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實是從胡服而漸變。坐則多據胡牀，亦和前此的牀榻不同了。這是說北族的文化，被我來取的。至於我國的文化，影響於北族，那更指不勝屈。凡歷史所謂去腥羶之習、襲上國之法，無一不是棄其舊俗而自同於我的。如渤海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其事既多，自無從一一列舉了。
第九、唐中葉以後的政局
軍人跋扈，是紊亂政治的根本，而亦是引起外患的原因。唐中葉後，卻內外俱坐此弊。
其原因，起於武力的偏重。唐自府兵制壞，而玄宗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於是邊兵重而內地的守備空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其時，東北和西北兩邊，兵力尤重。而安祿山又以一胡人而兼范陽、平盧兩鎮，遂有潛謀不軌之心。
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政事。初用李林甫爲相，任其蔽聰塞明。繼又因寵楊貴妃之故，而用楊國忠。國忠是和祿山不合的，又以事激之使反。公元755年，祿山遂反於范陽。祿山既反，不一月而河北皆陷。進陷河南，遂入不潼關。玄宗奔蜀。至馬嵬，兵變，迫玄宗殺貴妃和國忠。而父老都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祿山本一軍人，並無大略。其部下尤多粗才。既入長安，日惟置酒高會，貪求子女玉帛，更無進取之意。所以玄宗得以從容入蜀，而肅宗西北行，亦無追迫之患。祿山旋又爲其子慶緒所殺，賊將多不聽命令，其勢益衰。於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以兵至行在。先出兵平河東，次借用回紇和西域的兵，收復兩京。遂合九節度的兵，圍安慶緒於鄴。其時官軍不置統帥，號令不一，軍心懈怠。而賊將史思明，既降復叛。自范陽發兵南下。官軍大敗。思明殺安慶緒，復陷東京。旋進陷河陽、懷州。唐命李光弼統兵，與之相持。思明旋亦爲其子朝義所殺。762年，肅宗崩，代宗立。朝義誘回紇入寇。
代宗命蕃將僕固懷恩，往見其可汗，與之約和。即借其兵以討朝義。纔算把他打平。然而唐室自此就不能復振了。其原因：一、回紇自此大爲驕橫。又吐蕃乘隙，盡陷河西、隴右。自玄宗時，南詔並六詔爲一，後亦叛中國，與吐蕃合。邊患日棘。
二、史朝義敗亡時，僕固懷恩實爲大將。懷恩意欲養寇自重，賊將投降的，都不肯徹底解決，而就授以官。於是昭義、成德、天雄、盧龍、平盧諸鎮，各據土地，擅賦稅，擁兵自固。唐朝一方面，亦藩鎮遍於內地，跋扈不聽命令的很多，甚至有與安、史遺孽互相影響的。
然而根本的大患，還不在此。從來遭直艱難之會，最緊要的是中樞。中樞果能振作，不論如何難局，總可設法收拾的。而唐自中葉以後，其君又溺於宦侍。肅宗既信任李輔國、代宗又信任程元振。遂至吐蕃的兵，打入京城。代宗逃到陝州。洮西的神策軍，自安史亂後，駐紮於此。吐蕃兵退後，宦官魚朝恩，即以這一枝兵，護衛代宗回京城。於是神策軍漸與禁軍齒，變成天子的親兵了。
代宗死後，德宗繼立。頗思振作。其時昭義已爲天雄所並，盧龍對朝廷亦恭順，而成德、天雄、平盧，聯兵拒命，山南東道亦叛。德宗命神策及河東兵與盧龍合攻三鎮，淮西兵討平山南。而盧龍及淮西復叛，發涇原兵東討。過京師，以不得賞賜，作亂。奉朱泚爲主。德宗奔奉天。爲泚所圍攻。賴渾瑊力戰，又得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入援，圍乃解。懷光惡宰相盧，欲面陳其奸，爲所阻，又反。德宗再奔梁州。於時叛者四起，而朝廷的兵力、財力，都很薄弱。不得已，乃聽陸贄的話，赦其餘諸人的罪，專討朱泚。幸賴李晟忠勇，得以收復京城。又得馬燧，打平河中。然而其餘諸鎮，就只好置諸不問了。而德宗迴鑾以後，鑑於人心的反覆，遂至文武朝臣，一概不信，而專信宦官。命其主管神策軍。而神策軍的餉賜，又最優厚，諸軍多自願隸屬。其數遂驟增至十五萬。宦官得此憑藉，遂起而干涉朝政。唐朝的中央政府，就更無振作之望了。
德宗崩後，子順宗立。順宗爲太子時，即深惡宦官。及即位，用東宮舊臣王叔文等，要想除去宦官。而所謀不成，順宗以疾傳位於憲宗，叔文等多貶謫而死。憲宗任用裴度，討平淮西、河北三鎮，亦都聽命，實爲唐事一大轉機。憲宗被弒。穆宗即位。因宰相措置失宜，三鎮復叛。用兵不克。只得赦其罪而罷兵。
