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到戰國，是由奴隸制轉化到封建制的社會大變革時期。當時，社會上許多名物制度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常常是原來的名稱與新的實際不相符合。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舊有奴隸制等級制度的破壞，新興地主階級登上統治地位後進行的權力再分配等，使原來上下貴賤的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僅諸侯國的統治者稱王稱霸，周天子形同虛設，甚至卿、大夫也有把舊諸侯推翻而掌握政權的。這樣，舊有的等級名稱與現實的政治關係已經不相適合了。所以，許多政治家、思想家對“名”（名稱、概念）與“實”（內容、實際）的關係問題都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之間進行了長期的爭論。
關於“名”“實”關係問題的爭論，在孔子時主要還是着眼於一些具體事物的“名實”關係。而到戰國時期，則進一步發展到對概念的規定和分類、判斷、推理等邏輯問題的研究。當時，出現一些被稱爲“辯者”或“名家”的學者，他們主要從事於辯論中的邏輯問題，其中的主要代表有名家惠施和公孫龍，後期墨家也參與了這一辯論。
一、惠施的明辨思想
惠施（前390—前317年），宋國（今河南商丘市）人，戰國時政治家、辯客和哲學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曾做過魏國的相，與莊子經常辯論問題。他的著作已全部散失了，現在僅能根據《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的片段記載，對他的思想進行分析研究。
據說惠施十分博學。《莊子·天下篇》中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不知這五車書是他的著作，還是他讀過的書。他也很有辯論的才能。當時，有人曾問他關於天地所以不墜不陷的道理，據說惠不假思索，滔滔不絕地講了萬物的道理，還覺得不夠。
惠施在政治上曾爲魏國立新法，但由於一些大臣的反對，而未能實現。他還提出“王齊王”，擁護齊國統一天下。另外，據《呂氏春秋·愛類篇》中記載，惠施還主張“去尊”，但詳細內容沒有記載，已不得而知。惠施還鼓吹“泛愛萬物”和“偃兵”等說教，不主張用暴力來解決統一的問題。以此看來，惠施很可能是封建貴族保守派的思想代表。
這一思想在古代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它對發展人的認識，促進人們正確認識事物的發展、變化，弄清概念含義的條件性，是有一定意義的。惠施這些思想含有一定的辯證法因素，他在一定程度上直觀地猜測到了事物運動中包含着矛盾。惠施關於“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的命題正是對於機械位移和生命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一種直觀的猜測。
但惠施並不能全面地瞭解事物的同和異的關係，他片面誇大事物和認識的相對性，而不談事物和認識在一定範圍之內的絕對性，這樣，又陷入了相對主義。而且由於惠施抽象地來談論事物和認識的相對性，有些命題就成了荒謬的詭辯。
根據《莊子·天下篇》中記載，惠施經常和別人進行爭論的哲學和邏輯思想，主要有十個命題，關於這十個命題，沒有更詳細的記載，很難給予確切的解釋。但從中可以看出惠施的主要思想傾向。
[1]“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2]“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裡”。
[3]“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6]“南方無窮而有窮”。
[7]“今日適越而昔來”。
[8]“連環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第一個命題是講空間的無限性和相對性的問題。《管子·心術上》中曾講道“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是具體形容“道”的無所不在。惠施這裡可能是對《管子》的說法作一個邏輯上的概括，而成爲講空間的無限性和相對性問題。“至大無外”是講大到無所不包；“至小無內”是講小到不能再有所分割。這兩個命題本來含有宇宙空間的大與小都是無限的意義。但是由於惠施離開具體的大、小而只從抽象的大、小概念上來論證，這樣他所謂的“無外”和“無內”，就意味着“至大”之外再沒有大了，“至小”之內也再沒有小了。因此，這也就在實際上又否定了宇宙空間大、小的無限性。
因爲，不管事物之間是“大同”小異還是“小同”大異，也不管“大同”與“小同”之間又有什麼不同，這些“同”或“異”都只是具體事物之間在互相對比之中的“同”、“異”。如果從事物的根本上來講，萬物既可以說是“畢同”，也可以說是“畢異”，這纔是事物的“大同異”。
這個命題的思想方法與第一個命題的思想方法是相通的。從“至大”到“至小”，事物沒有一個是大小相同的，這就是說萬物都不同，然而不論“至大”還是“至小”，又都是“一”，這就是說萬物都相同。惠施這一思想與莊子“齊萬物爲一”的思想有一致的地方。
關於第五個命題，有“大同”，也有“小同”，“大同”則小異，“小同”則大異，“大同”小異和“小同”大異是不同的，但無論這種不同如何，它都只是“小同異”而已。惠施從論證空間大小無限性中也看到了大、小有相對性的一面。因此，他給“至大無外”下定義叫“大一”，給“至小無內”下定義叫“小一”，說明同是“一”從不同角度看就有大、小之別。這具有辯證法的因素。但也由於他是脫離具體事物的大小來論證大、小的相對性，因此又陷入了把“至大”、“至小”都抽象地命名爲“一”，這就有可能導致否定大與小之間的質的差別，以至爲相對主義開了後門。
《莊子·德充符》中就講：“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但是，惠施的萬物“畢同”、“畢異”的命題與莊子根本否定事物的差別的觀點還不完全相同。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講同和異的相互聯繫，講同異之間有統一性。所以後人稱惠施這種對同異的看法爲“合同異”。
上述命題是惠施哲學的主要命題，其中，第二、第三、第六、第九四個命題是講空間上的相對性；第四、第七兩個命題是講時間上的相對性；命題八則是對當時流傳的連環不可解說法的一種反駁。惠施在這些命題中，從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說明高低、大小、中央與四周等事物的空間關係都是相對的。如“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裡”，“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等。從事物不斷的變化中，說明生死、今昔等事物的時間關係都是相對的。如“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日適越而昔來”等。
據《戰國策·齊策》中記載一個故事，有一次秦昭王派使者送一玉連環給齊君王后，並說，齊國智士很多，能解這個連環嗎？齊君王后把玉連環給各位大臣看，大家都不知怎麼解。齊君王后就用錐子把玉連環一下子打破了，交給秦國使者說，就這樣解了。
惠施可能根據這種事實認爲，這也不失爲解連環的一種辦法，以說明沒有絕對不可解的東西，可解與不可解也是相對的。
二、“離堅白”與“白馬非馬”說
公孫龍，姓公孫，名龍，生於公元前320年，卒於公元前250年，戰國時期趙國人，中國戰國時期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做過趙國平原君的門客，曾是當時著名的辯者、邏輯學家，其思想特徵是“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以“白馬非馬”著稱於世，被稱爲“離堅白”學派的主要代表。他的著作一部分失散，現存《公孫龍子》一書共有六篇，其中第一篇《跡府》是後人編集的有關公孫龍的事蹟。其餘五篇：《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基本可信是公孫龍的作品。
公孫龍的思想，據《淮南子·齊俗訓》分析是“別同異，離堅白”。“別同異，離堅白”從實質上說，就是把事物性質孤立地加以誇大，強調絕對分離，從而否認其間有統一的聯繫；反映在邏輯問題上就是認爲每一概念都是孤立自存的，片面強調概念之間的差別和獨立性。所以，他與惠施“合同異”的思想是有區別的。惠施通過事物相對性的分析，強調事物的“畢同”、“畢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