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處的時代的性質已約略表過。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着時代走的。他雖然還相信一個有意志有計劃的天帝，但那已經不是可以用犧牲玉帛賄買的天帝，而是在無聲無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絕口不談鬼神的奇蹟。有人向他請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請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遠之”，教人“祭如在”。“遠之”就是不當真倚靠它們；“如在”就是根本懷疑它們的存在了。不過既然根本懷疑它們存在，爲什麼還要向它們致祭，爲它們舉行繁縟的葬禮，並且守着三年的喪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報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則於心不安，於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儀節的迷信意義剝去，只給它們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義，這種見解雖然不必是孔子所創，在當時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張上，孔子卻是逆着時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復古爲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貴族腳下安守舊分的民衆。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是歷史興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語。他盡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後，覺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華，文物燦備，不禁說道：“吾從周！”除了一些小節的修正，像“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等等以外，他對於西周盛時的文物典章全盤接受，並且以它們的守護者自任。他盼望整個中國恢復武王周公時代的舊觀。
他的理想怎樣實現呢？照他不客氣的看法，只有等待一個“明王”出來，用他弼輔，像武王之於周公。手把大鉞的周公，那是他畢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還因“不復夢見周公”而慨嘆自己的衰頹。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於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實現一部分。他對於管仲也是不勝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小小的千乘之國付託給他，如鄭國之於子產，他的懷抱也可以稍爲展舒。他的政治理想雖高，他對於一個弱國處理的切實辦法，並不是捉摸不着。有一回，他的門人子貢向他問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見信”。問：若不得已在三項中去一，先去那項？答道：“去兵。”再問：若不得已在餘下的兩項中去一，先去那項？答道：“去食。從古都有死，人民沒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說：“一個國家，不怕人口少，只怕人心不安，不怕窮，只怕貧富不均。”這些話顯然是針對着大家只知道貧弱爲憂的魯國而發的。
“假如有用我的，僅只一週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說。
第四、孔子的政治實踐
但是誰能拔用孔子呢？魯昭公不用說了，他十九歲即位，“猶有童心”，況兼是個傀儡。孟孫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門人，但他還是個後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強，大權獨攬。但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禮樂，致孔子慨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發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齊國跑。
他到齊國，大約是避亂的成分少，而找機會的成分多。這時距齊人滅萊之役已五十年；景公即位已三十一年，崔國、欒、高諸巨室已先後被滅，陳氏已開始收拾人心，蓄養實力。景公固然不是個怎樣的賢君，他的厚斂曾弄到民力三分之二歸人公家；他的淫刑曾弄到都城的市裡“履賤踊（被刖者所用）貴”。他聽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類的話，當然要皺眉。但他聽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一類的話卻不由不大讚“善哉！善哉！”但不知是他的眼力，抑或是他的腕力不夠呢？他始終沒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齊七、八年，雖然養尊處優，還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個葫蘆，被人“繫而不食”。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麼？乘着魯定公即位（前509年），魯國或有轉機，他便回到祖國。
他歸魯後約莫三四年而陽虎的獨裁開始，眼光如炬的陽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會幹謁到他的，卻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個窮儒。依禮，貴臣對下士若有饋贈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貴臣門上拜謝。於是陽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時候，送一大方熟豬肉給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後去拜謝。可是他們竟在途中相遇，陽虎劈頭就說：“來！我和你說句話。懷着自己的寶貝，卻瞞着國人，這可謂仁嗎？”孔子只得回答道：“不可。”“喜歡活動，卻坐失時機，這可謂智嗎？”孔子只得答道：“不可。”陽虎道：“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歲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只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沒有出仕，而陽虎已倒。這時他機會可真到了。他的門人孟懿子因爲發難驅陽虎的大功，在政府裡自然爭得相當的發言權。季孫氏一方面爲收拾人心，一方面感念孔子不附陽虎，便把司寇一席給他。這時孔子有五十多歲，距鄭子產之死有二十多年。