自此河北三鎮，終唐之世，不能復取了。穆宗之後，傳敬宗以至文宗。初用宋申錫爲相，繼又不次擢用李訓、鄭注，謀誅宦官，都不克。甘露之變以後，帝遂爲宦官所制，抑鬱而崩。武宗立，頗英武，能任用李德裕，討平劉稹之叛。宣宗立，政治亦頗清明，人稱爲小太宗。當德宗時，西川節度使韋皋，招徠南詔，與之共破吐蕃。文宗時，回紇爲黠戛斯所破。宣宗時，吐蕃內亂，中國遂乘機收復河湟之地。天寶以後的外患，至此亦算解除。然而自憲宗以後，無一君非宦官所立，中央的政治，因此總不能清明；而外重之勢，亦無術挽回，總不過苟安罷了。宣宗之後，懿宗、僖宗兩代，又均荒淫。僖宗年幼，尤敬信宦官田令孜。一切都聽他主持。流寇之禍又起，到底借外力打平，唐室就不能支持了。
沙陀是西突厥別部。西突厥亡後，依北庭都護府以居。後引吐蕃陷北庭。又爲吐蕃所疑，乃舉部歸中國。中國人處之河東。簡其精銳的爲沙陀軍。懿宗時，徐、泗兵戍桂州的作亂，北還。靠着沙陀兵打平。於是其酋長朱邪赤心，賜姓名爲李國昌，用爲大同節度使。後又移鎮振武。國昌的兒子克用，叛據大同。爲幽州兵所破。父子俱奔韃靼。875年，黃巢作亂。自河南經山南，沿江東下，入浙東，經福建，至嶺南，再北出，渡江，陷東都，入潼關。田令孜挾僖宗走蜀。諸方鎮多坐視不肯出兵。討賊的兵，亦不肯力戰。不得已，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來。李克用帶着沙陀、韃靼萬餘人而南。居然把黃巢打平。然而沙陀之勢，就不可複製了。
黃巢亂後，唐室的威靈，全然失墜。沙陀雄據河東。黃巢的降將朱全忠據宣武。韓建、王行瑜、李茂貞等，又跋扈關內。僖宗崩後，昭宗繼立。百計以圖挽回，終於無效。朝廷每受關內諸鎮的脅迫，多藉河東以解圍。自黃巢亡後，其黨秦宗權復熾。橫行河南。此時朱全忠的情勢，甚爲危險。而全忠居圍城之中，勇氣彌厲。到底乘宗權兵勢之衰，把他滅掉。又吞併山東和淮北，服河北三鎮，並河中，降義武。取澤、潞及邢、洺、磁。連年攻逼太原，於是河東兵勢亦弱，惟全忠獨強。昭宗和宰相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挾李茂貞以自重。崔胤召朱全忠的兵。宦官遂劫帝如鳳翔。全忠進兵圍之。茂貞不能抗，奉昭宗如全忠營。於是大誅宦官，而昭宗亦被全忠劫遷於洛陽。旋弒之而立昭宣帝。907年，唐遂爲樑所篡。
這時候，除河東以外，又有吳、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六國，遂入於五代十國之世。
第十、隋唐文化
從南北朝到隋唐，是由戰亂而入於昇平的。隋文帝本是個恭儉之主。在位時，國富之盛，甲於古今。雖然中經煬帝的擾亂，然而不久，天下即復見清平。唐太宗尤爲三代以下令主。貞觀、永徽之治，連續至三十年。亦和漢代的文、景，相差不遠。以理度之，天下該復見昇平的氣象了。果然，《唐書·食貨志》說太宗之治，“行千里者不齎糧，斷死刑歲僅三十九人。”這話雖或言之過甚，然而當時，海內有富庶安樂的氣象，大約不是虛誣的。然而這亦不過總計一國的財富，有所增加，無衣無食的人，或者減少些，至於貧富的不均，有資本的人，對於窮人的剝削，則還是依然如故。所以一方號爲富庶，一方面，自晉以來，一貫的平均地權的政策，不但不能因承平日久而推行盡利，反因其有名無實而並其法亦不能維持了。
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三者是相一貫的，而唐制尤爲完備。其制：丁男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老及篤、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的加二十畝——都以二十畝爲世業，餘爲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爲寬鄉，不足的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鄉有餘田，是要以給比鄉的。州縣亦然。庶人徙鄉和貧無以葬的，得賣世業田。其自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這大約是獎勵其遷徙，即以賣田所得，作爲遷徙的補助費的意思。其取之之法：則歲輸粟二石爲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的每日折輸絹三尺，爲庸。隨鄉所出，輸絲、綿、麻或其織品爲調。此等制度果能盡力推行，亦足使農人都有田可種，而且無甚貧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無實的措施，敵不過社會上自古相沿的習慣。所以民間的兼併如故。
