾表面，虛僞和奢侈之風養成了。而中年後，更任用和珅，其貪黷爲古今所無。內外官吏，都不得不用賄賂去承奉他。於是上官貪取於下屬，下屬誅求於小民，至其末年，內亂就一發而不可遏了。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清朝歷代的君主，對於種族的成見，是很深的。他們對於漢人，則提唱尚文。一面表章程、朱，提倡理學，利用君臣的名分，以箝束臣下。一面開博學鴻詞科，屢次編纂巨籍，以牢籠海內士大夫。但一面又大興文字獄，以摧挫士氣。乾隆時，開四庫館，徵求天下的藏書，寫成六部，除北京和奉天、熱河的行宮外，還分置於江、浙兩省。看似曠古未有的盛舉，然又大搜其所謂，從事焚燬。據當時禮部的奏報，被焚的計有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清朝的對於士子，是嚴禁其結社講學，以防其聯合的。即其對於大臣，亦動輒嚴詞詰責，不留餘地。
還要時用不測的恩威，使他們畏懼。使臣以禮之風，是絲毫沒有的。如此，他們所倚爲腹心的，自然是旗人了。確實，他們期望旗人之心，是很厚的。旗人應試，必須先試弓馬。旗兵是世襲的。一人領餉，則全家坐食。其駐防各省的，亦都和漢人分居，以防其日久同化，失其尚武的風氣。而又把東三省和蒙古，都封鎖起來，不準漢人移殖。他們的意思，以爲這是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了。然而旗人的既失其尚武之風，而又不能勤事生產，亦和前代的女真、蒙古人相同。而至其末造，漢人卻又沒有慷慨奮發，幫他的忙的，於是清朝就成爲萎靡不振的狀態，以迄於亡。這是他們在前半期造成的因，至後半期而收其果。
第三、清初的外交
清初的外交，是幾千年以來外交的一個變局，因爲所交的國和前此不同了。但是所遇的事情變了，而眼光手段，即隨之而變。新事情來，總不免沿用舊手段對付。而失敗之根，即伏於此。不過當此時，其失敗還潛伏着罷了。
清初外交上最大的事件，便是黑龍江方面中俄境界問題。因爲這時候，俄國的遠征隊，時向黑龍江流域剽掠。該處地方的居民，幾於不能安其生了。當1670年，聖祖嘗詒書尼布楚守將，請其約束邊人，並交還逃囚罕帖木兒。尼布楚守將允許了，而不能實行。及1675年，俄人遣使來議劃界通商。聖祖致書俄皇，又因俄人不通中國文字，不能瞭解。交涉遂爾停頓。1681年，三藩平定，聖祖乃決意用兵。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造大船，並築齊齊哈爾、墨爾根兩城，置十驛，以通餉道。1685年，都統彭春，以水軍五千，陸軍一萬，圍雅克薩城。俄將約降，逃往尼布楚。彭春毀其城而還。俄將途遇援兵，復相率偕還，築城據守。明年，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再以八千人圍之。城垂下，而聖祖停戰之命至。
是時俄皇大彼得初立，內難未平，又外與波蘭、土耳其競爭，無暇顧及東方。在東方的實力，亦很不充足，無從與中國構釁。適會是時，聖祖又因荷蘭使臣，詒書俄皇。俄皇乃復書，許約束邊人，遣使議劃疆界，而請先解雅克薩之圍。聖祖亦許之。於是俄使費耀多羅東來，而聖祖亦使內大臣索額圖等前往會議。1688年，相會於尼布楚。當費耀多羅東來時，俄皇命以黑龍江爲兩國之界，而索額圖奉使時，亦請自尼布楚以東，黑龍江兩岸之地，俱歸中國，議既不諧，聖祖所遣從行的教士徐日升、張誠從中調停，亦不就。兵釁將啓。此時俄使者從兵，僅一千五百，而清使臣扈從的精兵萬餘，都統郎談，又以兵一萬人，從璦琿水陸並進。兵釁若啓，俄人決非中國之敵，俄人乃讓步，如中國之意以和。定約六條：西以額爾古訥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爲界。嶺南諸川入黑龍江的，都屬中國，其北屬俄。立碑於兩國界上，再毀雅克薩城而還。
《尼布楚條約》既定，中俄的疆界問題，至此暫告結束，而通商問題，仍未解決。1693年，俄使伊德斯來。聖祖許俄商三年一至京師，人數以二百爲限；居留於京師的俄羅斯館，以八十日爲限；而免其稅。旋因俄人請派遣學生，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又爲之設立俄羅斯教習館。
