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生於1854年（清咸豐三年），死於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也是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當時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他十四歲時考入福州船政學堂，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國留學，回國後，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
戊戌政變後，他同康有爲一樣，仍舊堅持改良主義路線，變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敵人。五四運動時期，他反對新文化運動，又成了封建復古派的代表人物。嚴復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翻譯家。1896—1908年間，他先後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他的著作有《嚴幾道文鈔》。在他所翻譯的哲學和社會政治的著作中，附有“按語”，也表達了他的哲學和社會政治觀點。
一、宣傳民主自由
嚴復在分析西方各國的富強時提出，中國如要富強，則必須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培養大批掌握自然科學的人才。中日甲午戰爭後，他發表了許多鼓吹變法維新和救亡圖存的論文。1897年，他在天津創辦的《國聞報》，成了當時宣傳資產階級新文化的一個重要陣地。1898年，他向清朝皇帝上了萬言書，提出了變法維新的具體綱領。在改良主義政治運動中，他系統地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自然科學理論和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在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鬥爭中起了重要的影響。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對封建主義的君權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時，宣傳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作爲他變法維新的思想武器。
海涅曾經稱讚康德，說法國的羅伯斯庇爾殺死了一個國王，康德卻把上帝殺死了，“在思想領域內，這位偉大的破壞者伊曼努爾·康德在恐怖主義上遠遠超過了羅伯斯庇爾”。海涅肯定康德這個理論上的貢獻爲1848年歐洲的政治革命做了前導。恩格斯同意海涅對康德的這個評價。嚴復取消有所謂超人智能的聖人，在中國近代史上也具有類似的意義和影響。
在戊戌變法前後這一時期，嚴復提倡自由和民主，在理論上系統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批判中國的封建君主，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由於中國近代史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也由於嚴復本人沒有完全擺脫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嚴復在介紹和闡述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理論方面，雖有比較系統和明確的一面，但在實際政治的主張方面，卻也有比較軟弱和保守的一面。即使在戊戌變法前他的思想比較激進的時期，他對封建君主的態度，也沒有達到他在理論上的批判所應有的結論，而是停留在改良主義的範圍內。
戊戌變法以後，嚴復專心譯述，系統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著作，對於中國人民直接瞭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還是很有幫助的。這些翻譯工作使他成爲在中國近代史上介紹西學最早的主要代表人物。
嚴復說，學術上要求黜僞崇真和政治上要求屈私爲公，中國過去雖然也有這樣提倡的，卻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而西方國家常常能做到，“則自由與不自由異耳”，即西方社會的人民有自由，而中國的人民沒有自由。因此，他介紹了西方作爲提倡人民自由的理論基礎即盧梭的天賦人權論。他說：“彼西人之言日，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
他還進一步闡述，西方國家的富強雖然有賴於自然科學，但自然科學的發達只是西方文化發達的主要表現而已。西方國傢俱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其根本原因是什麼呢？“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
人的自由是天賦的，人有了自由，纔算發揮了天給予人的稟賦和權利。人人具有自由，反對任何人侵犯個人的自由，即使帝王也不能例外，侵犯個人的自由，既遭到輿論的制裁，又要受法律的懲罰。他指出，這個天賦人權所倡導的自由，完全與中國傳統的思想對立，“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如果中國希望科學發達，刑政公平，就非打破中國聖賢所畏懼的禁條，以提倡個人自由不可。
但是，這一時期他的政治思想卻逐漸趨向保守，對某些資產階級進步的政治理論，也由過去的讚揚轉變爲反對。例如前面曾談到，他在戊戌變法前，一再引用盧梭的天賦人權論以批判中國的封建。這一時期他卻又明確反對盧梭的這種思想，說什麼“盧梭民約，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由，此語大爲後賢所呵”。
他對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則公開加以抨擊，討厭這些人“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認爲民族主義的思想對自強圖存並無幫助，說“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
嚴復這種主張出來後，當即遭到章太炎的反駁。章太炎諷刺他只圖私利，已完全不敢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要求了，“故革命立憲，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樂，日營菟裘以娛老耳”。辛亥革命後，嚴復在政治上變爲反動，參與籌安會爲袁世凱復闢帝制效勞，居然聲稱“以不佞私見言之，天下仍須定於”，“國事危岌……一線生機，僅存復辟”。
