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闡告子》一文中說：“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又說：“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很（狠）忌非固有。”龔自珍發揮告子的思想，對於反對天賦性善論是有一定意義的。可是，龔自珍在晚年又認爲這一思想符合於佛教天台宗的“佛性”說，這就減弱了它的意義。
這是說，“情”是與生俱來，一種自然的、真實的感情。他主張，對這樣的“情”，應當“宥”，即寬容。他曾自述對於“情”的認識過程說：“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他認爲，對於“無如何者亦受”的“命”，人們無法抗拒它，但對於自己真實的“情”，則應當任其自然發展。所以他說：“夫我也，則發於情，止於命而已矣。”他反對把人的不同感情、才能強納入一個模子，所以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認爲如用各種要求去限制各人的特性，那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如他說：“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發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謂神技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韌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於山，而勿水之思也；矯羿之弓，捉僚之丸曰，東顧勿西逐，西顧勿東逐，則四子者皆病。”龔自珍關於“宥情”的思想，在當時具有要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意義。
三、魏源的“師夷之長技”
魏源，字默深，生於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死於1857年（清咸豐七年），湖南邵陽人。他在當時是與龔自珍齊名的著名學者和先進思想家。他也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曾做過知州等官。鴉片戰爭時期，他親自參加了抵抗英國侵略軍的鬥爭。但他也組織過地主武裝——“團練”，打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
他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早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知識，鼓吹採用機器生產的代表人物。在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中，不單是從西方買進一些新式武器或機器，而更主要的是他提出了建立民族工業的主張。他說：“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機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他的思想反映了19世紀中期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開始投資於新式工業的要求。他的主要著作有《海國圖志》和論文集《魏源集》等。
他並且認爲，這是使中國獨立富強的根本。當時，那些封建頑固派竭力阻撓發展新式民族工業，胡說機器生產是什麼“奇技淫巧”，是“形而下”的“器”，發展機器生產將“壞我人心”，等等。魏源對這種頑固反動思想進行了批駁，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認爲只要對國計民生有利，就不是什麼壞東西，就應當提倡、發展。
在魏源的文章中，他堅決反對宋明理學和乾嘉以來考據學的空談。魏源爲了尋求國家富強的道路，論證改革的必要，還考察了古代的歷史。他認爲，歷史的發展是不斷進步的。他肯定歷史上以郡縣代封建，以科舉代裡選，以一條鞭法代兩稅制，以僱役代差役等，都是歷史的進步。因此，他認爲，隨着時代的變化，各種制度也必然要隨之變化，而且是“變古愈盡，便民愈甚”。
這是說，把古代不適合的制度改革得越徹底，就越適合當時的情況，便利當時的老百姓。他舉列代的賦稅制爲例說：“雖聖王復作，必不捨條編而復兩稅，舍兩稅而復租、庸、調也。”
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羣便者變則不可復”。由於歷史和階級的侷限，魏源並不能揭示出歷史不斷進步的真正原因和規律。而只是對歷史的進步作了現象上的一些描述。但是，就他肯定今勝於古，並以此作爲他要求改革的根據這一點來講，在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他從歷史不斷前進的思想出發，對當時封建頑固派保守復古的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說“莊生喜言上佔”，“宋儒專言三代”，然而上古之風，三代之制，都是“必不可復”的。他認爲，瞭解學習過去的東西一定要適合當前的具體情況，而不能剿襲、守陳案。他舉例說，讀古代“黃農之書頂醫書”，而用來殺人，這種人人們稱他爲“庸醫”；同樣，“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因此，他認爲：“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而不應當拘守於一種不變的樣式或框框。他得出結論說：“執古以繩今，是爲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爲誣古；誣今不可以爲治，誣古不可以語學。”
鴉片戰爭的失敗，在當時一些進步的人士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如何使中國富強起來，以抵禦外國侵略者，是當時進步人士迫切關心的問題。魏源關於歷史不斷革新進步的思想，這時也就開始具體化了。他反對封建頑固派在一切方面都採取閉關自守的保守立場，主張必須打開眼界，瞭解世界情況。因此，他在鴉片戰爭後編寫了《海國圖志》一書，介紹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等情況，公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
他號召人們要學習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和先進的生產技術。他認爲，中國人是有智慧的，過去在科學技術上並不落後，中國的物產資源也是豐富的，因此只要奮發圖強，努力學習，“盡得西洋之長技爲中國之長技”，集中世界各國的長處，一定能迎頭趕上，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他還說：“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在當時中國備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欺辱和壓迫下，魏源能提出這些自信自強的思想，是十分可貴的。“師夷之長技”是當時魏源提出的富國強兵的一條具體途徑。
魏源“師夷之長技”的革新思想，應當說比龔自珍“平均論”的變革思想大大地前進了一步，這是因爲他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洗禮。魏源的這些思想，可以說是以後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先聲。