當尼布楚定約前三年，蒙古喀爾喀三汗，爲準噶爾所攻，都潰走漠南，至1697年，乃還治漠北。於是蒙、俄劃界通商的問題復起。土謝圖汗和俄國本有貿易。此時仍許其每年一至。然因互市之處無官員管理，頗滋紛擾。蒙人逃入俄境的，俄國又多不肯交還。於是因土謝圖汗之請，於1722年，絕其貿易。至1727年，才命郡王策凌等和俄使定約於恰克圖。自額爾古訥河以西，至齊克達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而以烏帶河地方，爲甌脫之地。在京貿易，與舊例同。俄、蒙邊界，以恰克圖和尼布楚爲互市之地。1737年，高宗命停北京互市，專在恰克圖。此時中、俄交涉，有棘手時，中國輒以停止互市爲要挾。乾隆一朝，曾有好幾次。
清初的中、俄交涉，看似勝利，然得地而不能守，遂伏後來割棄之根。這是幾千年以來，不勤遠略，不飭守備，對於邊地僅事羈縻的結果。至於無稅通商，在後來亦成爲惡例。然關稅和財政、經濟的關係，當時自無從夢見；而一經允許，後來遂無從挽回，亦是當時夢想不到的。所以中西初期交涉的失敗，可以說是幾千年以來，陳舊的外交手段不適用於新時代的結果，怪不得哪一個人，其失策，亦不定在哪一件事。要合前後而觀其會通，才能明瞭其真相。
至於海路通商，則因彼此的不瞭解，所生出的窒礙尤多。通商本是兩利之事，所以當臺灣平後，清朝沿海的疆吏，亦屢有請開海禁的。而其開始解禁，則事在1685年。當時在澳門、漳州、寧波、雲臺山，各設榷關。1688年，又於舟山島設定海縣，將寧波海關，移設其地。1755年，英人請收泊定海，而將貨物運至寧波，亦許之。乃隔了兩年，忽然有停閉浙海之議。原來中國曆代海路的對外通商，是最黑暗不過的。官吏的貪婪，商人的壟斷和剝削，真是筆難盡述。二千年以來，都是如此。到了近代，自然也逃不出此例。當時在廣東方面，外人和人民不能直接貿易，而必經所謂官商者之手。後來因官商資力不足，又一人專利，爲衆情所不服，乃許多人爲官商，於是所謂公行者興。入行的所出的費用，至二三十萬之巨。所以其取於外商，不得不重。
而因中國官吏，把收稅和管束外人的事，都交託給他，所以外人陳訴，不易見聽，即或徇外商之請，暫廢公行，亦必旋即恢復。於是外商漸舍粵而趨浙。1757年，閩督喀爾吉善、粵督楊應琚，請將浙關稅收，較粵關加重一倍。奉諭：“粵東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爲生；而虎門，黃埔，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驅歸粵海爲宜。明年應專令在粵。”英商通事洪任輝憤怒，自赴天津，訐告粵海關積弊。中朝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廣東，把他圈禁在澳門。雖亦將廣東貪污官吏，懲治一二，而管束外人的苛例，反因此迭興。1792年，英人派馬甘尼東來，要求改良通商之事。其時正值清高宗八旬萬壽。清人賞以一席筵宴、許多禮物，而頒給英王《敕諭》兩道，將其所陳請之事，一概駁斥不準。
未幾，東南沿海，艇盜橫行，而拿破崙在歐洲，亦發佈《大陸條例》，以困英國。葡萄牙人不聽，爲法所破。英人慮其侵及東洋，要派兵代葡國保守澳門，以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助中國剿辦海寇爲由，向中國陳請。中國人聽了大詫，諭粵督嚴飭兵備。1808年，英人以兵船闖入澳門，遣三百人登岸。時粵督爲吳熊光，巡撫爲孫玉庭，遣洋行挾大班往諭，不聽，熊光命禁其貿易，斷其接濟。英人遂闖入虎門，聲言索還茶價和商欠。於是仁宗諭吳熊光：“嚴飭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辦。”而熊光等因海寇初平，兵力疲敝，主張謹慎，許其兵退即行開艙。乃退兵貿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職，代以百齡和韓葑。於是管理外人愈嚴。1810年，英人再遣阿姆哈司來聘。又因國書及衣裝落後，未得覲見。於是中、英間的隔閡，愈積愈深，遂成爲鴉片戰爭的遠因了。
第四、清代的武功
中國曆代，對北方的用兵，大概最注重於蒙古、新疆地方，是不煩兵力而自服的。至於青海、西藏，則除唐代吐蕃盛強之時外，無甚大問題。而蒙、新、海、藏相互之間，其關係亦甚薄弱。自喇嘛教新派——黃教盛行以後，青海、蒙古，都成了該教的區域；而天山南路，因回教盛行，團結力亦較前爲強；而此諸地方，近代的形勢，遂較前代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