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在經濟上，則通商以後，中國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兩利之事，歷代中外通商，所輸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須品。然中國所受的影響有限。至於近代，則西人挾其機制之品，以與我國的手工業相競爭。手工業自然是敵不過他的。遂漸成爲洋貨灌輸，固有的商工業虧折，而推銷洋貨的商業勃興之象。不但商工業，即農村亦受其影響，因爲舊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農家的副業。偏僻的農村，並有許多粗製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於外的。機制品輸入後，此等局面打破，農村也就直接間接受着外人的剝削了。此等情勢，但看通商以後，貿易上的數字，多爲入超可見。資本總是向利息優厚之處流入的，勞力則是向工資高昂之處移動的。遂成爲外國資本輸入中國，而中國勞工紛紛移殖海外的現象。
外人資本的輸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機關。從《馬關條約》以後，外人得在我國通商口岸設廠，而輕工業以興。其後外人又競攫我的鐵路、礦山等，而重工業亦漸有興起。此等資本，或以直接投資，或以借款，或以合辦的形式輸入，而如鐵路礦山等，並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於純粹的政治借款，則是從1866年，征討回亂之時起的。此後每有缺乏，亦時借洋債，以資挹注。但爲數不多。中、日戰後，因賠款數目較巨，財政上一時應付不來，亦借外債以資應付。但至1902年，亦都還清。而其前一年，因義和團運動和各國訂立和約，賠款至四萬五千萬兩之巨。截至清末，中國所欠外債，共計一萬七千六百萬，僅及庚子賠款三分之一強，可見鎮壓義和團一役，貽累於國民之深了。
我國的新式工業初興起時，大抵是爲軍事起見。其中僅1878年，左宗棠在甘肅倡辦織呢局；稍後，李鴻章在上海辦織布局；張之洞在湖北辦織布、紡紗、制麻、繅絲四局，可稱爲純粹工業上的動機。此等官辦或官商合辦的事業，都因官場氣習太深，經營不得其法，未能繼續擴充，而至於停辦。前清末造，民間輕工業，亦漸有興起的，亦因資本不足，管理不盡合宜，未能將外貨排斥。在商業上，則我國所輸出的，多系天產及粗製品。且能直接運銷外國者，幾於無之，都是坐待外商前來採運，其中損失亦頗巨。
華人移殖海外，亦自前代即有之。但至近世，因交通的便利，海外事業的繁多，而更形興盛。其初外人是很歡迎中國人前往的。所以1858年的《中英條約》，1861年的《中俄條約》，1864年的《西班牙條約》，1868年的《中美續約》，都有許其招工的明文。今日南洋及美洲繁盛之地，原系華人所開闢者不少。到既經繁盛，卻又厭華人工價的低廉，而從事於排斥，苛待、驅逐之事，接踵而起了。但在今日，華僑之流寓海外者還甚多。雖無國力之保護，到處受人壓迫，然各地方的事業，握於華人之手者仍不少。譬如暹羅、新加坡等，一履其地，儼然有置身閩、粵之感。我國的國際收支，靠華僑匯回之款，以資彌補者，爲數頗巨。其人皆置身海外，深受異民族壓迫之苦，愛國之觀念尤強，對於革命事業的贊助，功績尤偉。若論民族自決，今日華僑繁殖之地，政權豈宜握在異族手中？天道好還，公理終有伸張之日，我們且靜待着罷了。
第九、基督教和西方科學的傳入
中國和外國的交通，也有好幾千年了。雖然彼此接觸，總不能無相互的影響，然而從沒有能使我國內部的組織，都因之而起變化的。其有之，則自近世的中歐交通始。這其間固然有種種的關係，然而其最主要的，還是東西文化的差異。東西文化最大的差異，爲西洋近世所發明，而爲中國所缺乏的，便是所謂科學。所以科學的傳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學與宗教，雖若相反，其最初傳入，卻是經教士之手的。
基督教的傳入中國，亦由來已久。可是因中國人迷信不深，對於外國傳入的宗教，不能十分相契，所以都不久而即絕。至近世，新教興於歐洲，舊教漸漸失勢，舊教中有志之士，乃思推廣其勢力於他洲。其中號稱耶穌會的，傳佈尤力。耶穌會的教士，第一個到中國來的，是利瑪竇。以1581年至澳門。初居廣東的肇慶。1598年，始經江西到南京。旋入北京。1600年，神宗賜以住宅，並許其建立天主堂。天主教士的傳教於中國，和其在他國不同。他們深知道宗教的教理，不易得華人尊信的。所以先以科學牖啓中國人。後來才漸漸的談及教理。利瑪竇到北京之後，數年之間，信教的便有二百餘人。徐光啓、李之藻等熱心科學之士，都在其內。當時的教士，並不禁華人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他們說：“中國人的拜天，是敬其爲萬物之本；其拜祖宗，系出於孝愛之誠；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都不能算崇拜偶象。”教士都習華言，通華文。飲食起居，一切改照華人的樣子，他們都沒有家室，制行堅卓，學問淵深。所以很有敬信他們的人。然亦有因此，而疑其別有用心的。
