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營“平價”貿易的創始。五穀布帛絲綿等類日常需用之物，遇滯銷時，由政府照本收買。政府在各地算出這類貨物每季的平均價格（各地不必同）。若貨物的市價超過平均價，則政府照平均價出賣，若低過平均價，則聽人民自相買賣。這制度雖然與武帝所行的平準法有點相似，但用意則極不相同，後者目的在政府贏利，前者則在維持一定的物價水準，便利消費者而防止商人的囤積居奇。
四、荒棄土地稅的創始。不耕的田和城郭中不種植的空地皆有稅。
五、處理無業遊民的新法。無業的人每丁每年須繳納布帛一匹，不能繳納的由縣官征服勞役，並供給其衣食。
六、所得稅的創始。對一切工商業（包括漁獵牧畜，巫醫卜祝，旅店經營以至婦女之養蠶，紡織和縫補）。取純利十一分之一，叫做“貢”，政府收入的一貢即爲放款與人民的本錢。貢稅與現代所得稅的異點在前者沒有累進的差別，亦沒有免徵的界限。
以上的制度，除銅冶的專利公佈於始建國元年外，其餘皆在始建國二年以後陸續公佈，其被實際施行的程度和推行時所遇的困難和阻礙，歷史上亦均無記載。銅冶的專利弛於始建國五年，山澤的專利弛於地皇三年（22年），次年王莽便敗死。
第五、曇花一現的新朝
王莽對於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認爲“制定天下自平”。除上述一切關於民生和財政的新法外，他對於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行政區域的劃分，以及禮樂刑法無不有一番改革。他自即位以來，日夜和公卿大臣們引經據典地商討理想的制度，議論連年不休。他沿着做大司馬時的習慣，加以疑忌臣下，務要集權攬事，臣下只有唯喏敷衍，以求免咎。他雖然忙到每每通宵不眠，經常的行政事務，如官吏的遴選，訟獄的判決等卻沒有受到充分的理會。有些縣甚至幾年沒有縣長，缺職一直被兼代着，地方官吏之多不得人是無足怪的。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鎮守將軍，“繡衣執法”，以及絡繹於道的種種巡察督勸的使者又多是貪殘之輩，與地方官吏相緣爲奸。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即使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變成病民。何況像貢稅和荒地稅本屬苛細，國家專利的事業禁民私營。像鑄錢和銅冶，犯者鄰里連坐，這又給奸吏以虐民的機會。
在王莽的無數改革中有一件本身甚微而影響甚大的，即王爵的廢除，因此從前受漢朝冊封爲王的四夷的君長都要降號爲侯，並且更換璽印。爲着這事，朝鮮的高句麗，西南夷句町先後背叛。王莽對他們採取高壓政策。他派十二將領甲卒三十萬，十道並出，去伐匈奴。因爲兵士和軍用的徵發的煩擾，內郡人民致有流亡爲盜賊的，幷州平州尤甚。出征的車隊屯集在北邊，始終沒有出擊的機會。邊地糧食不給，加以天災，起大饑荒，人民相食，或流入內郡爲奴婢。邊地的屯軍，生活困苦，又荼毒地方，五原代郡，受禍尤甚；其人民多流爲盜賊，數千人爲一夥，轉入旁郡，經一年多，才被平定。北邊郡縣卻大半空虛了。爲伐匈奴，強徵高句麗的兵，結果高句麗亦叛，寇東北邊。徵句町的大軍，十分之六七死於瘟疫，而到底沒有得到決定性的勝利。爲給軍用，賦斂益州，人民財物至於十收四五。益州因而虛耗。以上都是王莽即位以來八年間的事。
從新朝的第九年（是年莽六十二歲）至第十四年（17至22年）間，國內連年發生大規模的天災，始而枯旱，繼以飛蝗。受災最重的地方是青徐二州（今山東的東南部和江蘇的北部）和荊州（今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災害的程度，除了表現於四方蜂起的饑民暴動外，還有二事可徵：其一，山東饑民流入關中求食的就有數十萬人；其二，王莽分遣使者往各地，教人民煮草木爲“酪”以代糧食，這種“酪”卻被證明是無效的替代品。
暴動的饑民，起初只遊掠求食，常盼年歲轉好，得歸故里；不敢攻佔城邑，無文告旗幟，他們的魁帥亦沒有尊號，他們有時俘獲大吏也不敢殺害。因將吏剿撫無方，他們漸漸圍聚，並和社會中本來不飢的梟悍分子結合，遂成爲許多大股的叛黨。其中最著者爲萌芽於瑯邪而蔓延於青徐的“赤眉”（叛徒自赤其眉，以別於官軍，故名）；和最初窟穴於綠林山（在今河南）而以荊州爲活動範圍的綠林賊。二者皆興起於新朝的第九年。綠林賊後來分裂爲下江兵和新市兵。