子產的人格和政績是孔子所稱讚不厭的。他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時孔子的地位也有點和子產的相像；鄭之於晉、楚，猶魯之於齊、晉；鄭之有七穆，猶魯之有三桓。所不同的，子產自身是七穆之一。而且得七穆中最有力的罕氏擁護到底；孔子卻沒有一田半邑，而他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只有三個月，雖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從定公十至十二年）。但他在無可措施中的措施也頗有子產的風度。
前500年（定公十年）孔子輔佐着定公和齊景公會盟於夾谷（齊邊地）。有人向景公說道：孔丘這人雖熟悉禮儀，卻沒勇力；假如叫萊兵逼脅魯侯，必定可以得志。景公依計。不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孔子，早就設着武備。他一看見萊兵，便護着定公退下，並命令隨從的武士們動手；接着說一番“夷不亂華……兵不偪好”的道理，直斥齊人此舉，於神是不祥，於道德是不義，於人是失禮。齊侯氣沮，只得遣退萊兵。臨到將要結盟，齊人在盟書上添寫道：“齊師出境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立即命人宣言，齊人若不歸還汶陽的田，而責魯人供應，也照樣受神罰。後來齊人只得歸還汶陽的田。
孔子在魯司寇任內所經歷的大事，除了夾谷之會，便是前498年的“墮三都”運動。所謂“三都”就是季孫氏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和孟孫氏的成邑，“墮三都”就是要將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費、郈都是舊日家臣叛變的根據地，而費邑自南蒯失敗後，不久便落在另一個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陽虎的黨羽，陽虎既倒，他還屹然不動。“墮三都”一方面是要預防家臣負隅作亂，一方面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來的政治主張相符的，故此他對於此舉，極力贊勸，雖然主動卻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門人子路，這時正做着季氏的家宰的。子路的發動此事原是盡一個家臣的忠悃。
此時費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墮不可的。季孫氏地廣邑多，毀一城滿不在乎。但叔孫和孟孫二氏各毀一大城則元氣大損，這也是於季孫氏有利的。叔孫氏猶有侯犯之亂可懲，至於孟孫氏墮城，好比一個無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劑大黃巴豆，完全是犯不着的。所以墮城議起，他一味裝聾，後來定公率兵圍城，沒有攻下，便把他放過。但郈、費到底被墮了，墮費最費氣力，孔子受季孫氏三個月的倚任就在此時。原來公山不狃不待季孫氏動手，先自發難，率費人襲入都城，定公和三桓倉皇躲進季孫氏的堡中，被費人圍攻着。叛徒快到定公身邊了，幸虧孔子所派的援兵及時趕到，把費人殺敗。其後不狃勢窮，逃往齊國。
墮費之役孔子雖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497年），孔子便辭職，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有人說是祭餘的燒肉沒有照例送到，有人說是季孫氏受了齊人的女樂，三日不朝。孰是孰非，無關宏旨。總之，季孫氏的勢力完全恢復了以後，再沒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維持向日對孔子的禮貌了；魯國再沒有孔子行道的機會了。他只好再到外國去碰碰運氣，雖然他不存着怎樣的奢望。如魯國一個守城門的隱者所說，他原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爲之者”。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齊的韶樂雖然值得孔子再聽，齊景公卻不值得他回顧。衛雖小國，地理上和政治上卻最與魯國接近。恰好這時子路的僚婿彌子瑕甚得衛靈公的寵信。去職的次年，孔子便領着一班弟子來到衛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陽西南）。這時距衛人第一次避狄遷都——從朝歌（在今河南淇縣）遷到楚丘（在今河南滑縣）有一百六十多年，距衛人第二次避狄遷都——從楚丘遷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當第一次遷都時，朝歌的遺民男女合計只有七百三十口。經過長期的休養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嘆道：“好繁庶呀！”給孔子駕車的弟子冉有忙問：“既繁庶了，還要添上什麼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還要添上什麼呢？”“添上教。”
但此時衛靈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顛倒，那裡有閒心去管什麼富咧，教咧，只照例用厚祿敷衍着孔子。孔子居衛些時，覺得沒味，便又他去。此後十多年間他的行蹤，記載很缺略，而且頗有參差。我們比較可以確知的，他離衛後，到過宋、陳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間在陳住了好幾年；前485年（魯哀公十年）自陳返衛；約一年後自衛返魯。此外他也許還經過曹、鄭，到過故蔡以外的楚境。在這長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獨遇不着一個明君，而且遇了好幾次的生命危險。當他過宋時，向戌的曾孫桓魋不知因爲什麼對他發生惡感，要殺害他，幸虧他改裝逃脫。當他過匡（鄭地？）時，受過陽虎荼毒的匡人錯認他是陽虎，把他連羣弟子包圍起來。幸虧匡人沒有錯到底。在陳、蔡的邊境時，因爲無“上下之交”糧糈斷絕，他和弟子們曾經餓到站立不起。
這些困阨並沒有壓倒孔子的自信心。當在宋遇難時，他說：“天生德於我，桓魅其奈我何！”當在匡遇難時，他說：“文王死了以後，文教不在這裡嗎？難道天要廢棄這些文教嗎？難道後來的人不得承受這些文教嗎？天沒有廢棄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過不少隱者的譏諷。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兩個並耕的農人問渡頭的所在。甲說：“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魯孔丘麼？”“是的。”甲說：“這人便知道渡頭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請問。乙說：“您是誰？”子路答：“是仲由。”“是魯孔丘的徒弟麼？”“是的。”“滿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誰能改變它呢？而且您與其跟隨到處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隨避世的隱士呢？”乙說完了，不斷的覆種。子路回去告訴孔子。孔子說：“鳥獸是不可與同羣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卻和誰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變它了。”
但政治方面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熱情終於不得不轉換方向。當他最後由蔡回到陳的時候，他嘆道：“歸罷！歸罷！我們這班天真爛漫的小子，好比織成了文彩斐然的錦，卻不知道怎樣剪裁。”這時他已隱然有以教育終餘生的意思了。這時他確已老了，他已六十八歲了，雖然他一向總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第五、孔子的教育事業及其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