當利瑪竇在日，就有攻擊他的人。神宗因其爲遠方人，不之聽。1610年，利瑪竇卒。攻擊的人，更爲利害。到1616年，就被禁止傳佈。教士都勒歸澳門。然而這一年，正是滿洲叛明自立的一年。自此東北一隅，戰爭日烈，明朝需用槍炮也日亟。至1622年，因命教士製造槍炮，而教禁亦解。明朝所行的大統歷，其法本出西域。所以當開國時候，就設有回回曆科。到了末年，其法疏舛了。適會基督教中深通天文的湯若望來華。1629年，以徐光啓之薦，命其在北京歷局中，製造儀器，翻譯曆書，從事於曆法的改革。至1641年，而新曆成。越二年，命以之代舊曆。未及行而明亡。清兵入關後，湯若望上書自陳。詔名其歷爲時憲。湯若望和南懷仁，都任職欽天監。這時候，基督教士，可以說很得信任了。到清世祖歿，而攻者又起。
當時攻擊基督教最烈的，是習回回曆法的楊光先。但他的主意，並不在乎曆法。他曾說：“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他又說：“他們不婚不宦，則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他們著書立說，說中國人都是邪教的子孫，萬一蠢動，中國人和他對敵，豈非以子弟拒父兄？“以數萬裡不朝不貢之人，來不稽其所從來，去不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止不關防；十三省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百餘年後，將有知餘言之不得已者”。楊光先之說如此：利用傳教，以作侵略的先鋒，這是後來之事——也可說是出於帝國主義者的利用，並非傳教者本身的罪惡——基督教初入中國時，是決無此思想的。楊光先的見解，在今日看起來，似乎是偏狹，是頑固。
但是中國曆代，本有借邪教以創亂的人；而基督教士學藝之精，和其無所爲而爲之的精神，又是中國向來沒有看見過的。這種迷信的精神，迷信不深的中國人，實在難於瞭解。楊光先當日，有此疑忌，卻也無怪其然。不但楊光先，怕也是當日大多數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聖祖，他對於西洋傳入的科學，可以說是頗有興味的。對於基督教士，任用亦不爲不至。然而在他的《御製文集》裡，亦說“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這正和楊光先是一樣的見解。不過眼前要利用他們，不肯即行排斥罷了。人類的互相瞭解，本來是不大容易的。在學藝上，只要肯虛心研究，是非長短，是很容易見得的。但是國際上和民族間的猜忌之心，一時間總難於泯滅，就做了學藝上互相灌輸的障礙。近世史的初期，科學輸入的困難，這實在是一個大原因。
楊光先以1664年，上書攻擊基督教士，一時得了勝利。湯若望等都因之得罪。當時即以監正授光先。光先自陳“通曆理而不知曆法”，再四固辭，政府中人不聽，不得已任職。至1667年，因推閏失實，得罪遣戍。再用南懷仁爲監正。自此終聖祖之朝，教士很見任用。傳教事業，也頗稱順利。直至1707年，而風波纔再起。
原來利瑪竇等的容許信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當時別派教士，本有持異議的。後來訐諸教皇。至1704年，教皇乃立《禁約》七條，派多羅到中國來禁止。多羅知道此事不可造次。直遲到這一年，才以己意發佈其大要。聖祖和他辯論，彼此說不明白，大怒，命把多羅押還澳門，交葡萄牙人監禁。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是印度的一部分，本歸葡萄牙人保護的。後來法國人妒忌他，才自派教士到中國。葡萄牙人正可惡不由他保護的教士，把多羅監禁得異常嚴密。多羅就憂憤而死。然而教皇仍以1715年，申明前次的禁約。到1718年，並命處不從者以“破門”之罰。於是在華教士，不復能順從華人的習慣，彼此之間，就更生隔礙。1717年，碣石鎮總兵陳昂，說天主教在各省，開堂聚衆，廣州城內外尤多，恐滋事端。請依舊例嚴禁，許之。1723年，閩浙總督滿保，請除送京效力人負外，概行安置澳門。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爲公廨。朝廷也答應了。自此至五口通商以前，教禁就迄未嘗解。
基督教士東來以後，歐洲的各種科學，差不多都有輸入。曆法的改革，槍炮的製造，不必論了。此外很有關係的，則爲清聖祖時，派教士到各省實測，繪成的《皇輿全覽圖》。中國地圖中，記有經緯線的，實在從此圖爲始。當明末，陝西王徵，曾譯西書，成《遠西奇器圖說》，李之藻譯《泰西水法》，備言取水、畜水之法及其器械。徐光啓著《農政全書》，也有采用西法的。關於人體生理，則有鄧玉函所著的《人身說概》。關於音樂，則有徐日升所修的《律呂正義續編》。而數學中，利瑪竇和徐光啓所譯的《幾何原本》，尤爲學者所推重。代數之學，清朝康熙年間，亦經傳入，謂之借根方。清朝治天文、歷、算之士，兼通西法的很多。形而上之學，雖然所輸入的，大抵不離乎神學。然而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亦早經李之藻之手，而譯成《名理探》了。就是繪畫、建築等美術，也有經基督教士之手而傳入的。所以在當時，傳入的科學，並不爲少。但是一、因中國人向來不大措意於形而下之學；二、則科學雖爲中國人所歡迎，而宗教上則不免有所障礙；所以一時未能發生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