第十三年（即地皇二年，21年），王莽遣太師羲仲景尚，更始將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同時又遣將擊句町，並令天下轉輸谷帛至北邊的西河，五原，朔方和漁陽諸郡，每郡以百萬數，預備大舉伐匈奴。是年曾以剿賊立大功，領青徐二州牧事的田況，上平賊策道：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致延蔓連州。乃遣將率（率乃新朝將帥之稱）多發使者，傳相監趣（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供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指羲仲景尚與王黨）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併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卒，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王莽不聽，反免田況職，召還京師。
第十四年二月，羲仲景尚戰死。四月，莽繼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將銳士十餘萬，往徵青徐。大軍所過百姓唱道：
寧逢赤眉，
不逢太師。
太師尚可；
更始殺我！
十月，廉丹戰死，全國震動。十一月，下江新市兵與平林舂陵兵聯合。平林春陵兵皆以其興起之地名，先後皆於是年興起。舂陵兵的領袖乃漢朝皇室的支裔，劉和劉秀兩兄弟。
第十五年，二月，下江新市等聯軍擁立劉玄爲皇帝，改元更始。劉玄亦漢朝皇室的支裔，他即位之日，對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語。是時聯軍攻宛城未下，他駐蹕宛城下。三月王莽詔發郡國兵四十餘萬，號百萬，會於洛陽，以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爲將。五月，二王率其兵十餘萬由洛陽向宛進發，路過昆陽，時昆陽已降於聯軍，二王首要把它收復。部將嚴尤獻議道：“今僭號的人在宛城下，宛城破，其他城邑自會望風降服，不用費力。”王邑道：“百萬大軍，所過當滅，如今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豈不快哉！”於是縱兵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王邑不許。嚴尤又獻計道：兵法上說，“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依此而行，使城中賊得路逃出，好驚怖宛下。王邑不聽。先是當城尚未合圍時，劉秀漏夜從城中逃出，請救兵。
六月劉引救兵到，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二王亦派兵迎擊，卻連戰皆敗。劉秀乃率敢死隊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官軍的中堅。二王根本輕視他，自將萬餘人出陣，令其他營伍各守本部，不得擅動。二王戰不利，大軍又不敢擅來救援。二王陣亂，劉秀乘勢猛攻，殺王尋。城中兵亦鼓譟而出，內外夾擊，震呼動天地，官軍大潰，互相踐踏，伏屍百餘里。是日風雷大作，雨下如注，近城的河川盛潦橫溢，官兵溺死以萬計，得脫的紛紛奔還本鄉。王邑只領着殘餘的“長安勇敢”數千，遁歸洛陽。消息所播，四方豪傑，風起雲涌地舉兵響應，旬日之間，遍於國中，他們大都殺掉州牧郡守，自稱將軍，用更始的年號，等候着新主的詔命。九月，響應更始的“革命”軍入長安，城中市民亦起暴動相應，王莽被殺，手刃他的是一個商人。他的屍體被碎裂，他的首級被傳送到宛。
做過王莽的“典樂大夫”的桓譚在所著《新論》裡曾以漢高帝與王莽比較，指出王莽失敗的原因，說道：
維王翁（即莽）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已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幹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知）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已。高帝日：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呈，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日：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已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卒左右用事者。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或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此）不知大體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