雖然當時的洋務派看到了西方國家強大的表面現象，也承認要向西方學習，但他們想學習的僅在“汽機兵械之論”，而不知這些機器軍械的先進是由於“天、算、格致之最精”。嚴復將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提到了首要地位，在當時的中國極端守舊的知識分子中，具有對封建主義舊學進行鬥爭的先進啓蒙作用。嚴復分析，正是由於自由與不自由的不同，中西社會產生一系列具體的差別：“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其於學術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重新知”等。
嚴復在這裡自認爲只是對類型不同的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所以得出“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的錯誤論斷。但從具體內容看，嚴復指出了西方文化是創造的、發展的，“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國文化是守舊的、停滯的，“中之人好古而忽今”，多少已看到是產生文化的社會性質和發展階段的不同。因此他最後得出結論，這兩種文化相遇後，中國一些高官厚祿的官僚“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企圖逆潮流而守舊頑抗，不向西洋學習，不用西洋之術，就是“狂易喪心”的人了。
根據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他對中國封建君權論進行了批判。他說，中國自秦以來，各朝代的政治“雖有寬苛之異”，但都是“以奴虜待吾民”。寬待人民，事實上也只是寬待奴隸；撫慰人民，事實上也只是撫慰奴隸。統治者對待人民有如奴隸，人民也常以奴隸自居，完全沒有自由。
人民的自由本來是天所賦予，生來就具有的，現在卻被統治的君主所竊據，使人民毫無獨立自主的權利，這就是所謂“大盜竊國”。君主從人民手中竊取權利以後，又怕人民覺醒起來奪取這些權利，於是制定各種法律欺騙和壓制人民，“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以達到長期騎在人民頭上奴役人民的目的。本來人民是“天下之真主”，但這些竊國大盜和他們的幫手，卻製造什麼“有命自天”的天命論或天生聖人的聖人說，來爲他們竊取的政權辯護。
他又從西方歷史上說明，他們現在的人權、自由、平等這些思想深入人心，又與三百多年以來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確立密切相聯。自從哥白尼建立太陽中心說以後，地球失去了作爲宇宙中心的地位，基督教神學賦予天的崇高地位起了變化。天只是蒼蒼然自然的天，並不是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天，因而傳統的上下觀念也發生變化，“無所謂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這樣，天生的貴賤之說也就失去了根據，王權神授的思想逐漸瓦解，“此貴賤之所以不分，而天擇之所以無取也”。在新的科學的自然觀的影響下，天賦人權的學說，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就陸續產生了。
首先，嚴復從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說的觀點批判韓愈的這個聖人說。他說，人生來本是自由的，各人從事生產和交換等相生相養的事，但有些內部矛盾需要解決，有些欺奪侵害的事有待防衛，“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爲之君”。
一個社會集團共同約定推舉君主後，由君主設置官吏，建立法制和軍隊，以保衛這個集團人民的生活和生產。因此，君主是爲了防衛人民被欺奪侵害不得已而產生的。如果沒有欺奪侵害就不會產生君主。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應該說：“君不能爲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
但中國自秦以來的君主，卻正與這種情況相反，其本身即成爲對人民“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韓愈卻吹捧君主是天生的聖人，只發布命令，卻不爲民除害，而且還說君主的存在與天地一樣長久，這是完全爲君主辯護的錯誤論調。其次，他從天道自然的唯物主義觀點進行批判。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自然而然，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並無好惡存於其間，並不區別上下貴賤。但韓愈的聖人說遵奉最強梗欺奪之一人，命令一切，指揮一切，爲所欲爲，令億萬人民苦其筋力，勞其神慮，供養和侍奉他，稍不如意，則加誅戮。這樣的君主“怒則作威，喜則作福，所以見一國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這是將目光只偏向一人，卻看不見億兆老百姓，“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
他指出韓愈的聖人說自相矛盾，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照韓愈的說法，聖人具有特殊的才能，教導人民“相生相養之道”，似乎沒有聖人，人民就不知道如何生活。嚴復反駁說，如果有這樣的聖人，或者這樣的聖人及其祖先是非人的神之類，或者是具有能更高飛的羽毛、更厲害的鱗介爪牙的怪禽怪獸，才能免於天災和禽獸的侵害，不然，其本身早已夭亡，如何保衛和教導一般人相生相養之道？況且，一般人若真是寒不知衣，飢不知食，這些人也早已夭亡，所謂聖人又怎能找到這些人作爲他發號施令的對象呢？從中國的歷史事實來看，中國的君主大多數都是“生於帷幅，長於阿保，其教育之法至不善，故尊爲明聖，而其實則天下之最不更事人也”。因此，他認爲尊君主爲聖人完全是一種欺騙。中國的君主，“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竊取人民的權利，奴役人民，供其一家享受。一代朝廷的興亡，只是一家一姓的興亡，與人民了不相干，人民永遠受壓制愚弄，所以只能得出結論：“此之制，所以百無一可者也。”
嚴復對聖人說進行的批判，不但動搖了自韓愈以後由宋明道學所建立的思想支柱，而且爲中國即將推翻封建君主從理論上掃除了思想障礙，雖然他本人當時並沒有得出這樣革命性的政治結論。
二、《天演論》及其進化論思想
《天演論》實際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治論文。該書認爲萬物均按“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變化，“物競”就是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優種戰勝劣種，強種戰勝弱種；“天擇”就是自然選擇、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的過程中進化演進的。聯繫甲午戰爭後國家危亡的狀況，向國人發出了與天爭勝、圖強保種的吶喊，指出再不變法將循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亡國亡種！《天演論》揭示的這一思想，結合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及西方哲學思想，使當時處於“知識饑荒”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如獲至寶，產生了發聾振聵的影響。