而史稱開元之世，其兼併，且過於漢代成、哀之時。授田之法，既已有名無實，卻因此又生一弊。漢代的田租，所稅的是田、口賦，所稅的是人，二者本釐然各別。自戶調法行，各戶既有相等之田，自然該出相等之稅，兩者遂合爲戶賦。授田之法既廢，田之有無多寡，仍不相等，而仍按其丁中，責以輸相同之賦，就不免有田者無稅，無田者有稅，田多者稅少，田少者稅多了。於是人民不逃之宦、學、釋、老，即自託於客戶。版籍混淆，而國家的收入，亦因之而大減。唐玄宗時，宇文融曾請括籍外羨田，以給逃戶，行之未有成效。780年，德宗的宰相楊炎，才定兩稅之法。不再分別主客戶，但就其現居之地爲簿，按其產業的多少以定稅。於是負擔的重輕和貧富相合；而逃稅的人，亦多變而要輸稅。財政上的收入，自然可以增加。然而制民之產之意，則蕩焉以盡了。從晉武平吳創戶調式至此，爲時恰五百年。
要解決民生問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二者必須並行。節制資本，一則宜將事業之大者，收歸官營。一則要有良好的稅法。官營事業，在從前疏闊的政治之下，不易實行。至於稅法，則從前的人，泥於古制，以爲只有田租口賦，是正當的收入。於是各種雜稅，非到不得已時，不肯收取。一遇承平，就仍舊把他罷免。隋文帝得位之後，即將鹽池、鹽井、酒坊、入市之稅，概行罷免，即其一例。唐中葉以後，雖亦有鹽茶等稅，然皆因財政竭蹶而然，節制資本之意，絲毫無有，所以資本反而更形跋扈。即如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身丁爲本，似得平均負擔之意。然而估計資產，其事甚難。所以當時陸贄就說：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的。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爲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的。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寡利”的。“計估算緡，失平長僞。”須知社會的情形複雜了，賦稅便應從多方面徵收，尤應舍直接而取間接。而當時的人，只知道以人爲主，而估計其家貲，自然難於得實了。而從此以後，役法亦計算丁資兩者而定，詒害尤烈。
要社會百業安定，必須物價常保其平衡。《管子·輕重》諸篇，所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後世市場廣大，而國家的資力有限，要想控制百物的價格，自然是辦不到的。只有食糧，因其與民生關係最大，所以歷代政府，總還想控制其價格。其辦法，便是漢朝耿壽昌所倡的常平倉。谷賤時增價而糴，谷貴時減價而糶。既可以平市價，而其本身仍有微贏，則其事業可以持久。這原是個好法子。但亦因市場廣而資本微之故，不能左右物價。即使當糧食騰貴之時，能將他稍稍壓平，其惠亦僅及於城市中人，大多數的農民，實在得不到救濟。所以隋朝的長孫平又創義倉之法。以社爲範圍，收穫之日，勸課人民，量出粟麥，即在當社，設倉貯蓄。遇有歉歲，則以充賑濟。此法令人民以互助爲自助，亦是很好的法子。惜乎其法僅限於凶荒時的賑濟，則用之有所不盡。後來並有移之於州縣的，那更全失其本意了。
社會的階級制度，當隋，唐之世，亦是一個轉變的時代。六朝時門閥之盛，已有論述。隋、唐時，表面上雖尚保持其盛況，然而暗中已潛起遷移。原來所謂門閥，雖不以當時的官位爲條件，然而高官厚祿，究是維持其地位的重要條件。魏晉以後，門閥之家，所以能常居高位，實緣九品中正之制，爲之維持之故。隋時，把此制廢了，又盡廢鄉官。於是要做官的人，在本鄉便無甚根據，而不得不求之於外。門閥之家，在選舉上佔優勢，原因其在鄉里有勢力之故。離開了鄉里，就和“白屋之子”無甚不同。而科舉之制，又使白屋之子，可以平步而至公卿。
於是所謂閥閱之家，除掉因相沿的習慣，而受社會的尊敬外，其他便一無所有。此種情勢，終難持久，是不待言而可知的。所以一到五代，就要“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了。這固然有階級平夷之美，然而舉士本於鄉里，多少要顧到一點清議。清議固然不能改變人的心術，卻多少能檢束其行爲。所以無恥之事，即在好利幹進之徒，亦有所憚而不敢出。至於離開了鄉里，就未免肆無忌憚。就有蹇驢破帽，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的。所謂氣節，遂蕩焉以盡。藩鎮擅土，士亦爭樂爲之用。其結果，自然有像馮道般的長樂老出來了。宋代士大夫的提倡氣節，就是晚唐、五代的一個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