四、“經世之用”的哲學思想
魏源反對“心性迂談”和“玄虛之理”，提倡“親歷諸身”和“驗諸實事”，能“經世之用”的學問。這反映在他的認識論上，有比較豐富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
魏源認爲，人的聰明才智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獲得的。他說：“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豈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參也。”
在通過後天人爲努力而獲得知識的問題上，魏源又強調了直接經驗的重要。他認爲，從間接經驗來講，現代人的經驗比之古代人的經驗重要，“身教”比“言教”重要。他說：“播十四經之編，無所觸發，聞師友一言而終身服膺者，今人益於古人也；耳聒義方之灌，若罔聞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親於言教也。”
天資聰明的人與天資愚笨的人一起學習，聰明人不努力，結果越來越愚笨，愚笨的人努力，結果越來越聰明。這難道是天資和人爲互相變易了嗎？回答是，這說明天資與人爲必須結合起來，這也就是說，魏源認爲，即使有了聰明的天資，如果沒有後天的努力，也不能獲得智慧，反而會變得愚笨；相反，即使天資較愚笨，如果後天努力，就能獲得智慧，變成聰明。魏源在這裡着重強調了智慧、才能的獲得，主要要靠後天人爲的努力。後天人爲的努力，完全可以改變天資的自然差別。所以，他又說：“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中人可易爲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
由此，他也反對了“聖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先驗論。他說“聖其果生知乎，安行乎”，而間接經驗與直接經驗相比，則直接經驗又更爲重要。他說：“披五嶽之圖，以爲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海之廣，以爲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爲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意思是說，翻看五嶽地圖，自以爲很瞭解山，其實不如樵夫親自走過所瞭解的清楚；談論滄海如何廣大，自以爲很瞭解海，其實不如商人親自看到所瞭解的確實；熟讀名貴菜餚的菜譜，自以爲很瞭解菜餚的味道，其實不如廚師親自品嚐所瞭解的真切。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即是說，哪有不經過親身的接觸和實行而能獲得知識的呢，他還認爲：“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自非設身處地，烏能腿盂水爲方圓也。”
對於“今”與“古”的關係，“物”（別人的意見）和“我”的關係，他在講道“今必本於古”，“物必本於我”的同時，也着重強調了“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和“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的思想。而且認爲，“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即不同意見的互相推難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魏源的這些思想反對了主觀主義，提倡尊重客觀實際，爲19世紀下半期的學術界開創了一個新風氣。
他把人的認識比喻成“水”，把客觀事物比喻成“盂”，認爲“水”必須隨“孟”的方圓爲方圓，所以人的認識，必須隨“古今”、“南北”之不同，而“設身處地”去加以考察，然後才能使認識符合於“古今”、“南北”的不同情況。他反對憑空虛構的理論，認爲：“匡居之虛理驗諸實事，其效者十不二四。”意思是說，坐在屋裡談論的空道理，拿出去用實際事物檢驗一下，能夠行之有效的，恐怕十個中連三四個也沒有。
他還說：“自非衆議參同，烏能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也？”因此，他的結論是：“人非人不濟。”意思是，人們的認識必須互相補充，互相切磋，互相綜合。應當指出，魏源這裡講的“衆議”，並不包括勞動人民的議論在內的，因爲在他看來勞動人民處於鄉野，見聞閉塞，沒有知識，所以他所要“參同”的“衆議”，也只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的議論；但是，他能注意到“獨得之見”不如“衆議”，注意到要吸收“衆議”，應當說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在認識問題上，魏源還注意到了“獨得之見”與“衆議參同”之間的關係。他認爲，“獨得之見，必不如衆議之參同也”，即個人的見解，一定不如經過綜合的許多人的見解。他斷言：“合四十九人之智，智於堯、禹。”
這就是說，“仁”這種道德品質不僅是天賦的，而且是永世長存的。他認爲，只要發揚這種“仁”，就可以達到“衆善齊歸而性大成矣”。在主觀和客觀的關係上，魏源強調了主觀必須符合客觀。他指出“事必本夫心”，即做事是否恰當，要靠思想的正確。但是，“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即思想的正確與否，必須受所做的事的檢驗。
他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生動地比喻成秤和物的關係，指出：“無星之秤不可以稱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這是說，秤上如果沒有標誌輕重的星，就無法去稱物的輕重，然而秤上的星是根據物的輕重標誌上去的，然後秤纔有衡量的作用，所以說是有了物的輕重才產生秤的衡量作用，不是秤的衡量作用產生物的輕重。這也就是說，主觀思想產生於客觀事物，要受到客觀事物的檢驗。在講道“法”與“人”的關係時，他也說“法必本於人”，即客觀的法則要靠人去運用，但同樣“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即人也必須遵照客觀的法則而不能任意造作。他以造車爲例說，如果只是“恃目巧，師意匠”，那麼即使像公輸般（魯班）這樣的巧匠也“不能閉造而出合”。
此外，在魏源的哲學思想中，還有許多唯心主義的東西。如他是一個“有神論”的鼓吹者，堅信鬼神的存在。他反對北宋張載“太虛聚爲氣，氣散爲太虛”，“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的唯物主義思想，認爲聖賢死後“魄降於地”，而“精氣”則“發揚於上爲昭明”，成爲神靈。他說：“五方之帝之佐，皆聖賢既沒之神爲之。”他狡辯說：“聖人敬鬼神而遠之，非闢鬼神而無之也。”
他竭力提倡所謂“陰教與王治輔焉”的“神道設教”，說什麼“鬼神之說，其有益於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懾之”。又如，他是一個天賦“性善”的鼓吹者。他說“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賦以此種子之仁”，“心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氣以生死矣”。
魏源的哲學思想，反映了這一時期地主階級進步思想家既想改變舊制度的積弊，又不能徹底與舊制度決裂；既不滿意於舊思想的牢籠，又受到舊思想的嚴重束縛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